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灭亡后，东林党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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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30 10:26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为一股晚明时期崛起于江南的政治力量，有关“东林党”的讨论与非议，可谓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那么，真实的东林党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在明末清初的时代浪潮洗涤下，他们又各自做出怎样的抉择？又缘何会在清初逐渐走向消亡？
说起“东林党”，自然要追溯到顾宪成创办的“东林大会”。从明朝的官僚体系看，仅做到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并不能算什么成功人士。但在其崭露头角的万历朝中期，来自南直隶的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人一度把持内阁，令出身无锡的顾宪成也跟着鸡犬升天，以至于在卷入“国本之争”后，竟敢公然违逆上意，提名了众多为万历帝所厌恶的官员，最终削去官职、遣送回乡。
然而，回到故乡无锡的顾宪成并未有所收敛，反而借着重修宋代学者杨时曾经讲学的东林书院之际，网罗了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失意官僚，发起了以讲学为名、非议朝政的“东林大会”。
由于只需“吐槽”、不必实践，“东林大会”很快吸引了众多的在野政客。而随着与会之人越来越多，“东林大会”也逐渐成为江南地区的舆论中心，进而为庙堂之上的有心人培植和拉拢，逐渐形成了与“齐党”“楚党”“浙党”分庭抗礼的“东林党人”。
终万历一朝，东林党人一度为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所压制，但在万历末年的政治乱局中，东林党人还是瞅准时机，通过介入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协助天启帝朱由校对抗郑贵妃，进而一度成功掌控朝局。
然而，相较于好发高论的“东林党人”，沉迷于木工的天启帝朱由校显然更愿意信任自己的亲信太监魏忠贤。于是乎，魏忠贤及以之为首的“阉党”便成为“东林党人”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天启四年（1624），左副都御史杨涟首先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紧接着，大理寺左寺丞左光斗等七十余人相继对魏忠贤展开弹劾。
朱由校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是，这般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最终被魏忠贤借助天启帝的保护伞轻松化解。随后掌控着东厂及锦衣卫的魏忠贤以收受贿赂的罪名，将杨涟、左光斗等人抓住诏狱，以酷刑拷打至死。面对如此惨剧，看似同气连枝的东林党人一时土崩瓦解，不敢再与“阉党”正面抗衡。
心狠手辣的魏忠贤自然不会放过这些政敌，他命人撰写了一部名为《东林点将录》，将东林党核心成员与《水浒传》中的晁盖及108名好汉一一对应。但就在魏忠贤准备将其一网打尽之际，天启帝突然病逝。由于天启帝膝下无子，最终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
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急于扳倒魏忠贤的崇祯帝上台之后大举重用东林党人，但此时的大明已在内忧外患中积重难返，而东林党人虽名曰一党，却没有一个可以贯彻始终的政治纲领，最终也只能在大明王朝的一次次内耗中蹉跎岁月，直至“闯王进京”“清军入关”。
据后世统计，被魏忠贤列入《东林点将录》的109人之中，直接为魏忠贤及“阉党”所谋害的有16人。此后，在崇祯朝时为皇帝处决者为三人。而闯王起义军进军的过程中，被《东林点将录》编排为对应“云里金刚宋万”的“地魔星”宋师襄，于故乡耀州（今陕西省铜川市）被俘。曾任顺天府尹的宋师襄此时早已被革职，但其却坚持不降，最终被农民起义军问斩于山西闻喜县内。
与宋师襄命运相近的，还有被《东林点将录》编排为对应“病尉迟孙立”的“地勇星”李邦华。作为东林党中少有的能吏，李邦华不仅在此前于九江成功安抚了有哗变倾向的左良玉所部，面对闯王起义军的步步紧逼，也适时向崇祯帝提出了仿照永乐年间的旧例，让太子到南京监国；把定王、永王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让他们拱护两京等建议，而正是这样一个为大明操碎了心的东林党人，在闯王起义军进入北京后，选择自缢而亡。
然而，除了上述两位之外，《东林点将录》中便没有直接或间接死于闯王起义军的人物。其中，除了天启年间成书的《东林点将录》中很多人已在崇祯朝自然死亡外，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东林党人大多生活于江南，远离明末农民战争的核心战场。但是随着清军大举入关，东林党人的好日子也很快到头了。
必须指出的是，史可法虽不在《东林点将录》所列的109人之中，却因一度对东林党首脑左光斗执弟子礼，而被视为东林党成员之一。但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后的帝位继承人选择上来看，无论史可法是否为东林一党，都不可避免地背负上自己恩师左光斗时代东林党所留下的政治包袱。
