论历史学票友的基本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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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1 16:49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论票友的基本修养
碎瓦
上半年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著名学者马俊亚在会上做主题发言时，自称为“历史学的票友”。如此谦冲自牧自然是令人仰止的，但我却实在不能接受。因为像我们这种非专业的历史从业人员，向来以“票友”自居，游戏畛域，即使做不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也好以这个身份遮蔽才质的庸碌。想起初进馆时，听老前辈谆谆教导：我们这一行啊搞历史，达不到人家那个专业水准，顶多就是个票友——深以为然。如今大佬非要坐这个位置上，那咱可不就是无地自容了。
在众多人文学科里，历史学是最要求严谨论证的学科，讲究以原材料为中心(source-oriented)，“句句有出处”，连缀史料导出的观点要有严密的逻辑链支撑。就像考古挖出些文物碎片，先要确凿其质地和年代，再慢慢拼凑出文物本来的样子，这个拼凑的过程绝不是无端之想象，要参考既有类似样本的模样，要反复验证实际上的合理性。所以有人把研究历史问题比喻成推理破案、寻找真相的过程，有客观的真实要求，也就需要科学和理性的态度。
史学之难，难在虽可单列一科，但与各人文科学之间暗通款曲，交织复杂，治史者需见得其点线面体，方可把握史实的基本面貌。真正有志于钻研历史的学者，要有大把的时间埋首于故纸堆，要“专精”也要“博通”，非坐得数十年如一日的冷板凳不可。故而常有人说，历史是老人家的学问，“青年史学家”的头衔固然常见，但能真正戴稳的却寥寥无几。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到互联网时代，如今亦要有强大的资料收集和信息检索能力，梯山航海，彼岸漫漫，怕是多少历史学人必经的心路历程。
此外，历史还是个非常烧钱的东西。一般的资料，靠图书馆和网络资源可以解决大部，但终归还是要买一些难找的书，或去淘一淘古籍、逛一逛孔网，或者求助于电子书贩。珍稀的史料，如年代久远的名人信笺、品相良好的民国图书，轻易就成千上万；就算是免费公布的档案，第一时间就争取到差旅机会和路费跑去查阅，也不是人人都有的能力。90年代苏联解体后，“以商养学”的沈志华教授靠黄金生意赚的钱，跑去换来了上万份珍贵档案并编选出版，为冷战史别开生面。沈教授的治学精神我们或许是可以学一学的，但这挣钱的本事，大部分学者如何学得？
文化事业单位比如史志办、地方史办、党史办，大型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在工作中会接触到大量史料，倘若起了兴趣想要做点研究，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曾昭燏的学术成绩，离不开南京博物院的丰富资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吴元丰是清代满文文书的专家，看满文档案就是他的日常工作；一些著名学者，如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有过上海文史研究馆的经历，北京大学的王奇生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职。大陆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先生在二史馆查阅资料时，原本的课题是北伐战争，但他偶然发现一份并不在调阅单的资料，竟打开了学术的新门，这份资料就是蒋介石秘书毛思诚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类抄》。从此以后，杨先生一发而不可收，陆续接触了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档案、大溪档案，美国哈佛大学、国会图书馆等地所藏档案，为其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对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的上班族来说，一旦钻研起学术，就会发现时间上捉襟见肘，精力上疲于应付。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身份是票友，成果聊以自慰，做得好一些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也仅仅是注意而已。拿咱档案人来说，借接触第一手史料之便，八九十年代也曾站到历史研究的前沿，但随着学科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逐渐就落后了。票友们搞研究，优势在于背靠大树好乘凉，劣势也是容易只见这棵大树，不见森林。因为票友们的问题意识，往往肇发于手头处理的一批材料，组织文章时首先在通史、熟见档案中补缀，再引注一些相对好找的资料，大体便成形了，再修改增删多是章句枝节。如此一来，其实在史料的丰富程度和对比特性上，不但不强于一般的学者论文，甚至要逊色不少。因为随着网络资源的开放和风气的提倡，学界普遍提倡使用多方、多语种的史料引证，以显视角多样，格局打开。但常年身处体制单位的人，学养单一、目力狭促，做学术往往不够专业严谨，有时候还要闹笑话。
