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击碎了屈原对楚国的最后一线希望？

      公元前329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一代雄主楚威王去世，其子楚怀王即位；另一件是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不久成为相国。这两件事为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即位这一年，楚怀王大约30岁。在楚威王羽翼下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的这位天潢贵胄，性格宽厚、率直和天真。他有着楚国国君传统的责任感，却缺少了一些在战国这个严酷时代生存所必需的狡诈和城府。

      楚怀王刚刚即位之时，楚国疆域广阔，国力强大，看起来很有希望与秦国一争高下。在他登基前不久，楚威王刚刚灭了越国，楚国在面积上已经成为当时的第一大国。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楚国物产丰饶，国库充盈。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国力，即位伊始，楚怀王取得过军事上的胜利。《史记·楚世家》记载：“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即位之初，楚怀王雄心勃勃，力图有所作为，所以他重用20多岁、才华横溢的屈原，令其“造为宪令”，展开变法。

      屈原出身王族，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因此，他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天资聪颖，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得到了楚怀王的重用，20多岁官位就高至左徒，也就是副宰相。“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图》。绘/傅抱石，来源/故宫博物院

      屈原虽然如此年轻，但是因为熟读历史，又多次出使他国，对国际形势和楚国的政治弊端认识得很清楚。

      就在秦国国势蒸蒸日上之时，楚国走上了下坡路。楚国统治者们恃富而骄，恃大而惰，陷入了“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战国策·魏策一》）的困境。贪图享受、追逐私利的权贵集团畸形发展，成为楚国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权贵们成天想的就是比富斗奢。楚国贵族们的奢华和享受，是很多国家所不能比的。《战国策·齐策三》中有一个例子：“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外国来一使者，楚国就轻易送一张贵重的象床，可见当时楚国之富，也可见楚国上层社会的奢侈程度。张正明说：“楚人做出给马用的错金镂银大型铁带钩来，也是浮华的表现。”（张正明：《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

      早在宣威盛世中，楚威王就表达过自己的忧患，他发现楚国的贵族对国家的责任心已经不再强烈，把国家的事情放在了脑后。

      《战国策·楚策一》有一段楚威王与莫敖子华的对话。楚威王与子华谈论前朝的忠臣，楚威王问子华：“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也就是说，从先祖楚文王到现在，有多少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不是为了封爵而为国家肝脑涂地的大夫？莫敖子华列举了令尹子文、叶公子高等人。楚威王听后叹息不已：“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唉，这些都是先代的人物，今天朝中，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了！

       到了屈原的时代，楚国贵族更是沉醉在享受和欲望当中，进取心越来越弱，腐败越来越深，国家大事根本不放在心上。公元前308年，秦国攻韩，楚师接受韩国请求出救。统帅景翠却同时收受秦、韩两国贿赂，佯装救助而实则观望。因此，楚国在国际战争中经常受挫，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一筹莫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屈原登上了历史舞台。

      屈原认识到，楚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如果楚国能够认清大势，深入改革，以楚国的国力基础，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楚国虽然没有像秦国那样因为变法而脱胎换骨，但是原本雄厚的基础还在，除秦国外，仍然没有国家能与它抗衡。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楚国当时的兵力号称“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只有秦国能与它比肩。

      在战国中期之后，国际形势已经明朗：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就是秦和楚。《战国策·楚策一》云：“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李学勤说：“战国中晚期，天下的重归统一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楚国灭国最多，疆域广阔，事实上已统一了东南半壁，在秦灭六国前，影响最为深远。”（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如果楚国能重新走上上升轨道，那么，最后统一天下的，有可能是楚国而不是秦国。

 

战国中期诸侯称雄形势图。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如果楚国仍然在歌舞升平中沉醉下去，那么必然会被秦国甩到身后。楚国灭亡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

