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早期考古人才培养与考古实践回顾

今年是贵州考古七十年。七十年筚路蓝缕，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贵州考古过往，机构建设、考古人才犹如车之两轮，滚滚向前，推动贵州考古事业繁荣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文博考古机构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1953年，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贵州文博考古事业步入正轨。70年来，贵州考古机构建设经历从清理发掘组、历史组、考古组、考古队、考古研究所到独立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而考古人才是考古事业发展的基础，贵州考古发展早期，通过引进人才、考古培训班、进修深造等方式，培育了一批考古骨干，以陈默溪、罗会仁等先生为代表的贵州第一代考古人开展了大量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贵州考古起步。

贵州考古人才的培养伴随考古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贵州几乎无专业考古技术人员，贵州第一代考古人陈默溪先生曾回忆：“考古这件事，在解放初，不仅对我个人来讲很生疏，就对整个贵州而言，也是比较生疏的。”[1]人才队伍的培养是贵州文博考古事业起步、发展的基础，通过引进人才，参加培训班培训、进修深造和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

1.人才引进

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处）成立后，先后引进了一批考古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充实考古队伍。1953年7月，简菊花、袁有真从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毕业，到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工作。1954年7月，熊水富、曹泽田从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毕业到省博物馆筹备处工作。1962年，张以容、赵雅琴与李衍垣分别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进入省博物馆历史组工作。1964年，宋世坤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同年进入省博物馆历史组工作。

2.考古培训班

“黄埔四期”考古培训班

为了应对全国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力量匮乏和培养考古人才的需要，1952年8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期三个月，学员从各省调干。从江苏调到贵州工作的陈默溪被省文化局以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的名义[2]选送参加第一期考古训练班，为贵州考古第一人（图一、图二）。1952年底，完成培训的陈默溪回到贵州，被西南文化局调去参加宝成铁路考古调查、发掘及西南博物院组织的黔东南民族文物征集相关工作。工作结束后，正赶上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陈默溪被委任为清理发掘组、历史调查征集组组长[3]，开启了贵州的考古工作，“贵州的考古工作包括我个人大半生的事业，就这样拉开了序幕”[4]。

图一 1952年8月，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左9为陈默溪，采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网站）

图二 陈默溪在建设中的省博物馆前留影（张合荣老师供图）

第一期培训班培养的学员在各地发挥了很大作用，1953年8月，又举办了第二期培训班，贵州选送罗会仁参加了培训，培训结束后，罗会仁接着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学习业务三个月。1954年及1955年，袁有真、张宗屏分别参加了第三期、第四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这四期培训班后来被称为考古界“黄埔四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古训练班

1956年冬季，省博物馆筹备处选派曹泽田、刘光伟、龙兴良、潘成谟4人参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周口店举办的考古训练班学习，学习时间3个月。1960年，选派陈云到北京参加为期半年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习班”学习。通过培训，培育了贵州旧石器考古专业人才。

长江流域考古训练班

长江流域考古训练班延续了“黄埔四期”考古训练班办学理念，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1960年，省博物馆筹备处选派王运淮到武汉参加为期3个月的长江流域考古训练班。1973年5月，张以容、程学忠、严平参加长江流域考古培训班，结业后，程学忠、严平参加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发掘。

3.进修

1974年8月，送严平、程学忠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工农兵学员班学习三年。1975年至1976年，宋世坤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修一年。

50、60年代，通过以上方式培育了陈默溪、罗会仁、袁有真、张宗屏、熊水富、李衍垣、牟应杭、曹泽田、谭用中、简菊花等一批贵州考古先驱，他们经过理论学习与田野实践，掌握了考古学基本知识和考古发掘技术，在贵州大地上开展了大量田野考古工作。

1954年，羊昌河水利工程启动，省博物馆筹备处清理发掘组陈默溪、袁有真、熊水富、曹泽田等对清镇、平坝羊昌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发现一批汉代遗存，其后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于1956年至1958年进行三次考古发掘，清理汉墓28座，出土文物300余件。[5]1959年，配合猫跳河一级电站建设工程，在清镇、平坝交界的尹关、琊珑坝等地调查发现自汉至宋代墓葬300余座，清理140座，出土文物1068件。[6]

1954年6月至10月，陈默溪、罗会仁、邹崇华、吕少门等分赴遵义、桐梓、湄潭、绥阳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遵义皇坟嘴墓地、赵家坝墓地、新蒲墓地、高坪墓地、雷水堰墓地、桃溪寺墓地[7]等播州杨氏土司墓地部分墓葬，其中杨粲墓（时称皇坟嘴宋墓）的发现最为重要，并对高坪墓地出土金凤冠的五室墓及所出器物进行收集和调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8]此外，对海龙囤、养马城、养鸡城、养鹅池等杨氏关囤遗址及其他相关遗存进行调查（图三）。这是播州杨氏土司遗存首次进入考古工作者的视野，也是播州土司考古的第一次系统调查。同时在遵义地区发现一批宋明墓，如理智村宋墓（田通庵墓）、池坪宋墓、金桥宋墓等。1954年，罗会仁清理了理智村宋墓（图四），1957年将女墓石刻运回省博物馆。1954年8月至10月，陈默溪、熊水富、赵集云清理了金桥宋墓（图五）。[9]