当时大明帝位继承者的主要人选有三个，分别是福王朱由崧、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无论从藩位高低、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还是距离来看（朱由崧一路逃亡，此时就在淮安），都应该由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亲堂兄朱由崧来继承帝位。但东林党当年在“国本之争”中抵制为万历帝立上任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在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中又与朱由崧的祖母郑贵妃有过冲突，为此，当时的东林党魁、前任礼部侍郎钱谦益，频繁往来于常熟与南京之间，到处游说包括史可法在内的朝野各派力量，试图以“立贤不立亲”的名义，拒绝福王朱由崧、迎立潞王朱常淓。
事实证明，福王朱由崧虽然有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的“七宗罪”，但政治手腕却比钱谦益要高超得多，就在东林党人大肆发动舆论的同时，福王朱由崧已然秘密派人联络了凤阳总督马士英及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总兵，将军权牢牢地握在手中。
失去了武装力量的支持，东林党所制造的大量舆论瞬间毫无意义。尽管出于平衡各派势力的目的，福王朱由崧登基为弘光帝后，仍任命大量东林党人为官，随着史可法由南京兵部尚书调任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不久之后又出镇督师、渡江前往淮扬战场，东林党在朝堂立马失去依仗。
史可法画像，取自1905.2上海《国粹学报》。来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细览》
为了扳回劣势，东林党人随后高调参与了“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试图否定弘光帝的执政合法性，其结果却是手握兵权的朱由崧依旧稳坐龙椅。东林党人却被此前投靠“阉党”的昔日同僚阮大铖压制得透不过气来。从某种角度看，如果不是清军迅速南下。东林党人很可能将遭遇远比魏忠贤时代更为残酷的政治清洗。
正是由于大部分精力都被后方的党争所牵扯，自身又指挥不动江北四镇的骄兵悍将，北上督师的史可法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以所谓“联虏平寇”的名义，挑动清军与李自成、张献忠所部起义军的互殴，来为南明小朝廷争取时间。然而，事实证明，得到华北平原物资保障的清八旗，拥有着同时对抗农民起义军和南明的实力。
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四月，面对多铎所部清军，南明江北四镇望风而降，史可法虽然严词拒绝了多尔衮的招降，却无力保卫自己的家国，最终在扬州城头为清军所杀。消息传来，江南震动。五月初九，南京更直接向清军开城投降。此前刚刚被阮大铖从刑部尚书的位置上赶下台的东林党人解学龙选择投江殉国。值得一提的是，《东林点将录》中被编排为“天满星”的解学龙对应的是“美髯公朱仝”。
与史可法、解学龙相比，另一个殉国的东林党人刘宗周便死得有些“拖泥带水”。刘宗周，字起东，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由于其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大明就有中兴之望，但其实刘宗周虽治学严谨，却不善治国。
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自称“草莽孤臣”，整天弹劾前方军校：如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俨然是一番忠臣将领的派头。但面对清军南下的铁蹄，包括其学生黄宗羲在内的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选择了绝食自尽。后世史学家评价说：“（刘宗周）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据说，在所有自杀的方式中绝食最为痛苦、也最需要毅力。虽然刘宗周的殉国并不纯粹，但终究要比号称“东林党魁”的钱谦益要果决得多。野史《恸余杂记》记载：“豫王（多铎）南下江南，下令剃头。南明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一日，钱谦益忽然说：‘头皮痒得厉害’，突然出门而去。家人以为他去用篦子篦发。不一会儿，剪了头发，留着辫子进来了。”时人有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当然站在钱谦益的立场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他的犹豫不决。毕竟，他自称吴越武肃王钱镠及宋代名臣钱惟演的后裔，其家族世居常熟奚浦，形成赫赫有名的海虞钱氏，可谓富甲一方。四年前，59岁的钱谦益更以大礼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此后长期与娇妻在虞山的“绛云楼”中读书论诗。这般逍遥快活，谁又肯轻易言死呢？