      因此，屈原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计划。

      屈原的改革，从人才选拔机制入手。战国时代，各国都争相延揽人才，而王族掌握大权是楚国的惯例，所以楚国很少真正重用外卿。齐国名将田忌南下楚国，只被安置在闲地，“封之于江南”。魏相惠施逃到楚国，楚国干脆不予收留，将他送到了宋国。唯一一次任用吴起，吴起也很快被权贵集团杀死。不仅如此，权贵集团在本国人才中也只任用听自己话的庸人，而那些有进取心的人杰纷纷被排挤出国，因此出现了著名的“楚材晋用”的成语。其实，除了“楚材晋用”外，还有“楚材秦用”。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流失到外国的楚国人才名单：伍子胥、文种、范蠡、百里奚、甘茂、魏冉、李斯……有学者统计，从秦武王设立丞相一职，到秦始皇时代，秦国共有丞相21人，其中楚国人竟然占了三分之一，而甘茂、魏冉、李斯三人，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超一流的人才。这些优秀人才不仅流失他国，而且几乎都给楚国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伍子胥助吴国攻破楚都，原来在楚国上蔡看守粮仓的小吏李斯后来更帮助秦始皇消灭了楚国，统一了天下。

       所以，屈原的改革方案很明确，那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屈原要继续吴起未完成的任务，第一要打破贵族重臣垄断仕途的局面，不避卑贱，唯才是用。第二要追赶各国潮流，实行明确的法治，重新修订法律，使全国上下政令统一，从上到下令行禁止。不过楚国的文化土壤，决定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要比法家更富人文精神。他制定的法度虽然严明，却并非商鞅式的严刑峻法，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命名为“美政”。如果这次改革能成功，楚国很有可能会脱胎换骨，再度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果楚国统一中国，中国社会可能不会出现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化大毁灭，不会出现“以吏为师”“道路以目”的思想禁锢，也不会出现徒刑遍地、民不聊生的秦朝暴政。很多学者假设过这种可能。比如李学勤说：“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秦国，而是楚国统一全国的话，《鹖（hé）冠子》一类的政治设计可能付诸实现。”（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屈原的名作《离骚》描述了他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他发誓趁年富力强，大显身手，改革法度，弃旧图新；“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他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然而，楚国的政治惰性很难撼动。朝廷重臣争权夺利，倾轧不休，没有人为国家前途考虑。屈原的改革，势必影响权贵们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权贵们毫不迟疑的反抗。以上官大夫和郑袖为代表的贵族立刻施展他们娴熟的污蔑诋毁手段。“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受王命起草法律，上官大夫想要提前看看，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于是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言说：“这些法律是本着您的指示起草的，但是臣民们不知道。屈原总是对外宣称，这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楚怀王很生气，因此疏远了屈原。年轻且没有政治经验的屈原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从左徒改任三闾大夫，只管宗族、祭祀之类的礼仪性事务，不能再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了。

      历史的真实也许并非如这些历史记载这样富于故事性。事实上，楚国贵族存在三大家族：屈、昭、景。他们在楚国历史上势力呈相互交替的状态。屈姓一族的黄金时代是在春秋中晚期，进入战国，屈氏已经开始没落，很少有人能进入统治中枢。昭氏代之而起，占据了几乎全部要津。很多学者认为，楚怀王疏远屈原，并非如传统史论所述，是被谗言所惑。而是他破格任用屈氏一族的屈原，破坏了官场原有的生态结构，遇到了昭氏一族的强烈阻力，才导致了屈原被罢免。

      我们无法准确地复原历史，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楚怀王无力对抗权贵集团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在政坛根基不牢的屈原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他的改革事业也就此中断。一心报国的屈原悲凉地写下这样的诗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九章·惜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各国争相变法而日新月异的同时，楚国政治却沿着旧节奏缓慢地继续走下去。权贵集团的惰性和内争，断送了楚国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楚怀王即位的第一年，张仪到了秦国，献上了他的连横之策。

      宋代之时，人们在陕西凤翔发现了一块刻石。它就是《诅楚文》石刻中的一块。这块刻石上共有326个字，其大意是：“秦王诚谨地以吉玉，告于大神之前。昔我国先王与楚王交好，两邦世世婚姻。如今楚王无道，淫夸奢侈，不遵盟约，违背十八世以来之盟誓，率诸侯之兵攻我，欲平我社稷，灭我百姓。我将率兵抵抗，祈求大神威灵相助。”

