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博物馆观众研究、展览与教育实践共同体：来自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的启示
在博物馆，观众是展览与教育的共同服务对象，观众研究为博物馆提供理解观众的窗口。展览为博物馆实现社会教育使命提供了载体，教育实践为活化博物馆展览、加强博物馆履行社会使命提供了路径。因此，博物馆可以以观众研究为媒介，构建研究、展览和教育实践共同体，助力博物馆工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基于此，选取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儿童展览为实践场域，通过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合作开展一项以儿童观众提问为对象的观众研究，探索以观众研究为基础促进博物馆展览和教育工作发展的有效模式。在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员利用讨论、对话、互动、反思、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分析观众研究对具体展览与教育实践工作的启示，探索依托观众研究促进展览教育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模式。
2021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提高展陈质量与发挥教育功能均是夯实博物馆发展基础、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方向。博物馆展览与教育工作应该具有融合性，协同发展。然而，在现实工作中，策展人、研究人员与教育人员之间缺乏合作，教育人员的作用往往被低估甚至被忽视，这种现象在我国博物馆界尤为严重，导致盘活静态展览的博物馆教育活动无法配套展览，展览重点和亮点难以在观众群体中得到同频共振。
我们认为，博物馆工作应该借鉴实践共同体理论，寻找展览与教育工作的有效媒介，促进展览教育工作的协同发展。在博物馆工作中，观众是展览与教育工作的共同服务对象，也成为联结展览与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开展观众研究、形成对观众的一致性理解可以成为促进展览教育工作协同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但是，博物馆工作者面临繁重的一线工作，缺乏时间、精力和技术开展观众研究，故本文拟介绍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如何融合高校研究力量来开展观众研究，以促进展览、教育、研究共融发展的过程。
一、理论基础
实践共同体起源于苏联的社会文化学习流派，由西方学者珍妮·拉弗和埃蒂纳·温格提出。他们通过对各个行业群体进行研究，发现群体成员可以在实践共同体中通过多种方式来共同学习，建立社会网络，促进专业发展。身处实践共同体中的个体能够针对一个主题进行观点、问题、信息和创意的分享，通过与他人互动提升个体的专业能力。这种学习模式运用于工作实践，能够让工作实践具有集体性、合作性和社会性。
埃蒂纳·温格认为，一个实践共同体需要包含三个重要的元素：领域、社群和实践。领域性是对共同体成员权益和领域专业性的基本保障；社群性是促进实践共同体成员形成归属感、责任感和承诺感的环境基础；实践性则是促进实践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路径。
实践共同体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从学习理论的视角来审视职场工作和行业发展，从业者通过共同实践学习的方式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进程和个体的专业成长。那么，工作就具有了可持续性，具有了促进个体和行业成长的功能。
目前，实践共同体理论在成人教育、职场学习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国际博物馆行业，博物馆教育工作专业化问题研究对实践共同体理论的运用较为广泛。相较而言，实践共同体理论在中国博物馆展教实践中运用不多。单纯地将西方相对完善的展教协作机制“移植”到中国博物馆工作情境中，存在较大的管理问题和文化风险。但是，实践共同体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对我国构建本土化的博物馆展教协作机制应该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效力。
二、案例情境
“哇哦 博物馆”展览为长沙博物馆原创儿童展览，其展项策划、内容设计、制作对接和运营均由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承担。这种“展教合一”的部门设置为实践共同体中的展览与教育一体性提供了支撑。展览面积120平米，主要面向5—12岁儿童，以长沙博物馆展示与典藏内容为基础，通过互动体验的形式引导儿童积极参与探究博物馆的台前幕后，激发儿童对博物馆和长沙历史文化的兴趣。展览分七部分：“谁在博物馆工作”“博物馆有哪些宝贝”“它们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博物馆的宝贝藏在哪里”“文物医院”“宝贝们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的博物馆”，各部分内容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