近些年来有许多学者著文为档案去魅，如桑兵教授认为“尘封的档案不可能完全掩盖历史的真相”，档案与其他记载抵牾而档案未必正确的情形经常出现，诚如斯言。档案人不仅对档案失实的情形有所体会，还苦于档案的价值和有效性参差不齐。因为说白了，档案多是旧时的文牍，自古以来文牍都充斥着官话、套话和废话——等因奉此之乎者也，还因年代久远而带来各种污损卷折、褪色洇染，基础的辨识就耗去大量精力，枯燥的感受在所难免，再鼓动起心思去做学术，并非一件易事。
但是在历史研究中，档案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关键在于如何去利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介绍了他的资料来源，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巴黎和几个省政府的档案，并对此评价道：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愿望、痛苦、利益和激情，通常迟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览政府档案不仅使人对其统治手段有一精确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
这句话就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被档案的“初衷”限制其使用。档案作为官方文件被制作出来，其原始的制作目的可能与后人的研究目的圆凿方枘，存在大量的“隐藏信息”可供发掘。学者可通过多种方式来利用，例如将某一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来定量分析。余新忠先生在《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会》里，通过折线统计图分别展示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瘟疫的关系，是为一剑走偏锋的典型案例；黄宗智先生借助满铁档案分析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和商品化特点，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还有一种方法是找到共性主题的档案去“讲故事”，尽可能丰富某一事件的细节，国外学者似乎用的更普遍些。如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茨堡的名作《夜间的战斗》，就是从看似荒诞不经的宗教法庭审判档案中采撷信息，深度展示了16世纪意大利弗留利地区的社会史和心灵史。国内的历史学家也有这种尝试，近年来比较出圈的作品，罗新《漫长的余生》和鲁西奇的《喜》也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占有史料自古以来就是历史学人的必修课，如今虽然依旧不可或缺，但事情却在发生变化。互联网时代之前，无论何种性质的史料都要实实在在拿在手里才叫占有；现在有了互联网，似乎资料存进硬盘、网盘就为我所用，其实大不然。笔者在网上加过一些“史料分享群”，许多人对电子史料孜孜以求，竭力包揽，就希望写文章时博作参考，方便引用。这算作一种“赛博治学”，好是好的，但若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却不注意历史资料的有效性与适用限度就是舍本求末了。史料如海，“搜罗备用”其实不如“用时搜罗”，把精力集中在思考问题上可能会更有助益。
再说史料固然重要，怎么用史料同样重要，做论文的功夫到底不在史料养分的堆砌，而在于对史料的处理。参加过多次研讨会后，笔者见识了一些尚不完善的论文，其中不乏史料丰富但处理欠缺章法的类型，就产生一种浪费。严耕望在《治史三书》里强调，新史料极其难得，可遇不可求，这时就要退而求其次——“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这当然是高明的研究者才能做到的，但普通人也可学习这种精神。譬如A关于某事有些许评论，B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但都三三两两、不成系统，你正好了解这方面的史料，那么综合处理一下，就可能会有更中肯的看法，或者能在前人的认识上进一跬步。
钱穆有云，学术上有成就的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和傻气，天资不高反而有可长进的空间。所以说票友们虽然比不上专业学者，但也并非没有一较短长的机会。我们的优势在于日常接触档案，不愁史料枯竭，关键是要从旧档案里看出新东西来，这是作为历史学票友的一个基本修养。如果日常浏览档案时心如止水、思不出位，自然提不出问题、拿不出观点，可谓背靠金山却沿街托钵，那就离学术研究越来越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