      可见面对以楚国为首的气势汹汹的六国联军，秦国人是何等害怕。

      很明显，楚国的现实选择，应该是与其他五国精诚一心、团结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因此，屈原等人一直是合纵的坚定支持者。然而，楚怀王对于合纵的意志并不坚定。

      楚怀王即位之初，一度很想有所作为。然而，历史不久就证明了他缺乏雄主资质，不堪担当历史重任。他不但听信谗言，将屈原逐出政治中心，而且在国际政治中，犯了更大的错误。

      秦国与楚国曾经有着几百年的传统友好关系，楚国许多贵族与秦国世代联姻。《诅楚文》中就说：“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衿以斋盟。曰：世万子孙，毋相为不利。”性情憨厚的楚怀王总感觉，主动率兵攻击昔日的盟友，有些磨不开面子。因此虽然是六国联合出兵，但是楚国只派出很少的军队。

      除了楚国之外，北方的燕国和东方的齐国对抵抗秦国也不热心，没有真正派兵。实际与秦作战的只有魏、韩、赵三国。

      因此，燕国、楚国口惠而实不至，齐国则干脆持不介入的立场，坐山观虎斗，准备战争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趁火打劫一把。只有受秦国威胁最大的三晋真正出兵攻秦。因为领袖意志不坚定，反秦联盟在集体行动中彼此提防，面和心不和，步调不一致。结果联军进军到函谷关前，就因各自心怀鬼胎，逡巡不进。等秦军大军一出关，联军就迅速退却了。《史记·楚世家》载：“苏秦约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这次轰轰烈烈的联合行动，如此草率收场，让楚怀王的国际威望大受损失。

      在那之后，各国还组织了几次合纵，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环境下，各国间缺乏最低限度的信任感，很难精诚合作。各国不仅担心在本国抗秦时，他国会坐享其成，甚至背叛盟友“阴构于秦”；更担心在削弱秦国后，又会有新的大国从中崛起。了解了这些，合纵不可能成功这一历史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此一役，秦惠文王更加认识到，东方和南方的两大强国楚国和齐国联合起来，是秦国统一天下构想的最大障碍。公元前312年，秦相张仪带着要全力拆散齐楚同盟这一任务，出使楚国。

      春秋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胜负主要看实力，但在战国时代，则必须加上谋略。春秋时代的贵族鄙视阴谋，战国时代的外交家们却一天也离不开阴谋。战国时代各国的外交谋略水平之高令人吃惊，其中又以秦国最为突出。在其他各国还没彻底放弃礼乐文明的面纱时，本来就没有背上过礼乐文明包袱的秦国却将谋略与实力完美地结合起来，它大量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诡计，毫不犹豫地欺诈、行贿和离间，成功地瓦解敌对联盟。“秦国毫不犹豫地在外交会议上撒谎，使用间谍来获取他国的情报，还贿赂其他诸侯国的高官与之合作。”（〔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公元前313年，张仪来到楚国，与楚怀王举行会谈。

      张仪摸准了楚怀王脸皮薄的心理特点，先提起他率兵攻打昔日盟友的事：“秦楚300年交好，前几年您却亲自带领联合军队攻打秦国，秦国国君非常伤心。不过他知道您是个厚道人，肯定是被他国强迫的，所以他并不怪罪您，而且希望秦楚两国能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仍然是兄弟之国。因此，请大王同意与秦国的敌人齐国绝交。”

      楚怀王果然显出羞愧之色。不过，与齐国绝交，也不是那样容易决定的。怀王沉吟良久说：“楚国与齐国也已经交好多年，不好一下子就断绝关系。”

      张仪抛出了他的杀手锏：“秦王说，只要楚国宣布不再与秦国的敌人齐国交好，秦国愿意将以前侵占楚国的600里土地退还给楚国。这应该能表示秦国的诚意了吧？”（“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史记·张仪列传》）

      张仪知道，收复600里故地，是楚国君臣多年的愿望。因为秦楚之间这600里土地，是楚国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对楚国有特殊意义。