图三（上左） 1954年罗会仁调查资料

图四（上右） 1954年罗会仁发掘记录

图五 陈默溪绘制的墓葬剖面图

1956年4月，陈默溪、袁有真等在配合川黔铁路进行考古调查时，在桐梓县境内发现一批崖墓和宋墓，并对夜郎坝随光宋墓和元田坝冷村宋墓两座墓葬进行清理[10]。12月，袁有真、陈默溪对凤冈砚台乡2座宋墓进行清理。

1957年3月至4月，陈默溪、牟应杭、袁有真等对遵义皇坟嘴宋墓进行清理发掘（图六），确定该墓系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墓[11]。同时，对皇坟嘴北侧赵家坝墓地杨元鼎夫妇墓展开发掘[12]。发掘结束后，袁有真、牟应杭等对杨粲墓正面及男墓室进行修复，将女墓室35块石刻及杨元鼎墓3块石刻运回省博物馆保存。1965年5月起，陈默溪、陈恒安、谭用中、李衍垣、张以容、赵雅琴等整理杨粲墓发掘资料，8月，完成《遵义杨粲墓发掘报告（初稿）》编写并油印（图七）。9月，将完成的报告及插图、图版投寄文物出版社出版，次年2月该社同意出版并提出修改意见，6月，将修改后报告定稿提交。1971年，贵州省博物馆致函文物出版社，认为报告稿子存在诸多问题，并询问是否采用报告，但并未得回应。因此，1977年，省博物馆考古组重启了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由考古组赵雅琴、宋世坤、李衍垣、谭用中负责编写，拟由《遵义杨粲墓发掘报告（初稿）》油印本改写，并没完成。进入21世纪，有关部门再次重启杨粲墓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但至今仍未见报告出版。

图六 发掘工作人员在杨粲墓前合影

图七 《杨粲墓发掘报告（初稿）》书影

1957年，牟应杭在赫章考古调查时，发现可乐粮管所汉代遗址和中寨、梨树坪汉墓群。1960年，陈默溪等在威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发现威宁中水大河湾遗址。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谭用中、袁有真等人在赫章进行文物普查，在可乐官山园田一带发掘7座汉墓[13]。

1963年，历史组陈默溪、李衍垣赴清镇、平坝两县进行文物普查，在清镇干河坝等地发现113座墓葬，在平坝马场等地发现墓葬52座。1965年7月，文化部批准对平坝马场古墓群进行发掘，11月至1966年1月，宋世坤、李衍垣、赵雅琴、张以容等平坝马场34座墓葬进行发掘，墓葬时代包括汉、六朝、唐宋时期[14]。

1964年8月至12月，曹泽田等参与黔西观音洞试掘工作[15]，次年10月至11月，曹泽田参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率领的考古队在黔西观音洞进行第一次发掘，揭开了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16]。1971年冬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吴茂林对桐梓岩灰洞遗址进行试掘，曹泽田参与其中。次年9月，进行发掘，首次发现人类化石，命名为“桐梓人”。

1972年3月至4月，宋世坤、李衍垣、罗会仁等清理遵义高坪墓地杨文、杨升、杨纲、杨爱4座“土司”大型石室墓[17]。同年，谭用中、张以容、唐文元等在黔西县发掘古墓16座，其中东汉墓7座[18]。4月至5月，宋世坤、何风桐在干河坝清理宋明时期“石棺葬”84座，出土遗物210余件，墓葬年代为宋明时期[19]。

1973年夏，陈云、吴至康、曹泽田清理发掘水城硝灰洞遗址。10月，考古组带领省第一期考古人员训练班学员在黔西甘棠发掘汉墓10座[20]，并对黔西观音洞进行发掘。1974年，曹泽田在兴义发现猫猫洞遗址，次年，曹泽田等进行发掘。

1975年底至1976年初，李衍垣、熊水富等在兴义万屯和兴仁交乐发掘12座东汉墓，出土器物100多件，其中万屯8号墓出土铜车马。[21]1976年11月至1978年底，宋世坤、熊水富、赵雅琴等在赫章可乐遗址发掘“甲类墓”（汉墓）39座、“乙类墓”（当地族群墓）168座，并对柳家沟遗址进行试掘。[22]

考古人才是考古事业发展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新形势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加强考古工作，不断充实考古队伍，考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21世纪，随着考古机构逐步完善，更多的考古人才被引进，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优秀考古人才陆续进入考古所工作，考古专业力量不断充实，考古蓬勃发展。经过不断地积累和沉淀，造就了新时代贵州考古的“黄金十年”（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硬件”和“软件”条件明显改善，考古新发现、学术成果、“学术明星”不断涌现。此外，贵州考古事业的繁荣推动了地方考古人才的培养，贵州省组织了几届考古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文博考古工作者，充实地方文物保护力量。

回望来时路，奋勇新征程。新时代贵州考古正步入高速发展时期，随着考古编制扩充、贵州考古标本库房和贵州省考古博物馆建设，相信在考古所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贵州考古将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