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码子：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加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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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1 16:27 来源:吴文化博物馆
也许在某一个和煦而慵懒的午后，就是那种阳光透过窗打进来，你能清晰地看见漂浮在空气中的尘埃的午后，你眼前的物什照例会逐渐模糊，你将沉沉睡去。当你睁开眼睛，会发现自己置身清末的丰台车站，被人流推搡裹挟进了一列开往张家口的列车，你的身上没有车票，于是只得到餐车就座。
京张铁路五桂头山洞旁的苏州码子标志牌。图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甫一坐定，火车就已经启动，京张铁路的里程碑从车窗外一闪而过，你的对面是两位因土地纠纷而争吵不休的地主，陆军第六镇的兵丁则侧身从你身旁挤过，餐车的服务员走过来，向你递上了今天的菜单。
聪明如你，已经注意到，无论是窗外的里程碑、还是面前的菜单，无论是地主手中的地契，还是兵丁领章上的身份布标，上面都有一套看上去相当陌生的符号，而从那些复杂如道符的符号中，能够剥离出一些相同的元素，也即：〇、〡、〢、 〣、〤、〥、 〦、 〧、 〨、 〩。那些形似满文或者西夏文的符号并不是什么平行时空的产物，它们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就是通行于古代中国工商业界的苏州码子。
苏州码子，诞生于南宋，兴盛于明清，是与苏州的工商业中心地位相伴兴起的一套记账系统。这套记账系统的应用并不局限于江南，而是随着经贸活动传播全国，因而其名称除了最早的“苏州码子”，还有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柴爿字等十余种叫法。苏州码子创制的灵感来源，则是古代中国在算盘之前最为普及的一种计算工具——算筹。
如果仅仅观察苏州码子中表示数字的基本元素的话，其呈现形式较之汉字大写数字当然是非常简便的，事实上，这也是苏州码子得以在工商业界广泛传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文盲率居高不下的中国古代，大写数字实在过于复杂，对于高频的零售交易，使用大写数字记账更是堪称磨难。同时，由于珠算本身是算筹的发展，因而由算筹衍生出的苏州码子数字与珠算的思维习惯高度一致，即数字结构变化时的“逢五进一”规律，这又进一步便利了商铺学徒对苏州码子的掌握。因而，至晚到清代中期，苏州码子已经成为全国商业从业者及手工业团体中承担核算职责人员的基本功。
但是，苏州码子绝不是我们今天通用的汉字小写数字的前身。恰恰相反，中国使用“一、二、三”这一套汉字小写数字的历史，要远远早于汉字大写数字。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岱岳观造像记》中写道：“凡数字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等，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也即认为大写数字诞生于武周造字风潮，是与女皇为自己登基造势时创造的“日月当空”的“瞾”字同一时期的产物。
但是，汉魏时期的出土文物当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大写数字，因而将汉字大写数字完全视作女皇改弦更张的产物的观点无法站住脚。并且即便大写数字系统的确在武周时期补全，其应用也没有铺开。汉字大写数字在中国记账与票据系统当中的至高地位，始于明朝洪武年间的郭桓案。
