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钱币学会收藏中国钱币的历史（上）
没有哪种钱币像远东国家的那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材质，书体也千变万化。没什么比这更有吸引力的了，然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亨利·拉姆斯登，1914年
亨利·亚历山大·拉姆斯登在1914年写下了上面这段话，现在西方学者对远东钱币的了解在此之后就没有多大进步。上个世纪，以西文出版的有关东亚钱币的书籍寥寥无几。古希腊钱币和拉丁文明持续不断吸引着西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铜钱却知之甚少。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最好的东亚钱币收藏之一竟然在美国钱币学会而无人问津。这些藏品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的古代钱币和压胜钱，总数量逾37000枚，其中中国古今钱币就有29742枚之多。美国钱币学会还有一批重要的藏书可以支持藏品的研究。霍华德·包克（HowardF.Bowker）在1943年出版的《远东钱币书目》中列出了美国钱币学会图书馆收藏的西文图书，却没有收录以东亚国家的语言撰写的书籍。这些书有三分之二来自日本，包括中国的钱币学经典，如洪遵的《泉志》、成书于清代的《钦定钱录》和李佐贤的《古泉汇》。这批东亚钱币书籍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
遗憾的是，尽管这部分藏品的数目庞大、品质上乘且来源可靠，却依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10年，美国钱币学会开始特别专注于东亚钱币的研究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些研究的核心人物就是亨利·拉姆斯登。
在美国钱币学会博客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被描述为“没什么知识的收藏家和交易商”，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会以拉姆斯登的小传作为开篇，表明他实际是世界钱币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得益于他的专业知识、眼界和决心，美国钱币学会才能获得一流的东亚钱币藏品。拉姆斯登是一个有共同愿景的四人组的核心人物，他本人定居在日本横滨，其他三人则立足于美国东岸。根据对美国钱币学会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料的研究，我梳理出他们收集中国钱币的大致脉络。最后，我会说明“罗振玉集藏”是如何来到美国钱币学会的。
学者兼商人—亨利·亚历山大·拉姆斯登
亨利·亚历山大·拉姆斯登1872年生于古巴。他父亲弗雷德里克·沃拉斯顿·拉姆斯登是英国人，任英国驻古巴圣地亚哥省领事。亨利·拉姆斯登和他父亲一样也曾服务于英国领事馆，先后驻在巴塞罗那、西班牙、古巴和菲律宾。但后来他离职，作为古巴驻日本代办常驻横滨。他在那里度过了大半余生，娶了一位教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女人为妻并有了两个孩子。拉姆斯登于1915年1月27日去世，年仅43岁。