或许是为了突出钱谦益这样的名士风骨还不如一个从良的名妓，史料中记载柳如是曾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硬托住了。
当然，除了不舍娇妻之外，更关键的是，钱谦益其实对大明王朝本就没什么感情。因为自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取进士以来，他的仕途便可以简单概括为“出仕-罢官-复起-再罢官”的循环往复，而其中钱谦益天启、崇祯年间两次主持浙江科举，更两次都发生了“科场舞弊”。这样的事情搁在任何文士身上，恐怕早就对官场心灰意冷，乖乖回家种地去了，但钱谦益却似乎不以为意，只要一有机会便会上蹿下跳。
讽刺的是，弘光朝建立之前，钱谦益竭力怂恿史可法拥立潞王朱常淓，但在大局已定后，他又迅速改换立场，上书为马士英歌功颂德，在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之后，钱谦益又投桃报李，力荐同样曾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反复横跳的阮大铖为兵部侍郎，指望这样一个“政治变色龙”能有所谓“立场”和“风骨”，实在有些强人所难了。
有趣的是，《东林点将录》中钱谦益对应的是“天巧星浪子燕青”。钱谦益当然没有燕青那般的忠肝义胆，但上勾栏听歌识曲、劝花魁从良嫁人的本事却不遑多让。由此可见，早在天启年间，魏忠贤等人便洞察了这位东林党魁的本质，可谓“看人真准”。
钱谦益画像，取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叶公绰辑，杨鹏秋摹绘。来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细览》
当然，钱谦益很快证明其之所以能够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屹立不倒，除了能够迅速跳转阵营之外，还在于自有一套躲避政治打压的手段。降清之后，钱谦益很快便发现清制度严苛，并不好混，于是果断称疾乞归，携柳如是返回常熟，期间虽一度被其他案件株连而锒铛入狱，但在妻子柳如是的积极营救之下，还是得以被无罪开释。
此后钱谦益表面上息影居家，但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的势力联络。如顺治六年（1649），钱谦益曾致书南明桂王政权桂林留守瞿式耜，报告江南清军将领动态及可能争取反正的部队。瞿式耜得书后，颇为感动，上奏桂王说：钱谦益“忠躯义感溢于楮墨之间”。
顺治十一年（1654）和顺治十七年（1660），钱谦益更两度试图接应郑成功的北伐行动，并在郑成功兵围南京后，慨然赋诗作《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己亥七月初一作》等诗歌，歌颂抗清之师，直斥清廷“沟填羯肉那堪脔”“杀尽羯奴才敛手”。然而，随着北伐的失败，心灰意冷的钱谦益也只能感叹“忍看末运三辰足，苦恨孤臣一死迟”。
钱谦益最终病故于清康熙三年（1664），享年83岁。在乱世中能够得以颐养天年的确堪称不易。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相较于东林党中另两位直接降清的大佬——房可壮、张凤翔，钱谦益或许并不能算是成功。
在《东林点将录》中对应“天暗星青面兽杨志”的房可壮在清兵入关后，果断率青州缙绅杀死大顺政权的益都县令，归降清廷，任大理寺卿，升刑部侍郎。顺治九年（1652）升左都御史，揭发了福建巡抚张学圣、宁夏巡抚孙茂兰等的贪污罪案。顺治十年（1653）病逝，赠少保，谥“安恪”。在《东林点将录》中对应“地丑星石将军石勇”的张凤翔同样在官运亨通，顺治三年（1646），起用为户部右侍郎，顺治五年（1648），改吏部左侍郎。顺治八年（1651），升任工部尚书，同年加太子太保。不久，致仕归里，卒年81岁。
房可壮撰《房海客侍御疏》刻本。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或许正是由于东林党人最后的结局不同，后世对其的评价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民国时期，在“道德救亡”的运动之中，东林党人一度成为国家危亡之际、以道德挽救国家的代表。
但在周作人等作家看来，东林党却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天子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止于亡国败家而不悔，虽曰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但其胞兄鲁迅却认为这一评论有失偏薄，还讽刺周作人如同一些“清高通达的士大夫”一样，还不如百姓能够明辨是非。
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看似在评论东林，其实都是在借古讽今。周作人真正批评的是那些他认为遗传了“痴颠恶疾的明朝人的子孙”，即当时的左翼文坛。而鲁迅对于周作人对东林评价的反驳，也是在维护左翼文坛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团体。
在众多关于东林党的评论中，或许还是乾隆帝的“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唐、明，其殷鉴也”一针见血。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东林党兴起于讲学，最终形成了“门户”。他们的尾大不掉一度将国家拉入败亡的境地，但也随着那个纵容其发展壮大的政权的倒台，东林党人自然也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