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为何成为大明官员进步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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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25 17:31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翰林院是“为国储才”。“储”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在较长时间内,在朝廷有意识地培养下,通过接触顶级信息、人才、事务,并静下来思考、学习、锻炼、交流等,避免因沉沦琐碎事务而失去宏观能力,保持战略视野;第二层则还是以使用为目的,翰林院是清流部门,但不是为培养清流而存在,道德文章、圣人古训是面,经国天下、谋划布局才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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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的入口翰林牌匾。摄影/海峰,来源/图虫创意

      在翰林院这样的平台上,做到以上这两点,基本可以进入大明官场的快车道,我们熟知的很多名臣都出自这里。

选翰林

      永乐二年(1404),南京,大学士谢缙按照朱棣的要求,选择新科进士28人为庶吉士,也应二十八星宿,给皇帝一个彩头,给天下士子一个佳话。

       这时候,十几岁的年轻人周忱站出来说:“陛下,我还年轻,想继续学习深造。”现场的朱棣非常开心,就打破这个精心编织的彩头,同意再增加一个人成全周忱(帝喜而俞之)。朱棣内心到底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随机应变的能力足够制造很多佳话,做到了300年后清修明史的学者们依然相信,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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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忱(1381-1453),明朝初年名臣,财税学家,谥号文襄

       庶吉士的待遇非常好,司礼监每月配发笔墨纸,光禄寺负责伙食,礼部按月配给蜡烛钱以方便学子们晚上学习,工部在附近安排住宿区域。庶吉士五天休息一次,休息日有内臣陪伴,出行有校尉保障。可以看出,大明这是成立了一个庶吉士人才工作组。

      最关键的是,皇帝经常到馆测试大家的学习效果。

      在如此强的培养力度下,成效非常显著,这一批产生了王英、王直、段民、周忱、陈敬宗、李时勉等名臣。可以说“名传后世者,不下十余人”。

       可见,人才,是需要培养的,也是能培养出来的。

      庶吉士是在新科进士中优中选优。严格来说,庶吉士还不是翰林,但确实已经进入快车道,等到三年深造分配,最优秀的留在翰林院,二甲进士为编修、三甲进士为检讨(一甲的三名进士在最初就会获得翰林院修撰、编修,相当于有三年的优势),其他人则担任给事中、御史,比起三年前下地方和赴六部的不可同日而语,史载“与常调官待选者,体格殊异”。

      作为皇帝的近侍人员,庶吉士通常在新科进士中文才优等且书法上佳。随着培养制度的完善,宣德五年(1430)庶吉士导师由翰林学士担任,万历以后,则专门由吏部、礼部侍郎担任。

      选庶吉士,最初没有标准,主要看皇帝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廷选取的庶吉士人数不定,永乐十三年(1415)选了62人,宣德二年(1427)只选了1个;选取的年限不定,“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选取的负责部门不定,“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选取资格不定,“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选取标准不定,“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由于以上的诸多“不定”,选取庶吉士的争议越来越大,弘治二年(1489),孝宗皇帝采纳大学士徐溥的建议,确定吏部、礼部联合负责考选,每次选20人,最后留下3-5人,标准以文辞为准(平时所做与考核所做相结合)。当然后来并未完全遵从这一原则,但也可以反映层层筛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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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完成的《几何原本》,徐光启曾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图为明万历三十五年初刊本。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进士是从全国举人中的精选;庶吉士是从新科进士中的精选;翰林是庶吉士中的精选。

      层层选拔,无论士子、官员、皇帝,都会认为这里是人才汇聚地,上心一点的皇帝会记住所有翰林。这可是妥妥的高起点。“自古帝王储才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

储才

      高拱做吏部尚书后,发现“用人必先养人,苟无以养之于先,则其用之亦苟而已”。在明代,翰林院基本做到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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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高拱。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

      翰林没有明确的业务工作,工作任务比较轻松,但又处在皇帝与内阁可视范围内,做的都是皇帝和内阁关注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事少、平台极高、机会机遇充沛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翰林院的人有条件在较长时间内丰富、锻炼自己。