拉姆斯登是他那个时代西方最著名的东亚钱币专家之一。在到达日本之前就对钱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驻巴塞罗那期间出版了两本书：《古巴岛蔗糖种植园所用的代用币和纸币》（1904年）和《日本：宽永通宝钱》（1906年）。为了更好地利用当地资源，比如书籍和钱币，也为了接触日本学者，他决定在东亚定居。他的日语非常好，曾创立一本英日双语杂志，还能和横滨古泉会的所有成员直接交流。他在日本结识了很多著名的钱币学家，如罗振玉（清朝倒台后前往日本）、胜山岳阳（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和钱币学家）、尼尔·戈登·芒罗（NeilGordonMunro，《日本钱币》的作者）等，这使他成为日本钱币团体的中坚。作为东京、大阪和横滨的钱币学会的活跃分子，拉姆斯登担任《横滨古泉会会刊》（后更名为《大日本古钱古邮券杂志》）的编辑和出版者[15]，还出版了杂志《外国古钱月赋》。他有多个国外钱币学会的会员身份，包括英国皇家钱币学会、美国钱币协会，当然也包括美国钱币学会。他还是纽约钱币俱乐部的荣誉会员。拉姆斯登是一位高产的作者，发表了很多文章和专著，致力于让欧洲国家更易于理解中国钱币学。在去世前不久，拉姆斯登决定编写一套《远东钱币指南》，已出版两卷：《中国纸币》（1911年）和《中国早期实物货币和无文钱币》（1912年），其他的发表作品还有《朝鲜的别钱》（1910年）、《暹罗陶瓷币及其他代用币》（1911年）和《中国镂空护身符钱币》（1911年）。这些书均由横滨的小早川商会出版。
拉姆斯登在他的作品中批评法国钱币学家特里昂·德·拉古皮埃（TerriendeLacouperie），并且一直在否定他。19世纪80年代，大英博物馆委派德·拉古皮埃为馆藏东亚钱币编纂目录。他于1892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藏中国钱币目录：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621年》曾被当做中国钱币的参考书。此书刚一出版就获得了儒莲奖。拉姆斯登的《中国钱币笔记》中满是对拉古皮埃的指责，其他的信件中也多是负面评价：“我一直认为拉古皮埃缺少钱币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只能算是知识匮乏且没有实践经验的中国钱币学家。我一直好奇他是不是在钱币理论上的见解和他的金石学的推论都是异想天开的，就像他在‘中国钱币目录’里言之凿凿的那样。”当时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有资格评判拉古皮埃，而拉姆斯登自认为“在鉴赏中国古代钱币方面无人能及，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他的目的是希望他的《远东钱币指南》能超越并取代拉古皮埃的目录，然而他在完成这个系列之前就去世了。在1911年5月7日的一封信中，拉姆斯登将他的计划告诉罗宾逊：“……我打算出版一套关于‘远东钱币’的手册。这是个大工程，但我认为这套书是必需的，不仅是科普，也是为了专注于这一领域的钱币藏家。现在大部分的书诸如德拉古皮埃、洛克哈特的作品定价太高，而且这些书对普通藏家而言也过于难懂。我现在构思的这套书，不但简单易读，而且是按照年代编写—（但不标价格，以免有为我的生意打广告之嫌）—不仅包含每一种被视作标准的钱币，也收录了很多至今未公开的品种，但会18略去不重要的版别，比如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拉姆斯登是颇具盛名的东亚钱币收藏家[。他收藏有15000多枚钱币，对暹罗瓷币也非常热衷。他的藏品大部分集中在东亚，也就是他的居住地。他和他妻子的兄弟小早川一起工作。小早川经营邮票和卡片，在拉姆斯登加入后，小早川商会也开始涉足钱币和古董交易，店铺地址在水町通り34号。
小早川公司印制的明信片展示了他们的工作状态：拉姆斯登和小早川领导一众男女员工。
很多委托人都住在国外，他们作为中间商为欧美藏家供货，拉姆斯登提供建议，也尽力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然而当他寻找钱币时，往往把品相最好的留给自己。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有拉姆斯登的代理人，他们积极寻找钱币，当时市场上大部分钱币都是通过非法盗掘获得的。他还会亲自去看大规模的藏品。当时正值清朝灭亡和辛亥革命之际，政治环境给了拉姆斯登很大便利，因为很多藏家试图变卖财产逃离家园。他在信中这样描述：
“去年夏天（1911年）在中国的时候我感觉局势风波诡谲，于是打算买些藏品，它们的拥有者担心局势不稳，因此我能以合适的价格入手。我尽可能购买钱币以满足这一两年的需求。”