郭桓，洪武年间的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同僚、下属与地方官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这个数量已经占到明朝当时所有岁入的八成。后经审刑司调查，此案牵连到全国的十二个布政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六部高官。《明史》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而洪武帝在其钦定的《大诰‧郭桓造罪第四十九》中明言：“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无如郭桓甚焉”。而如此一位牵连广大，名列明初四大案罪魁的巨贪，其作案手法当中最为简易，造成损失也最大的一条，竟然就是勾结各级官员涂改官方账册当中的小写数字，在地方摸底数与地方上报数、地方上报数与中央归档数之间制造差额，积少成多，经年累月，直到皇帝本人与御史言官都已经看不下去的程度。于是，郭恒案后，古代中国的官方账册便规定必须使用大写数字系统，以规避这种堪称侮辱国家机器尊严的贪腐方式。
《神探夏洛克》中苏州码子成为重要线索。图源：电视剧《神探夏洛克》截图
而在民间的工商业运行中，账册与票据涂抹的风险同样存在，故而小写数字的生态位就被苏州码子所取代。结构并不复杂于小写数字的苏州码子数字，当然不足以规避风险，但其与苏州码子的数位、金额、日期、量词系统结合之后，就将变成一套防涂改能力甚至强于大写数字，并在各行业间形成壁垒，实现行业内加密通讯的神奇系统。
苏州码子在工商业的实际应用中，通过与其他元素的结合，可以千变万化。依复杂程度递增而言，大体可以按照结合数位、结合金额、结合日期、直至结合本行业特有量词来划分。而当以上所有元素都组合在一起之后，就会形成一张特定行业的结算单据或者账册，其上的日期、金额、品目、数量等等复杂信息，都被凝聚成寥寥几个类似方块字的“花码”，哪怕在同样掌握苏州码子的外行人看来，也不啻于天书。
首先是结合数位，这个结合过程也是现代人最容易理解的部分。苏州码子的数字系统在表示一个多位数时，最基础的横写与我们今天使用阿拉伯数字计数的方式相同，也即由左至右，数位依次降低。进阶做法则是将小写数字与苏州码子合写，如123这个数字不再写作〡〢〣，而是将百位的“〡”使用小写数字“一”，再在其下写上苏州码子表示百的计位符号，以“一乘百”的形式组合成一个统一的百字，以避免纯用苏州码子数字的情况下，〡〢〣被误认成〣〣，也即33。
继而是结合金额。中国本土的铜钱以文、贯为计数单位，如出现大额支付还将有银两。清末以后，洋钱发行，使用圆、角、分、厘的面额体系，相对规范。在苏州码子中，圆以○表示，角以△表示，当金额横跨不同面额时，不同的记账人依照自己的习惯，会将面额符号标示于末尾数字或者首位数字下方，于是整个数字表示的金额就可以推算得出；而当整个金额都在圆这一面额内时，则往往只需要将最大数位标示于首位数字之下即可，多余的零可以省略，例如3万8千圆，只需使用〣与〨两个数字，〣之下加万圆符号即可。
再次是结合日期。苏州码子在表示年份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尤其是年号纪年时期，其计数方法与上文提及的结合数位的方法几乎完全相同。而在月份上，苏州码子使用“亅”表示“月”，与普通的数字上下结合即可表明一至九月，而剩下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自己的单独符号。“日”不再设置单独符号，某日某月的书写遵循“上下连笔，左日右月”的规则，最终组合成一个类似方块字的完整符号。
《香禅日记》里的苏州码子计数样式。图源：中华读书报
最后是结合量词，这是苏州码子系统最为困难和庞大的部分，也是使得苏州码子在各行各业之间形成壁垒的最主要因素。在中国古代不同行业的物流与交易过程中，量词极具行业特色：纺织业的匹、尺、寸、码、幅；医药业的味、服、副、剂、丸；米粮业的石、斗、斛、担、升、合；地产业的晌、亩、顷、垄；百工百业，不胜穷举。在苏州码子系统中，量词也被广泛地简写为笔画，作为组合出花码的元素。哪怕是相邻两家铺子的学徒之间，如果不能熟练地掌握对方铺面售卖商品常用的量词体系，以及每种商品惯常的交易规模，也难以通过一张单据识别推测出对方铺面在这一笔生意之中究竟交易的是什么，又获得了多少盈利。再加上各行各业那些记载细分品类的苏州码子（如米的粳与糙），及同一信息的简写在地域乃至大型商号之间的区别，这种承袭着中国书法“密不通风，疏可走马”排布风格的完全体苏州花码，真正成为行内人一目了然，行外人眼花缭乱的通讯密码。再甫以古人的花押签名，伪造难度进一步上升。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伴随着各地和各行业苏州码子的体系不断迭代，无数下游分支产生：在华南的“番码”，在四川的“川码”，在河南的“码子字”；在典当、票号行的“账码字”，在服装行业的“衣码字”，在生鲜果蔬业的“菜码字”，在药材交易中的“药码字”，在腊货与鲜肉交易中的“肉码字”，在柴薪交易中的“柴码”，在桑叶交易中的“桑码”，在码头与仓储物流业中应用的“码单”，各有特点，不一而足。