      楚怀王“大说（悦）而许之”，同意中止楚齐联盟。

      张仪出宫后，楚国的大臣都纷纷向怀王祝贺。只有大夫陈轸（zhěn）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应该要求秦国先给了土地，再宣布与齐国绝交。”

      楚怀王不以为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已经承诺了张仪，怎么可以反悔？”

      受过严格贵族教育的楚怀王还信守着春秋时代贵族的诚信传统，他没有想到，秦国早已经把这个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楚国宣布与齐国绝交后，派使者到秦国去接收土地。

      楚国使者见到张仪说：“我奉国君之命，前来收取600里土地。”

      张仪故作惊讶状，说：“600里？哪来的600里？我说的是6里啊？”（“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 ——《史记·张仪列传》）

      发现上了当的楚怀王勃然大怒。他感觉深受侮辱，一怒之下起兵攻秦，战于丹阳。秦惠文王有备而待。结果楚师大败，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ɡài）、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史记·楚世家》）

      楚国不但没有拿到秦国所承诺的土地，而且还丧失汉中之地600里，这等于为秦国打开了通向中原的通道。丹阳之战，是楚国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崇尚权诈、较量贪狠的残酷的战国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却还保持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熏陶而养成的质朴、文雅和慢节奏。在传统贵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楚怀王，性格天真单纯。他在外交上的几次重大失误，对楚国前途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在丹阳之战后，秦国又试图施展手腕，收买楚国的欢心，离间楚国和其他五国的关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这样的记载：“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也就是说，秦国送还一块土地，希望再次和楚国结好。结果楚怀王不但没有坚定拒绝，反而一心想报私仇。“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楚怀王表示，不用给他土地，只愿杀张仪以解心头之恨。于是张仪很高兴地又一次来到楚国，因为他很清楚他有能力将楚怀王再次玩弄于股掌之上。张仪深知楚国政治腐败，政治高层人物可以用钱买通，于是他用重金贿赂靳尚，又“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一心复仇的楚怀王最终还是抵不住郑袖的枕边风，居然真的放张仪回去了。

      事实证明，屈原是了解天下大势的人。六国的统治集团大多目光短浅，苟且偷安，经不起秦国的软硬兼施，威迫利诱。只有屈原坚定地反对媚敌苟安。张仪刚刚走，恰好屈原出使齐国归来，劝谏楚怀王“何不杀张仪”，这时楚怀王才恍然大悟，但张仪已远去不可追了。

     《史记》关于这段历史的写法，几近小说，过于绘声绘色。楚怀王也许没有司马迁笔下那么弱智，但软弱无能且缺乏判断力是肯定的。屋漏偏逢连阴雨，一个国家在末世，往往会出现这样暗弱的领导人。

      楚怀王终于认识到秦国的危险性，楚国与齐国再次交好，约定共同抵抗秦国。

     秦国对这种形势非常担心。公元前299年，秦国出兵攻占了楚国8座城池。

      大兵压境，楚国不得不忍辱求和。而秦国开出的条件是，只有楚怀王亲自去秦国议和，秦国才能考虑和平。秦昭襄王在信中说：“秦楚两国山水相连，互为婚姻，交好已久。如果两国继续不和下去，何以号令诸侯？如今寡人愿与君王在武关相会，结盟友好。只要您亲自前来，一切都好谈。切望君王能命驾一行。”

       楚国上下顾虑重重。人们都担心楚怀王赴约会如同羊入虎口，秦国险不可测，会遇到什么结果很难说。已经被贬为闲职的屈原也赶到王宫，力劝楚怀王不要亲自前去。（“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楚怀王坚持亲自赴约。虽然能力不足，但他倒是具有一国之君的责任感。虽然几年前他被张仪欺骗得那样惨痛，但是这位厚道天真的国君仍然认为，那只是出身卑贱、不讲贵族原则的张仪的个人行为。他相信，作为世代贵族，堂堂一国之君，秦王绝不会在天下诸国面前公然失信。何况即使真的有风险，他如果不亲身承担，最终也只能由楚国百姓来承担。

