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是“为国储才”。“储”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在较长时间内，在朝廷有意识地培养下，通过接触顶级信息、人才、事务，并静下来思考、学习、锻炼、交流等，避免因沉沦琐碎事务而失去宏观能力，保持战略视野；第二层则还是以使用为目的，翰林院是清流部门，但不是为培养清流而存在，道德文章、圣人古训是面，经国天下、谋划布局才是里。

浙江绍兴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的入口翰林牌匾。摄影/海峰，来源/图虫创意

      在翰林院这样的平台上，做到以上这两点，基本可以进入大明官场的快车道，我们熟知的很多名臣都出自这里。

      永乐二年（1404），南京，大学士谢缙按照朱棣的要求，选择新科进士28人为庶吉士，也应二十八星宿，给皇帝一个彩头，给天下士子一个佳话。

       这时候，十几岁的年轻人周忱站出来说：“陛下，我还年轻，想继续学习深造。”现场的朱棣非常开心，就打破这个精心编织的彩头，同意再增加一个人成全周忱（帝喜而俞之）。朱棣内心到底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随机应变的能力足够制造很多佳话，做到了300年后清修明史的学者们依然相信，这就足够了。

周忱（1381-1453），明朝初年名臣，财税学家，谥号文襄

       庶吉士的待遇非常好，司礼监每月配发笔墨纸，光禄寺负责伙食，礼部按月配给蜡烛钱以方便学子们晚上学习，工部在附近安排住宿区域。庶吉士五天休息一次，休息日有内臣陪伴，出行有校尉保障。可以看出，大明这是成立了一个庶吉士人才工作组。

      最关键的是，皇帝经常到馆测试大家的学习效果。

      在如此强的培养力度下，成效非常显著，这一批产生了王英、王直、段民、周忱、陈敬宗、李时勉等名臣。可以说“名传后世者，不下十余人”。

       可见，人才，是需要培养的，也是能培养出来的。

      庶吉士是在新科进士中优中选优。严格来说，庶吉士还不是翰林，但确实已经进入快车道，等到三年深造分配，最优秀的留在翰林院，二甲进士为编修、三甲进士为检讨（一甲的三名进士在最初就会获得翰林院修撰、编修，相当于有三年的优势），其他人则担任给事中、御史，比起三年前下地方和赴六部的不可同日而语，史载“与常调官待选者，体格殊异”。

      作为皇帝的近侍人员，庶吉士通常在新科进士中文才优等且书法上佳。随着培养制度的完善，宣德五年（1430），庶吉士导师由翰林学士担任，万历以后，则专门由吏部、礼部侍郎担任。

      选庶吉士，最初没有标准，主要看皇帝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廷选取的庶吉士人数不定，永乐十三年（1415）选了62人，宣德二年（1427）只选了1个；选取的年限不定，“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选取的负责部门不定，“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选取资格不定，“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选取标准不定，“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由于以上的诸多“不定”，选取庶吉士的争议越来越大，弘治二年（1489），孝宗皇帝采纳大学士徐溥的建议，确定吏部、礼部联合负责考选，每次选20人，最后留下3-5人，标准以文辞为准（平时所做与考核所做相结合）。当然后来并未完全遵从这一原则，但也可以反映层层筛选的情况。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完成的《几何原本》，徐光启曾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图为明万历三十五年初刊本。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进士是从全国举人中的精选；庶吉士是从新科进士中的精选；翰林是庶吉士中的精选。

      层层选拔，无论士子、官员、皇帝，都会认为这里是人才汇聚地，上心一点的皇帝会记住所有翰林。这可是妥妥的高起点。“自古帝王储才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

      高拱做吏部尚书后，发现“用人必先养人，苟无以养之于先，则其用之亦苟而已”。在明代，翰林院基本做到了这点。

影视剧中的高拱。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

      翰林没有明确的业务工作，工作任务比较轻松，但又处在皇帝与内阁可视范围内，做的都是皇帝和内阁关注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事少、平台极高、机会机遇充沛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翰林院的人有条件在较长时间内丰富、锻炼自己。