社会教育部基于展览自主研发参观工作纸。该工作纸按照展览内容设置参观任务，辅助儿童参观学习（图1）。
图1 “哇哦 博物馆”儿童展览参观工作纸
展览处于相对独立的空间，为预约制参观，分小学低年级段场和高年级段场，每场儿童观众15人。参观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教育员引领儿童的导览式参观，之后儿童在工作纸引导下完成第二环节的自主参观。结束后，儿童将完成的工作纸交给教育员，进行小结。活动总时长约1小时。低年级段儿童的自主参观会适度降低要求，鼓励家长陪同完成。
社会教育部自2017年开始，每年持续在该展览收集儿童观众数据，为展览解说、教育活动运营与更新提供科学支持。展览2017年9月开放，同年10月启用工作纸导览模式。在学期内，主要在周末开放；在寒暑假，每周开放5天。经统计，自展览开放截止2020年底，共有6957名儿童参观该展览，现场回收工作纸5157份。这些工作纸成为探索展教协同发展的基础。
三、案例中实践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本案例构建的实践共同体由博物馆和高校组成，涉及展览、教育和研究三项工作（图2）。展览和教育工作服务于观众，而观众研究能够发现其参观规律并获得观众反馈，因此观众研究可以成为促进“以观众为中心”的展教工作协同发展的有效媒介。在本案例中，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重要阶段。
图2 本案例构建的实践共同体
阶段一：前情分析
在初期，身处实践共同体的机构和成员需要建立在一定的联结基础之上。按照此原则，本案例实践共同体的形成依托于两个重要契机。首先，博物馆和高校通过前期合作，让双方能够清晰意识到自身工作的优势、特长与不足，这是实践共同体中通过实践建立合作与共享机制的基础，也让每一个实践共同体具有独特的情境特征和文化特性。其次，社会教育部独立承担展览设计和教育活动双重任务，为促进展教合一破除了部门壁垒。同时，该部门较强的研究数据收集意识也为观众研究工作储备了大数据支撑。因此，在实践共同体构建初期，研究团队通过多次讨论，达成合作目标，分析工作困境，明确各自角色。
阶段二：共享资源
此案例中的资源体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由儿童提问形成的大数据库及相关数据分析技术等资源形态。在此阶段，研究团队明确了研究方案，形成了数据分析结果。
（1）共同确定抽样样本
儿童提问原始数据库中的数据海量，高校研究者提出建立科学的数据筛选标准来抽取分析样本框，在保证有效性的基础上，减少分析工作量，同时博物馆工作者提供详尽的数据背景信息。由于每年10月份数据回收资料最为完备，因此研究团队选择了2017—2020每年10月份的数据进行分析。这个时间段内，共743名儿童参观该展览，现场回收441份工作纸，其中186份为有效回答。这186份工作纸构成了本案例的主要分析对象（表1），其中，来自二年级、四年级的最多，七年级最少（表2）。
表1 2017—2020年每年10月
“哇哦 博物馆”展览参观工作纸回收数量统计表
表2 样本所在年级统计表
（2）共同进行数据分析
如何将儿童完成的工作纸作为观众研究的数据来源，并进行科学地数据分析？这是此次实践中的最大问题。经讨论，高校研究者提供数据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博物馆工作者实际操作数据分析过程，在保证编码归类过程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研究团队共同对编码框架和编码结果进行讨论。最终，团队成员对数据结果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内容分析法的原则对儿童提问进行系统分析，提取出包含五个维度九个指标的编码（表3）。
表3 按照提问内容对问题编码的结果
阶段三：共同释义
在此阶段，研究团队希望进一步了解数据对博物馆展教实践的意义与启示。由高校研究者提供数据解释的思路，并监督这个释义的边界与合理性，博物馆工作者主导，讨论数据结果对“哇哦 博物馆”涉及的展教工作的实践意义。
（1）儿童提问对改善“哇哦 博物馆”展览设计的启示
通过分析儿童提问与设计者既定参观目标之间的差异性，研究团队明确了此展升级的两个方向。
首先，寻找空缺。将表3与展陈目录对比发现，“我们的博物馆”单元没有在儿童提问中得到体现。博物馆工作者通过反思推测，可能与这个单元位置相对独立，现场教育人员导引不足等因素有关。由此可见，观众研究结果对于检测展览设计和实际运营存在的偏差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其次，寻求突破。儿童的提问基本来源于展陈主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儿童通过参观该展览产生了有意义的知识建构，也有可能促进儿童在展览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有意义的联结。这些数据结果为展示改造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创意源泉。