      屈原深知怀王此行，关乎楚国命运，反复劝谏，结果激怒了怀王，被流放到外地。

      在春秋前期，楚国本是天下各国中历史包袱最轻的国家。作为一个蛮夷之国，它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对中原诸国的迅速赶超。但是到了战国后期，楚国却成了历史包袱最重的国家。战国时代，各国政治力量的中坚，都是通过变法而崛起的底层贵族和平民。他们头脑中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也没有那么多道德信条。而楚国因为没有经过彻底的政治改革，传统贵族仍然是统治集团的核心。这些世代传承的贵族世家，一言一行仍然要在《诗经》《尚书》中寻找依据，一举一动仍然遵守优雅从容的贵族仪范。在国际关系上，他们本能地依然处处讲求诚与信。在战国时代，文明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护身符，野蛮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温文尔雅的春秋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战国时代，除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外，所有其他的规则都已经失效。可惜，楚人迟迟没能明白这点。楚怀王因此执意踏上了赴秦之路。

      楚怀王的车队抵达秦国边境上的武关。他发现这里空空荡荡的，根本没有国君到来。楚怀王一过境，他身后的秦国军队立刻关上了大门。秦军蜂拥而上，将楚怀王劫持到咸阳。楚怀王在车上大呼：“秦人不义！秦人不义！”

      他万万没想到，身为一国之君的秦昭襄王竟然采取市井流氓一样的欺骗手段。

秦昭襄王画像。绘/韩靖

       秦国要求楚国必须割让两个地位险要的郡，但遭到了楚怀王的拒绝。秦国的如意算盘是，把楚国国君抓到手里，就可以获得战场上不能获得的利益。没想到楚怀王不论怎么威胁，就是不退步。从小所读的法家著作告诉秦昭襄王，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在异国为囚还是回国为君，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如此简单，以致秦王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楚怀王何以宁死不屈。没办法，他只好下令将楚怀王继续囚禁下去。楚国大臣闻讯，立楚怀王的太子横为国君，是为楚顷襄王。

      公元前297年，被囚禁两年后，楚怀王乘看守疏忽，逃出了囚禁地。他一路夜行昼伏，逃向楚国。秦国在路上大行搜捕，楚怀王只好逃向赵国。赵国慑于秦国之威，拒绝让他入境，怀王又被秦人抓回。第二年，他在咸阳郁郁而终。

      秦人最终也没能利用楚怀王得到任何好处，最后只好送还了楚怀王的尸体做个人情。楚怀王的棺木抵达楚境后，沿途所有楚国百姓都痛哭失声。《史记·楚世家》记载：“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这位不那么精明的君主虽然一生都是失败的，但是最后关头，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楚国的利益，没有割让一寸土地给秦国。就凭这一点，他仍无愧是历代伟大楚君的后代。

      楚国在早期的争霸路上，曾经将那位轻信仁义的宋襄公碾于轮下。如今历史重演，只不过角色进行了互换：楚国成了为礼义文明殉葬的悲剧性一方。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楚怀王是礼乐文明培养出的最后一代国君。他也用自己的生命，为礼乐文明殉葬。

       屈原的名作《招魂》就是为楚怀王招魂而作。他呼唤怀王的灵魂不要去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也不要上天宫下幽都，快快回到楚国的宫廷，楚王宫中有“高堂邃宇”“层台累榭”“冬有穾（yào）厦，夏室寒些”，室内则有“翡帷翠帐”“红壁沙版”“兰膏明烛”“二八侍宿”，都在等候怀王的灵魂来享用。

      对于楚怀王的死，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作过这样的评论：“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然而，80多年后，已经被秦国兼并10多年的楚地民众首先倡义，掀起了反秦战争的序幕。为什么是楚人首先倡义？范增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史记·项羽本纪》）

      南宋学者吕祖谦也评论说：“秦灭六国，皆以兵伐而取之，虽无道行之，犹自干戈相持，胜负已分。唯楚最无罪，独以重币诱怀王而杀之。其后天下亡秦，祸端亦起于楚之遗民。盖其灭楚亦是逆人心之大处。”（《左氏传说》卷十一）