      最基本的就是朝廷的编书工作，诸如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等。看起来好像只是写稿、编辑、校对，但这些资料系统性强，信息价值高，翰林可以有大把时间仔细看。比如杨廷和在进入翰林院后，“读书惟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九年后，任翰林修撰，参与编撰《宪宗实录》，系统接触到藏之秘府的材料，很快明白了朝廷的实际运行逻辑、内阁的工作习惯，认知层次已经得到提升。张居正在翰林院时才25岁，就写出了《论时政疏》，这里的系统性信息非常有价值。

     再则是起草文书材料，许多翰林都参加过官员任命文书的起草。杨廷和、严嵩、高拱、张居正在翰林院写类似材料就写了十来年。

影视剧中的严嵩。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

       翰林的清闲，也为聚会提供了可能。王铎在翰林院时，经常出去聚会、游玩、唱和：户部郎中夏时亨督饷延绥，送一首诗贺一下；黄道周回乡，送诗一首；为户部主事刘应遇临摹王羲之的帖子；刘士达奉命前往册封晋王，吟诗一首；小伙伴姚希孟削籍回家，送一首诗安慰。按照资料，主要是和官僚士大夫的，会不会与内臣有类似往来则不得而知。

        有一些翰林还会写一些理学文章，也是养望的重要环节。

       联系广泛的朋友圈、掌握王朝最高信息、又比较闲，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会为后来的一切打好基础。

       是的，工作忙不一定等于重要。

       相对于编书、储才、养望，翰林更重要的是上课。科举时代，许多熟读儒家经典的生员，一生主要在教育学生。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学生，翰林的学生会更好一些。翰林的讲课对象主要有三类人：皇帝、太子、内书房宦官。给皇帝讲课最有助于当下进步，给太子讲课有助于未来进步，给太监讲课有助于未来工作方便。

       在明代，给皇帝讲课主要有两种形式：经筵和日讲。经筵更注重仪式感，以为天下模范；日讲仪式比较简单，君臣交流更多一些。对于翰林而言，这样的讲课机会非常重要。嘉靖初年，讲官顾鼎臣被命掌翰林院学士印，仍充经筵日讲官。一次，顾鼎臣进讲范浚《心箴》。嘉靖帝感触颇多，专门给内阁发谕：“朕因十三日听讲官顾鼎臣解说《心箴》，连日思味其意，甚为正心之助。昨自写一篇，并假为注释。”一次不满足，随后嘉靖再次发谕：“前日听讲《心箴》，深加爱尚。朕自念上荷天命，为人君长，当务学以致知。待粗有领会之时，再注《视》《听》《言》《动》四箴。”后复御制《敬-箴》，命于翰林院、两京国子监建敬一亭，并前一箴俱勒石其中，天下学校准为定式。这一次讲课产生了连锁效应，至于顾鼎臣个人也是一用再用，进入火箭般的提拔阶段。

明世宗（嘉靖皇帝）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遇到听得进去建言的皇帝，臣下会借机劝君王，明孝宗经常有后苑，王鏊在日讲中讲到“文王不敢盘于游田”，课后，孝宗召太监李广训诫“今日讲官所指，殆为若等，好为之”。之后不再出去游览。明孝宗显然对王鏊留下了深刻印象。总之，明代的内阁名臣基本都给皇帝讲过课。

      明代太子的老师，也主要从翰林中选拔。东宫的讲读，除了识字课程外，和日讲差不多。相对于给皇帝上课，给太子上课的翰林更有前途，这些人属于潜邸旧臣，在新帝登基时，东宫的太监和大臣会分别垄断重要职位。明光宗的讲官董其昌“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后来董其昌被调往地方。光宗登基后，问了一句：“我以前的讲官董先生在哪里？”下面很快明白意思，调董其昌为太常少卿。类似的事，在明武宗和杨廷和之间也发生过。

