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的东亚各国，为何多用汉字？
训读之发生，原因是中原近邻民族的语言跟中原属于不同系统，语法有差别，中国的训读现象的出现则是因为古今语法的转变。阅读汉籍时需要把汉文（文言文）按照本民族语言（俗语）的语法来颠倒语序，还要加所需要的助词等。当他们书写汉文时，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把本民族语言的语序颠倒过来，删除本民族语言的助词，改为汉文的助词，才能成为正规的汉文。
近代以前的东亚各国，不管是皇帝、国王颁诏下令，还是文人士子著文立论，抒发胸臆，或各国人士互相进行笔谈，无不用正规汉文。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撰写的汉文几乎是同样的文体，古今中外变化很少，放之四海而皆准，彼此都看得懂。汉文素来被称为东亚共通的书写语言，盖由于此。试看下面三篇论诸葛亮的文章：
① 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② 自管仲以后，吾得诸葛武侯焉。其精忠大义，赫奕万世， 才德事业，固无间然。然使出于孟子之前，则必羞比焉。观其斥桓文，论管晏可见矣。而观后世诸儒之说，有疑孟子者矣，未有疑武侯者也。此其意之所指，吾不能无疑也。孟子之时也，争地杀人，杀人盈野，生民之憔悴极矣，邦国之干戈惨矣，乃砺兵耀武之秋也。及其谈经国之术，则曰：“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掌矣。”则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而武侯之所事者，乃异乎此矣。其劝后主以申韩之学， 则其所道者，概之于纯王之略，亦甚有径庭矣。
③ 越之灭吴也，内而无（文）种，则不足以强国；外而无（范）蠡，则不足以利兵。汉之取楚也，内而无（萧）何，则不足以守关；外而无（韩）信，则不足以制敌。譬如车之有两轮，缺一则无全车矣。故是数人者，各致其才，而才有所必专；各出其力，而力有所必尽，卒能有立于世。诸葛亮之不复中原，非谋之不善，忠之不竭也，乃势不能也。何者，昭烈之臣，有能与孔明分其责者乎？孔明以一人之身，入则为种而为何，出则为蠡而为信， 其踯躅不进，继之以死，即其势也。
以上三篇，① 是北宋苏轼的《诸葛亮论》，② 是日本江户时代伊藤东涯的《管仲诸葛孔明论》，③ 是朝鲜李天辅（1698—1761）的《武侯论》。三人虽然时地不同，观点有异，文体却相同，因此只要学会了汉文，异时异地的读者都看得懂，因此汉文是东亚共通的书写语言。不但如此，日本的伊藤东涯、朝鲜的李天辅并不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批评诸葛亮，两人文中所用的比较对象分别是孟子和文种、范蠡、萧何、韩信，都是中国人。可见两人所站的立场跟苏轼无异，心目中没有中外之别，故而这三个人超越时地的不同，超越国境，拥有同样的历史知识和批评眼光。这就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精粹，有人称之为“东亚知识共和国”，比拟于欧洲近世的“文艺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三顾茅庐图》轴（局部）。作者/（明）戴进，来源/故宫博物院
中国、日本、朝鲜的汉诗
再看以下三首五言诗：
① 水国秋光暮，惊寒雁阵高。忧心辗转夜，残月照弓刀。
② 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
③ 楼头秋雨暗，楼下暮潮寒。泽国何萧索，愁人独倚栏。
三首都吟咏秋夜的忧愁寂寞，情景相似，可却分别为中国、日本、朝鲜人所作。你能分辨出来哪一首是中国人的作品吗？
除非事前知道，恐怕不容易吧。答案是②，白居易的《秋夕》。
①《闲山岛夜吟》的作者是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的水军名将李舜臣（1545—1598）；③是日本明治时代有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1867—1916）所作的《游子吟》。
夏目漱石
语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在过去的东亚世界，能写汉诗是做知识分子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宴会、仪式、朋友之间的应酬等场合，不能赋诗，算不上知识分子。
各国人士见面进行笔谈时，汉诗也是交流情感、夸示自己才华的重要工具，是构成“东亚知识共和国”的重要元素。
上面李舜臣和夏目漱石的绝句虽不算上乘之作，可是押韵正确，平仄均匀，是合乎规律的汉诗。反而白居易诗的平仄却有不规律的地方。可是李、夏目两人都不懂汉语，不知平仄之为何物，仍然可以作押韵、平仄完全正确的汉诗，这不是奇怪吗？