1912年春他又写道：
“北京的代理人前几天刚回来，他说尽管劫掠来的文物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拿到，但是在钱币圈里很难找到东西了。我和他的看法一样，这些麻烦事过去以后中国的情况会好转，尤其是钱币，日本在最近的两次战争后也是这样。我在南京的代理人回来了，他说钱币稀缺且价格高的情况持续加剧。我开始担心很快就在中国买不到好东西了，市场变得和日本一样贫瘠，尽管这个过程会慢一些。”
拉姆斯登利润丰厚的囤购难以为继，市场上什么古董都没有。在日本，拉姆斯登与当地学者往来频繁，他好像更喜欢在这个圈子里而不是和欧洲人打交道。这些人中有些是身居高位的日本官员，像大阪造币厂经理甲贺宜政、内田银藏教授（东京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林（东京钱币学会会长）、藤田,中泽和设乐。拉姆斯登在这个社交圈里可以很快得知哪些私人藏品即将出售。他还与其他藏家交换钱币和钱币拓片—遵照亚洲的传统交换礼物是尊重和礼貌的标志。在分享理念的诱导下，拉姆斯登决定出版一份拓片杂志，每个月分发给横滨古泉会热衷于展示藏品和分享近期购买信息的会员。
1909年，拉姆斯登这样描述横滨古泉会：
“……更像是小家庭。我们在会员们的家里见一面（有时是两次或三次）。我估计我收藏的中国钱币是最好的也是最多的，当然也有一些日本钱币，在这个国家我们完全不谈外币，我们比日本其他的钱币学会做的都好。我们定期举办展览，并且明年将作为唯一的日本钱币学会代表前往布鲁塞尔。”
学会成员会把拓片寄给拉姆斯登，他再把这些拓片粘在杂志上。钱币被分门别类地注明品名和藏家姓名。相当一部分钱币来自霍兰德·伍德和小约翰·莱利，他们都在纽约，也有尼尔·芒罗以及拉姆斯登自己的。
在这页杂志上，布币的下方的说明文字，右边的读作“约翰·莱利，美国”，左边的读作“尼尔·戈登·芒罗，横滨”。很可能拉姆斯登在将布币寄给莱利之前就制作了拓片。根据东亚的传统，每个藏家都会把私人印章盖在自己藏品的拓片上。在书籍和画作上也常常盖上印章。拉姆斯登和芒罗生活在日本，他们也必须有自己的印章。莱利和伍德的印章可能是拉姆斯登制作的，也归他使用。对拉姆斯登来说，钱币研究与收藏是放在首位的，交易排在第二位。他需要维持生计，却不怎么关心赚钱。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钱币和著书立说，1910年他告诉罗宾逊他的钱币生意是为了保持活跃度而不是用来维持生计的。
“莱利大概已经告诉你（罗宾逊）我有独立谋生的手段可以让我过得很舒服，在这个国家已经足够了。我的主要兴趣不在商业运作上。我已经辞职了，之前曾两次提出不想做币商了，但我发现在这个岁数还闲不住，所以我和我妻子的兄弟一起做生意，同时也是我的爱好。当初我告诉你我更看重名而不是利，你现在应该能理解吧。”
但生意确实提高了他作为藏家的乐趣，支撑着他持续不断地寻找珍稀古钱，让他得以和其他泉友见面交流，讨论钱币，互相提高。拉姆斯登还将钱币成套出售以培养西方藏家对中国钱币的兴趣。例如这样一套收藏：
“中国最早的带有文字的铸钱，包括明刀、王莽篡位时期的布币、半两以及安阳的龟背钱，除了一个，其他的都是公元前的货币。”
这是一套有教育意义的收藏，涵盖了形状各异的钱币，它们年代不同，钱文风格也不同。拉姆斯登的套装藏品意在激励藏家涉足亚洲钱币。拉姆斯登还帮助其他人建立了成体系的收藏。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帮助约翰·罗宾逊筹集藏品。
“我的总体计划是这样的：我按照拉古皮埃的书（目前同类书中最好的）把他所有的钱币列出来。考虑到你已经有的，我会多少给你一些建议，哪些是你必须要有的，请牢记你要建立的收藏要有显著特色。”
他建议罗宾逊选取经典钱币，包括他在信中对中国钱币学的评价。他还帮助罗宾逊建立了钱币图书收藏，推荐的都是重要作品，近期的出版物则不在考虑范围内。拉姆斯登认为最不可或缺的一部中国钱币经典就是李佐贤的《古泉汇》，该书在19世纪中叶首次出版。1914年他写信给罗宾逊：