      最基本的就是朝廷的编书工作,诸如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等。看起来好像只是写稿、编辑、校对,但这些资料系统性强,信息价值高,翰林可以有大把时间仔细看。比如杨廷和在进入翰林院后,“读书惟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九年后,任翰林修撰,参与编撰《宪宗实录》,系统接触到藏之秘府的材料,很快明白了朝廷的实际运行逻辑、内阁的工作习惯,认知层次已经得到提升。张居正在翰林院时才25岁,就写出了《论时政疏》,这里的系统性信息非常有价值。

     再则是起草文书材料,许多翰林都参加过官员任命文书的起草。杨廷和、严嵩、高拱、张居正在翰林院写类似材料就写了十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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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严嵩。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

       翰林的清闲,也为聚会提供了可能。王铎在翰林院时,经常出去聚会、游玩、唱和:户部郎中夏时亨督饷延绥,送一首诗贺一下;黄道周回乡,送诗一首;为户部主事刘应遇临摹王羲之的帖子;刘士达奉命前往册封晋王,吟诗一首;小伙伴姚希孟削籍回家,送一首诗安慰。按照资料,主要是和官僚士大夫的,会不会与内臣有类似往来则不得而知。

        有一些翰林还会写一些理学文章,也是养望的重要环节。

       联系广泛的朋友圈、掌握王朝最高信息、又比较闲,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会为后来的一切打好基础。

       是的,工作忙不一定等于重要。

当老师

       相对于编书、储才、养望,翰林更重要的是上课。科举时代,许多熟读儒家经典的生员,一生主要在教育学生。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学生,翰林的学生会更好一些。翰林的讲课对象主要有三类人:皇帝、太子、内书房宦官。给皇帝讲课最有助于当下进步,给太子讲课有助于未来进步,给太监讲课有助于未来工作方便。

       在明代,给皇帝讲课主要有两种形式:经筵和日讲。经筵更注重仪式感,以为天下模范;日讲仪式比较简单,君臣交流更多一些。对于翰林而言,这样的讲课机会非常重要。嘉靖初年,讲官顾鼎臣被命掌翰林院学士印,仍充经筵日讲官。一次,顾鼎臣进讲范浚《心箴》。嘉靖帝感触颇多,专门给内阁发谕:“朕因十三日听讲官顾鼎臣解说《心箴》,连日思味其意,甚为正心之助。昨自写一篇,并假为注释。”一次不满足,随后嘉靖再次发谕:“前日听讲《心箴》,深加爱尚。朕自念上荷天命,为人君长,当务学以致知。待粗有领会之时,再注《视》《听》《言》《动》四箴。”后复御制《敬-箴》,命于翰林院、两京国子监建敬一亭,并前一箴俱勒石其中,天下学校准为定式。这一次讲课产生了连锁效应,至于顾鼎臣个人也是一用再用,进入火箭般的提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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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嘉靖皇帝)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遇到听得进去建言的皇帝,臣下会借机劝君王,明孝宗经常有后苑,王鏊在日讲中讲到“文王不敢盘于游田”,课后,孝宗召太监李广训诫“今日讲官所指,殆为若等,好为之”。之后不再出去游览。明孝宗显然对王鏊留下了深刻印象。总之,明代的内阁名臣基本都给皇帝讲过课。

      明代太子的老师,也主要从翰林中选拔。东宫的讲读,除了识字课程外,和日讲差不多。相对于给皇帝上课,给太子上课的翰林更有前途,这些人属于潜邸旧臣,在新帝登基时,东宫的太监和大臣会分别垄断重要职位。明光宗的讲官董其昌“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后来董其昌被调往地方。光宗登基后,问了一句:“我以前的讲官董先生在哪里?”下面很快明白意思,调董其昌为太常少卿。类似的事,在明武宗和杨廷和之间也发生过。