如果说，不会英文的人能写出英文的诗，你相信吗？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东亚，对汉语一窍不通也可以写汉诗，他们是看字书、韵书硬背哪个字和哪个字可以押韵，这个字是平声，那个字是仄声，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几百年来，日本、朝鲜半岛成千上万的诗人都是用这样的方法作汉诗的，而阅读时都用本国语言来训读或用口诀读法。这样，押韵、平仄都变成没有什么意义的废物了。
其实，对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情况也是差不多的。例如“基”“积”“姬”“激”发音都是“j ”，其中既有平声又有入声，你能辨别出来吗？答案是“基”“姬”是平声，“积”“激”是入声。入声到了宋元以后，除广东话等一些方言外已经消失了。因此，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要写汉诗，入声是要死背或者需要看韵书确认的，条件反而不如日本、朝鲜，因为日本、朝鲜汉字音至今仍保留了入声，容易辨认。
语音是随着时地变化的，可是汉诗的格律基于唐代的发音， 一成不变。因此，到后来现实的发音和汉诗的格律之间即使发生差距，也要株守格律来写诗。汉诗的格律失去了现实语音的基础，变成人为的规律。唐代白居易可以根据自己的语音写诗， 偶尔会出现不规律的平仄也无所谓。可是唐以后的人不敢随便越轨，一定要遵守人为规律，所以出格的诗反而少。既然是人为的规律，不懂汉语的人也可以写，他们更是斤斤计较于规律，绝不敢写违规的诗了。这样，唐代本来可以咏唱的汉诗（押韵、平仄规律本来是为此而定），脱离了实际语言，变成一种文字上的游戏。
在过去的东亚，各国之间有不同层次的外交关系，如越南和朝鲜使节都为了朝贡赴北京，互相见面；朝鲜通信使去日本，跟日本文人交流，例有汉诗的应酬，这不仅是表现个人才华的机会，更是彼此发扬国威、互争国家威信的重大仪式，好比现在的奥运会、足球世界杯。拿汉诗的酬和当作跟运动比赛一样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不免有点可笑了。
越南的汉诗
因笔者所见有限，前面没能举出越南汉文、汉诗的例子。这里要介绍越南革命家，被尊称为独立之父的胡志明（1890— 1969）的汉诗，聊为补充：
清明时节雨纷纷，笼里囚人欲断魂。借问自由何处有？卫兵遥指办公门。
胡志明一生献身于越南独立事业，1942 年他在中国广西被国民党地方政府逮捕，至 1943 年才被放出来。他在狱中写了《狱中日记》，此诗就收在《狱中日记》中，题为《清明》。不难看出这一首诗是唐代诗人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翻版（其实，此诗不一定是杜牧所作）。胡志明家学渊源，既有汉学基础，也会说官话、广东话。要他写更好的汉诗应该也不难。这只不过是游戏之作，大概坐牢无聊，拿写诗当作消遣工具罢了。虽然如此，我们在了解汉诗普及的背景时，此诗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胡志明。来源/越南大使馆新闻处编《胡志明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事业中 第2册》，越南大使馆新闻处，1973年
前面说到，日本、朝鲜的汉诗诗人不懂汉语，只知道汉诗的格律。不过，仅靠有关格律的知识，不一定能写出像样的汉诗。写汉诗不仅需要合适的内容风格，还需要相应的情感表现。否则就不成其为诗，而流为打油诗了。而要学习汉诗特有的风格、情感，最好的办法是模拟。熟读古人名作，自为模拟，久而久之， 自然会写好诗。写汉诗如此，写汉文其实也是如此。
中国的旧体诗文到宋代已然到了绝顶，以后难有新的突破。于是元代以后，学唐和学宋的风潮迭兴，以至近代。如晚明古文辞派所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明确指定模拟对象，学起来容易，因而风行一时，也影响到朝鲜、日本。日本的荻生徂徕深受其影响，也主张古文辞之说，对提高日人写汉文的水平有很大的贡献。要认真模拟，体会风格，写出好的诗文，本来也不易，李舜臣和夏目漱石的作品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而欲求速成倒也不难，拿来古人名作东抄西抄，凑成一块，也可以写成起码像样的诗文。古今中外，要写好文章，模拟是最好的训练。而要撰写中国诗文，模拟尤为重要，因为汉诗、汉文的文体、形式具有浓厚的人为性质，其所描述的风格、情感也具备无关特殊时空的人类的普遍内涵。也因此，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也可以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