      明武宗登基后，有一次非常大的政争，按史书所写，主要是武宗的佞幸“八虎”（明朝正德年间八个受宠太监：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丘聚、罗祥、魏彬、高凤）打倒贤臣的事迹。如果从人事变动来看，在爆发前，明孝宗朝留下的三位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与司礼监给皇帝施压，要求罢黜“八虎”，一度接近功成。“八虎”扳回局面的关键是让皇帝意识到这是旧臣要架空皇帝，形势急剧变化，刘瑾即刻执掌司礼监，提督团营；马永成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对方功亏一篑。

      在许多人印象中，明代文官和太监斗来斗去非常激烈。其实在高层文官中，大家彼此熟悉，工作也相互配合。看着非常反常识，但这是事实。在宣德年间，皇帝决定选一批优秀年轻的宦官进行培养，在宫里开设内书堂，指定两个翰林为教官。翰林编修严嵩在正德十二年（1517）被命教习内官，先后与其同事的有编修陆深、刘朴、孙绍祖、尹襄、刘栋、边宪等六人。嘉隆之际，徐阶认为“资深词臣交游广，又或分校礼闱，典试两畿，著录称门徒者众，诸大奄、中奄恒缘而请托，势不得固辞，因以为名行累，又有阶而媒进者”，专门选资历浅的一批人给内官上课。这里也反映出，翰林朋友圈非常广，又加上参与考试，学生众多，遇上自己宫里的学生（太监）打招呼也不好意思拒绝。徐阶能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是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事，可见翰林和宦官的交情。有一幅名为《徐显卿宦迹图》的画，徐显卿见了自己内书堂学生时的状态，和陈沂所说的“翰林教小内官，在书堂中，有四五百人”。

《徐显卿宦迹图》为徐显卿请画家余士、吴钺将其12岁至51岁生平绘成图册，每开对题分别有徐显卿所书诗序及五言古诗，此为第十开“司礼授书”

      在内阁的具体规划下，翰林给皇帝、太子、宦官上课，为自己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进入高层政治铺平道路。

      当然，万事不绝对，总会有例外。按照经筵、日讲的程序，一般是内阁对讲课材料把关，事先把讲课资料上呈皇帝。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修改，大部分讲官并不在意。陆深任讲官时，讲完了，当场就给皇帝汇报“内阁改我的讲稿”，内阁大学士就在旁边，虽然皇帝很喜欢陆深，但现场弄得极为尴尬，只能免了陆深。虽然后来嘉靖依然用他，南巡时候还让他陪同，但终究影响了个人仕途。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翰林和内阁的晋升渠道被打通。在明初，成祖朝内阁，翰林的比重不足一半，到后来，内阁基本都是翰林出身，因为在天顺二年（1458），李贤提出的纂修专选进士的建议获得通过，伺候翰林肯定得是进士，史称“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当一个人被选为庶吉士的时候，就会被人们默认为是未来的储相（别人高看一眼，时间长了，自己也会高看自己一眼）。

      在和平时期，整个朝廷结构稳定，一切都按既定规则来。学子一步步考试成为进士，进士再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中优秀的成为翰林。翰林是既有规则体系中的最高点，被所有人瞩目并认可，从这一刻人生就进入快车道。而随着任官资格进一步凝固，制度上进一步保障了翰林的升迁，加上清闲的工作，广泛的社交空间与一流的信息堆叠，翰林的水平也会是既有官员中的佼佼者，而与皇帝、太子、太监的紧密联系，又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基础。

      明末，既有秩序被打破，能解决危机的才是人才。袁崇焕一个三甲靠后的进士，成为督师尚书，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而同一年的状元翰林，还在翰林院写文章。在危机之际，一切都是结果导向，哪里压力大，哪里进步快。毕竟淘汰赛选手要比排位赛选手更适应环境。孙传庭从居家的一个六品官至督师尚书也就花了八年，杨嗣昌从基层教谕、成了大学士尚书、督师。

袁崇焕画像。来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细览》

      当然，不管在明代哪个时期，这些快车道上的人有机遇、有平台，但想跑出来，还需要实打实做出成绩，获得皇帝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