“我认为你手里的《古泉汇》及其续篇《续泉汇》是中国钱币的标准目录，分别有16册和4册，总共大约20册。这是最有价值的中国钱币文献，论述严谨，信息可靠。我记得我卖到你们国家两套，一套给了辛吉斯，一套给了伍德。这套书有很多版本，早期版比后期版贵。20册的价格大约在16-18美元。我觉得你应该收一套，无论公共还是私人图书收藏，没有这套书都是巨大的遗憾。”
在罗宾逊的图书馆里只找到了4套中文图书，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它们是：《泉布统志》、《钱式图》、《钦定钱录》以及《古泉汇》和《续泉汇》。
尽管作为交易商，拉姆斯登得以上手大量钱币并挑选最好的丰富自己的收藏，但是他并不适应商业圈子。他对质疑很敏感，这会给他留下阴影。基于这个原因，他的公司是以他妻子的兄弟的名字命名的，他的客户并不知道其中的家庭关系。拉姆斯登以同时寄两封信来掩盖这层关系：一封以商会名义的商业信件，标明购买价格，他作为中间人，用小早川的签名；另一封是私人信件，用来解释钱币的来源和历史价值，用自己的签名。
拉姆斯登真正感兴趣的是普及东亚钱币的研究。霍兰德·伍德（1913年起任业务主管）在1914年初的信件中，认为拉姆斯登完全有能力成为美国钱币学会出色的策展人：
“就像你说的，我认为你很适合这个工作。坦率地说，这个职务很适合你，如果一切顺利，肯定会有足够的地方。将来有一天我可以说学会拥有了最好的东亚钱币收藏，并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如果真有那一天，你会觉得在我们团队中是值得的。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
拉姆斯登在回信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表示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钱币研究中”。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拉姆斯登在给伍德的信中写下了他的人生志向，我们也得以窥见他的个性、事业和历史中那段特殊时期。如果拉姆斯登出现在图2的明信片中，那将是他留下的唯一照片。
遗憾的是，拉姆斯登没能成为美国钱币学会的业务主管。他在1915年1月去世，留下伤心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扩大东亚钱币收藏的四个人
20世纪初，亨利·拉姆斯登已经是东亚钱币和文献专家，国际声誉与日俱增。1909年，他雇了一名叫霍兰德·伍德的年轻人作为在美国的中间商。伍德将拉姆斯登介绍给另一位藏家——约翰·罗宾逊，这时拉姆斯登已经开始为约翰·莱利供货。拉姆斯登、伍德、罗宾逊和莱利，他们四人为壮大美国钱币学会的东亚钱币集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并说明他们之间的联系。
霍兰德·伍德
霍兰德·伍德（1877-1938）毕业于布朗大学，在1900至1912年从事相片制版工作，对钱币非常着迷，尤好伊斯兰币。1905年，他被选为美国钱币协会秘书长，一干就是三年。1907年，他成为波士顿钱币学会的秘书。1908年，他是纽约钱币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1909年成为美国钱币学会会员。同时他还是《钱币学人》杂志的编辑。在横滨做币商的拉姆斯登需要一位在美国的代理人或中间商，1909年他找到了伍德。伍德为拉姆斯登提供美国藏家的名字和地址，并且在《钱币学人》上为拉姆斯登做广告。他也在公司里发挥作用，帮拉姆斯登收货、转款。他给自己买东西时享受折扣，出售时偶尔还能赚一笔佣金。他帮拉姆斯登支付在美国的各种会员的会费。1913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钱币学会业务主管。他撰写过加拿大钱币和东方钱币的专著，以及东亚钱币的文章。
约翰·罗宾逊
约翰·罗宾逊（1846-1925）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景观建筑师。他对钱币的兴趣始于在父亲书桌上发现的几枚东亚钱币。他父亲在中国生活了几年，年轻的罗宾逊扩大了自己的收藏，范围涵盖几乎整个东亚和南亚：中国、安南、暹罗、日本、朝鲜半岛、印度以及东南亚群岛。终其一生他收藏了3418枚钱币（包括少量中亚、非洲和地中海国家的钱币）。1913年他将这批钱币捐给了埃塞克斯研究所。他在皮博迪博物馆馆长任上去世。他还是美国钱币协会、波士顿钱币学会、横滨古泉会和位于勒克瑙的印度钱币学会的会员。