（2）儿童提问对改善“哇哦 博物馆”展览教育实践活动的启示
经讨论，研究团队发现数据分析结果揭示了儿童在参观后存在一定的认知规律，对相关教育实践活动升级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首先，儿童存在多元的关注点。并非展览策划之初设计环节的突发事件，提醒博物馆教育者需要有多元的视角、开放的心态、敏锐的观察，以及丰富的知识储备来寻找有趣、科学的教育衔接点。
其次，儿童追求故事的全面性。儿童对藏品的关注点不局限于它们的现状，对其历史来源、因果关系、操作过程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提醒博物馆教育者后续可以设计相关的专场教育活动或准备相关教育材料以满足儿童的学习兴趣。
再次，儿童期待藏品的“冲击力”。多名儿童所提问题都用了“最”字，这反映了儿童对极端化和个性化现象的好奇。在后续活动中，博物馆教育者可以通过这类问题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进行深度探索。
最后，儿童有特别的兴趣点。恐龙是儿童的重要兴趣点，虽然长沙博物馆并没有展出恐龙藏品。由此看出，儿童极希望博物馆参观能够满足其个体的兴趣。对于教育者而言，可以将其作为与儿童连接的话题或内容帮助理解，或以其他方式适度对儿童兴趣点拓展。
阶段四：共谋发展
对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而言，前期合作共享模式让团队逐步形成问题导向意识和研究引领实践意识，将静态展览设计和动态教育实践相融合，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性思维促使展览更符合儿童的需求。推出的配套绘本《哇哦，博物馆！》（图3）是对现有展览的补充，也是后续教育活动创新的蓝本和辅助材料。此外，社会教育部还着手寻求更多的展览诠释方式。虽然这一展览的策展与教育运营皆为同一个部门，但并非同一批工作人员，因此观众研究的成果能够促进博物馆工作者相互理解与工作的有机融合。
图3 《哇哦，博物馆！》绘本
对高校研究者而言，通过本次合作开展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尝试建立双方实践共享机制，并在实地工作情境中理解什么是能够促进博物馆展教实践发展的“真研究问题”。这种真问题应该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扎根于博物馆工作实践，尊重博物馆发展的复杂社会氛围。根据儿童在认知、生理、心理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在后续研究中，可以按照年龄、性别等变量深入分析儿童所提问题结构和问题内容的差异，为促进展览设计和教育实践的融合、开发分众化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进一步提供素材和方向。
四、启 示
本案例探索了一个由博物馆工作者与高校研究者通过构建共同体、合作开展观众研究、寻求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协同发展的有效模式。据此形成的实践共同体共经历了四个阶段，逐步促进了共同体成员的相互理解、资源分享、技术交互、共同体实践思维的塑造，明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表4）。
表4 本案例中实践共同体发展阶段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例的观众研究虽以“哇哦 博物馆”展览的儿童提问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是对如何形成共同体工作模式却具有较强的推广性。这种模式以观众研究为媒介，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对观众形成共识，并基于共识对展览教育工作进行改进，让展览和教育工作能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更是对改变当前观众研究与展教工作相分离现状的一种突破性尝试。在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以观众研究为媒介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实践协同发展需具有三点元素，即共同体意识、共同体载体与共同体机制。总之，成员需要对共同体发展目标形成一直认识的前提下，通过特定的研究载体，在共同遵守双方制定的发展规范下促进行业发展。
在当前博物馆机构设置中，展览设计与教育实践大多处于分离状态。在机构合作中，也存在博物馆工作者不懂观众研究，现有的观众研究对博物馆实践工作缺乏指导意义的问题。本案例所描述的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通过遵循共同体原则探讨研究、展览和教育的有益尝试，证明了这种共同体理念能够让观众研究具有深度和针对性，进而有效提升博物馆工作的专业水平。因此，我们呼吁构建集研究、展览、教育为一体的实践共同体机制，以促进博物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