     秦国消灭其他国家，都是凭借强大的兵力，虽然是无道之举，但毕竟让其他国家输得心服口服。只有楚国最为冤枉，因为秦国是欺骗楚怀王，让他客死于秦，以此削弱楚国。所以后来天下起兵反秦，为首的也是楚国遗民。原因就是秦国灭楚的手段不光明正大。

     确实，虽然楚怀王客死秦国与秦国最终灭楚还有相当的时间间隔，但是秦国在打击和削弱楚国的过程中，使用了过于卑劣的手段，这一点确凿无疑。正因为“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楚人怜之至今”，所以后来秦末战争中，项梁派出许多人到民间去寻找楚王后裔，终于在一片荒野中找到了已经沦落为牧羊人的楚怀王之孙熊心。楚国遗民在立熊心为王时，特意让他袭号为“楚怀王”，以纪念这位悲剧性的君主。

     屈原本来也可以像楚国其他人才那样，远走高飞，到他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但是他对楚国的感情，让他下不了这个决心。《离骚》说：“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诗中所谓到远方去求女，即是寻找理想中的君王，也就是要到他国去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但最终屈原还是留了下来，他对楚国，还没有丧失最后一线希望。

      然而，楚国的命运已经注定。

      除了权诈之外，秦国更强大的力量当然是秦军的战斗力。

      商鞅变法成功地激发了秦人的贪婪和欲望。他奖励军功，凡是杀敌有功者皆可获得一定的官爵和田宅。因此秦人“勇于公战”（《史记·商君列传》），“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商君书·画策》），“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秦师更以刑徒为前锋，鼓励他们借军功以自赎。这些刑徒知道退则必死无疑，进则求生有望，因而死不旋踵，比起后世的“敢死队”来毫不逊色。

      而楚国军队，还保持着春秋时代贵族军队的散漫作风。白起曾对秦昭襄王说：“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战国策·中山策》）组织严密的秦兵，其战斗力确实比组织松散的楚兵强得多。斯巴达最终摧毁雅典即这种情况。秦军这支虎狼之师，其他国家确实很难抵挡。

明人绘白起像。来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细览》

 

      在楚怀王死后不久，秦国进攻蜀地，取得了巴蜀之地。这如同在楚国背后插入了一把刀子。

      公元前280年，当秦国准备对楚国发动致命一击时，它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是从易于行军但防守严密的中原进军，第二条是从防守同样严密的长江流域进军，第三条是从崎岖但防守松懈的山地进军。秦人选择了第三条，让远征军翻越无人防守的山地，并将援兵和补给顺长江而下。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行于无人之地”并“攻其所不守”的原则。

       公元前278年，秦国成功地夺取楚国西部包括郢都在内的半壁江山。楚国人经营了几百年的故都灰飞烟灭，巨大的城墙出现了一道道缺口，城内的财宝被抢掠一空，宫殿府第被付之一炬。无数楚国典籍，在秦人的大火中烧成一片灰烬。被秦军破坏后的郢都，到处都是荒烟蔓草、断垣残壁的凋零景象。

      听到郢都失陷的消息，屈原在《九章·哀郢》中说：“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意思是说：想不到宫廷大厦变成了一片废墟，故都的两座东门也变成了荒无人烟之地；心情久久难以舒展啊，旧忧与新愁紧紧相连。

      郢都失陷彻底击碎了屈原对楚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之所以一直徘徊在放逐之地没有离开，是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祖宗之国的命运还抱有幻想。他一直认为，这个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应该还有机会如九头鸟一样浴火重生。但是，这次惨败于秦国，让他意识到楚国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屈原深知秦国不是200年前的那个吴国，秦国一旦张开了口，不彻底吞下猎物，是绝不会罢休的。绝望的屈原跳进了汨罗江。

《屈原卜居图轴》。绘/（清）黄应谌，来源/河北博物馆

      屈原的判断没有错。这位伟大诗人的自杀，为楚文化的毁灭奏响了不祥的序曲。虽然最终他的几首诗歌逃过了秦王朝的大火，流传了下来，但是更多的800年楚国文化成果，却永远消失在了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