小约翰·莱利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小约翰·莱利(1876-1931)是电气工程师。他是著名的胶水企业AmbroidCompany的董事长。他是美国钱币学会理事会成员并担任财务主管多年。他一生专注于学会的工作，在那里有一间常驻办公室。54岁去世后，这个办公室以他的名字命名。
莱利档案中大量的会员卡证明他是众多科学社团的成员：美国地理学会、商人俱乐部、纽约族谱与传记学会和诸多钱币学会，包括费城钱币与文物学会、纽约钱币俱乐部。他还参与和亚洲艺术有关的社会团体，例如美国东方学会。在拉姆斯登的推荐下，他还被选为日本亚洲学会的成员。他可能还鼓动钱币学家霍兰德·伍德和E.T.尼尔加入他的东方俱乐部。莱利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纽约、波士顿和佛罗里达）度过。1907年的首次东亚之行激发了他对东亚艺术的兴趣。1909年，他为了收藏艺术品再次来到中国和日本。包克这样形容他：
“他兴趣广泛，与远东钱币相关的任何东西都来者不拒。除了钱币和钱币文献，他的收藏范围还包括各种带有钱币的设计和装饰，比如木雕、牙雕、镂空挂件、瓷器、铜像、照片、丝织品等等，不一而足。”
1926年，莱利第三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几个月间他收集了3000枚钱币。他一生共收集了26000枚中国历代钱币，一个没有接触过中国交易商且不会读写中文和日文的美国人能拥有如此的收藏令人震惊。
相较而言，大部分收藏中国钱币的美国人往往是通过常驻中国的教士、外交官和商人获得钱币的。莱利在美国建立了钱币收藏。他和所有美国和欧洲交易商都有联系，他表妹莉莉也定居在日本神户，但是他的主要联系人还是亨利·拉姆斯登，他们二人1907年在横滨见过面。拉姆斯登送给他一本芒罗的《日本钱币》。莱利非常渴望得到芒罗的藏品，1909年他返回日本以4000日元买下这批钱币。在这次会面中，拉姆斯登还介绍他加入横滨古泉会。莱利从拉姆斯登处购买的中国钱币价格是合理的。首先，这些都是铜钱；其次，几乎没有其他藏家竞争。通过莱利保存的发票来看，他以每枚15-25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拉姆斯登的中国钱币。
1910年的引见
大约在1910年，拉姆斯登把莱利介绍给伍德，两人逐渐成为密友，尤其是在1913年伍德被任命为美国钱币学会策展人之后，莱利成为财政主管。1910年，伍德把一位新的委托人介绍给拉姆斯登，他就是约翰·罗宾逊。这又促成了另一段佳话。
1910年4月26日，拉姆斯登写信给罗宾逊：
为了尽可能避免你的不便，并且如果你同意见面，伍德先生可以帮你办妥你看上的任何钱币，你也可以把你不想要的任何钱币退给他。
1910年7月26日，拉姆斯登写信给伍德：
非常感谢你把罗宾逊先生引见给我，我希望很快能和他直接联系，这也是他所希望的。我很高兴莱利和我的熟识对此有帮助，我相信我们能让他满意。尽管拉姆斯登同时为罗宾逊和莱利供应钱币，但他明显优先考虑罗宾逊：（拉姆斯登）系统地优先为罗宾逊供应钱币，后者先挑，然后把剩下的寄给在纽约的霍兰德·伍德。伍德告诉莱利该买哪些来丰富他的收藏。
拣选的顺序也对应信息：拉姆斯登会写信给罗宾逊，后者将消息转达给伍德，伍德再告诉莱利。1911年5月7日，拉姆斯登写信给伍德：
我已在前详述，可否请你拨冗将此信递给伍德先生，如此我就不用就这个话题再给他写一封了。
这个安排似乎预示了事情进展顺利，并且为将来做好了准备：拉姆斯登是藏品和专业知识的资源，伍德的角色是中间商和业务主管，罗宾逊是藏家（我们可以推测，拉姆斯登曾助力罗宾逊在1911年被选举为横滨古泉会会员），而莱利则是藏家和美国钱币学会的忠实拥护者。伍德在1913年被任命为美国钱币学会策展人是一个拐点，此事加强了他和莱利的联系。这两个人合作共事，通过展览、讲座和出版等形式推动了美国的东亚钱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