清中后期，苏州码子已经在全国的商业票据领域铺开，无论是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天津、西安、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型商贸都会，还是内蒙古、西藏、云贵地区的偏远小镇，都留存着大量的使用苏州码子的发票和账本。清末至民国，苏州码子，尤其是苏州码子的数字系统，以其简便直观的优势扩散进了官方公文、基础设施、货币发行、兵籍登记、门牌路牌等诸领域的编号编目管理中。
甲午战争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江宁编练自强军，营制仿照德国陆军。士兵最初的军装配置为紫花布操衣，皮帮薄底操靴，夏季头戴草帽，冬用青布包头巾；一年后，根据《会禀制备新式操衣裤靴头布乞批示立案并札行给领由》的要求，改为深蓝色斜纹洋布军装，西式全皮靴。此外，这支新军的胸口不再是“兵”或者“勇”，而是左侧用小写汉字书写“X队X营”，右侧用横排苏州码子书写“第X号”，肩章则使用阿拉伯数字再度标明营队号与编号。一名士兵的身上使用三种数字标明身份，亦是晚清思潮涌动的生动写照。自强军作为南方各省新军的模范，其军官被大量抽调参与南方其他省份新军的编练。1905年，自强军主体与武卫右军合编为北洋常备军第四镇，后改编为北洋陆军第六镇，驻扎于北京南苑。自强军的操典习惯，也就此渗入清末全国的新式陆军，在北洋新军及之后的北洋军阀时代，苏州码子被广泛地应用于士兵的左侧领章之上。
京张铁路青龙桥站的“苏州码子”记程碑。图源：CCTV记录
1909年修成的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干线铁路京张铁路，其编目管理亦全用中国特色的苏州码子，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亦是对殖民势力的反抗信号。京张铁路的修建，使得蒙地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直接触动了英、俄的殖民利益，尤其是断绝了俄国修建恰克图-库伦-张家口-北京这条北亚铁路线的希望。清政府也视这条铁路为宣示主权的争气路，在筹集资金时刻意排除外国资本与买办资本，而使用京奉铁路等关内外已经建成的铁路收入作为修建资金的主要来源。2019年，京张高铁贯通，那一年是老京张铁路贯通110周年，也是詹天佑逝世100周年。这条百年铁路全线的站厅站房装饰元素中除了冰雪这一冬奥主题元素外，最为常见便是曾经无数次出现于老京张铁路站牌、票据、里程碑上的苏州码子。
《百年京张 匠心筑梦——京张铁路精神》铁路纪念站台票上的苏州码子。图源：铁路12306
而苏州码子最终的衰落，则源于中国近代银行系统的弱势。清末，虽然中国建立起了自己的近代银行系统，但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地位进入民国后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在国家的长期分裂中扩大。1932年，仅汇丰银行一家的吸储额便达到9.3亿港元，较之其进入中国市场的1865年翻了近300倍，达到了中国当时全部146家中资银行存款总额的43%。而在汇兑业务上，1938年，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外汇请核办法，汇丰、麦加利等16家外资银行获得了总额度的92.7%，中资银行仅占7.3%。中国的记账规则和会计准则全面西化，并经由银行这个近现代社会的百业之母向中国的工商业扩展，苏州码子至此逐步从各行各业的账册与票据中退出，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仍有部分地方出现了苏州码子票据，但已经不是主流。
体现着文明思维习惯与审美趋向的文字载体，不止有与精神世界伴生的诗词歌赋，更有隐藏于市井生活与无数琐事当中的账册票据与讨价还价。推开那寒山钟声中的格栅木窗，大俗当中，那是烟火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