      明武宗登基后,有一次非常大的政争,按史书所写,主要是武宗的佞幸“八虎”(明朝正德年间八个受宠太监: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丘聚、罗祥、魏彬、高凤)打倒贤臣的事迹。如果从人事变动来看,在爆发前,明孝宗朝留下的三位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与司礼监给皇帝施压,要求罢黜“八虎”,一度接近功成。“八虎”扳回局面的关键是让皇帝意识到这是旧臣要架空皇帝,形势急剧变化,刘瑾即刻执掌司礼监,提督团营;马永成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对方功亏一篑。

      在许多人印象中,明代文官和太监斗来斗去非常激烈。其实在高层文官中,大家彼此熟悉,工作也相互配合。看着非常反常识,但这是事实。在宣德年间,皇帝决定选一批优秀年轻的宦官进行培养,在宫里开设内书堂,指定两个翰林为教官。翰林编修严嵩在正德十二年(1517)被命教习内官,先后与其同事的有编修陆深、刘朴、孙绍祖、尹襄、刘栋、边宪等六人。嘉隆之际,徐阶认为“资深词臣交游广,又或分校礼闱,典试两畿,著录称门徒者众,诸大奄、中奄恒缘而请托,势不得固辞,因以为名行累,又有阶而媒进者”,专门选资历浅的一批人给内官上课。这里也反映出,翰林朋友圈非常广,又加上参与考试,学生众多,遇上自己宫里的学生(太监)打招呼也不好意思拒绝。徐阶能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是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事,可见翰林和宦官的交情。有一幅名为《徐显卿宦迹图》的画,徐显卿见了自己内书堂学生时的状态,和陈沂所说的“翰林教小内官,在书堂中,有四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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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卿宦迹图》为徐显卿请画家余士、吴钺将其12岁至51岁生平绘成图册,每开对题分别有徐显卿所书诗序及五言古诗,此为第十开“司礼授书”

      在内阁的具体规划下,翰林给皇帝、太子、宦官上课,为自己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进入高层政治铺平道路。

      当然,万事不绝对,总会有例外。按照经筵、日讲的程序,一般是内阁对讲课材料把关,事先把讲课资料上呈皇帝。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修改,大部分讲官并不在意。陆深任讲官时,讲完了,当场就给皇帝汇报“内阁改我的讲稿”,内阁大学士就在旁边,虽然皇帝很喜欢陆深,但现场弄得极为尴尬,只能免了陆深。虽然后来嘉靖依然用他,南巡时候还让他陪同,但终究影响了个人仕途。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翰林和内阁的晋升渠道被打通。在明初,成祖朝内阁,翰林的比重不足一半,到后来,内阁基本都是翰林出身,因为在天顺二年(1458),李贤提出的纂修专选进士的建议获得通过,伺候翰林肯定得是进士,史称“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当一个人被选为庶吉士的时候,就会被人们默认为是未来的储相(别人高看一眼,时间长了,自己也会高看自己一眼)

      在和平时期,整个朝廷结构稳定,一切都按既定规则来。学子一步步考试成为进士,进士再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中优秀的成为翰林。翰林是既有规则体系中的最高点,被所有人瞩目并认可,从这一刻人生就进入快车道。而随着任官资格进一步凝固,制度上进一步保障了翰林的升迁,加上清闲的工作,广泛的社交空间与一流的信息堆叠,翰林的水平也会是既有官员中的佼佼者,而与皇帝、太子、太监的紧密联系,又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基础。

      明末,既有秩序被打破,能解决危机的才是人才。袁崇焕一个三甲靠后的进士,成为督师尚书,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而同一年的状元翰林,还在翰林院写文章。在危机之际,一切都是结果导向,哪里压力大,哪里进步快。毕竟淘汰赛选手要比排位赛选手更适应环境。孙传庭从居家的一个六品官至督师尚书也就花了八年,杨嗣昌从基层教谕、成了大学士尚书、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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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画像。来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细览》

      当然,不管在明代哪个时期,这些快车道上的人有机遇、有平台,但想跑出来,还需要实打实做出成绩,获得皇帝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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