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如何令辽东战局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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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25 15:38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经典的“囚徒困境”是这样的——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做证检举对方(“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则检举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互相“合作”),由于证据不足,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5年。

 

这个模型有一个前提,就是人都是利己的,都要寻求自身最大利益。

 

从理性分析这个模型,很明显,双方只要都保持沉默,就能得到只判半年的次好结果。但是,两人被分开囚禁时,会因无法沟通而不知道对方的选择,或者纵然可以沟通,也大概率不相信对方的选择。在此情况下,选择逻辑就会变成,只要检举对方,最差结果就是被判5年,最好结果是无罪释放(假如对方保持沉默),但保持沉默可能获得最差结果被判10年。

 

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结果二人同样服刑5年。

 

原来,明朝权力结构是文武相争,经过200年的斗争,文官集团已经稳占上风,帝国确立了以文驭武的原则,权力结构已经稳定下来。大部分地方的文武官员沆瀣一气,组成了利益共同体。一旦文武双方形成了互相沉默的第二种模式,要倒霉的自然是皇帝,他立马就会成为被臣下勾结起来对抗的一方。

 

所以,皇帝要派出高淮,让他成为打破这潭死水的石头,让他去重构辽东的“纳什均衡”。

 

在辽东的新形势下,官员想要勾结太监,虽然最终他们的确做到了,但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加入游戏的各方必须互相信任,但大明的文官与太监有着血海深仇,几无调和的余地,要让他们短时间内形成互信,不啻痴人说梦。

 

据统计,高淮在辽9年,被他弹劾去职的文武官员有5人,上至总兵巡按,下至通判同知,文武皆有。

 

由此可见,高淮的加入,让辽东再度形成了“囚徒困境”:高淮与文官集团互相检举揭发,让处在仲裁者位置上的皇帝重新获得了优势。

 

此外,在万历皇帝看来,高淮还承担着“为朕之耳目”的作用。万历皇帝庙号神宗,后人说他懒政,不爱上班,对政事全然不管。其实这位皇帝只是选择性懒惰而已,对于军国大事,他可丝毫不会放手。

 

在辽东军政上,除了攻击高淮、弹劾官员的奏疏,万历皇帝悉数回复。这些回复里,充满了对手下官员尸位素餐、不肯负责的不满——这些官员对军政大事模棱两可,经常延误工作,只会喊着增粮增饷,但粮饷增加后却不琢磨如何提高军队战斗力,反而以各种方式浪费贪污。

 

对于文官武将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万历皇帝非常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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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画像

 

有多不信任?我们可以看一件事。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朝鲜贡使右议政李恒福、副使李廷龟觐见万历皇帝,皇帝和正副两位贡使聊了好半天,本来是走过场的会面,却越聊越深入。

 

万历问:“鞑子声息如何?”“努尔哈赤声息如何?”还特意问了“李如松的尸首找到没有”。万历皇帝简直就如兵部职方司、巡边御史一般,认真了解边境安全问题,甚至对李如松尸首等细节都特别关注。

 

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皇帝所问,难道不应该由大明的文武官员给出答案吗?现在万历竟然要向朝鲜官员了解情况,岂不是说明皇帝对自家情报系统完全不信任吗?

 

嘉靖时,武定侯郭勋曾挑破了皇帝、太监、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官吏贪浊,由陛下无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很大程度上,高淮充当了皇帝的耳目。

 

这场权力的斗争贯穿了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整整9年时间,而辽东的形势也在这9年里逐步败坏。在文官书写的历史记载中,高淮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皇帝既然“包庇”,也就逼着文武官员使出了极端手段。万历三十六年(1608)五月,大学士朱赓突然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四月前屯卫军鼓噪而起,松山随后军变,山海关内外军民怨恨高淮,聚众数千围攻税店,高淮率领手下的家丁逃回了山海关。

 

高淮在奔入山海关的时候,还捎带状告金州(今大连金州区)海防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杀害税吏,拦劫解送给大内的钱粮。万历知情后,第一个反应是将王邦才、李获阳逮问,但此举激起了更大的哗变。

 

不仅边关哗变,科道官员也由大学士朱赓领衔,趁机群起而攻之。到了六月底,万历等来了第三方的消息——蓟辽总督蹇达的奏疏。蹇达数落了高淮一番,请万历裁撤高淮。到了这时,万历才不得不同意将高淮拿回京师查办。

 

事已至此,似乎高淮官逼民反的罪名已经可以坐实了。皆大欢喜,文官历经9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将高淮斗倒了。

 

高淮被驱逐了,辽东的局势就能转危为安了吗?未必。万历三十六年(1608)六月初一,就在朝堂上因为辽东军哗变,满朝文武纷纷出力要将高淮拉下马的时候,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上奏弹劾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把辽东这摊烂泥炸出了一个大坑。

 

万历皇帝看到宋一韩的奏疏,勃然大怒,一改留中不发的“懒政”态度,立刻把奏章下发兵部:查!查个水落石出!

 

一年多前,辽东巡抚赵楫与总兵李成梁上报,开拓了宽奠等地6座城堡,有6万多军民在此地耕种纳粮。为国开疆拓土,对于陆权帝国而言,自然是大喜事,当时万历皇帝龙颜大悦,对赵楫、李成梁等人大加封赏。

但没想到,才不到两年,宋一韩就告诉皇帝:这事可能有诈,因为最近赵李二人口风变了,原来开疆拓土的军民现在变成了“逃民”。如果他们是逃民,那原来划入囊中的人和地就都没了,开拓的6座城堡岂不是化外之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搞清楚这件关涉封疆大事的案子,朝廷需要派出一位得力官员前往查勘。熊廷弼的名字被摆在了皇帝面前,还记得去年哈雷彗星扫过的时候,熊廷弼和一批官员被任命为御史,即将为国巡守四方。

 

熊廷弼担任过工部主事,其认真做事、锱铢必较的风格简在帝心,而且他是朝堂上少有的文武全才,传说能左右开硬弓。对辽东这个烂摊子来说,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朝廷很快发谕,着熊廷弼以浙江道御史巡按辽东。年届不惑的熊廷弼第一次踏足辽东,这块纠结着他一生荣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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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画像

 

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月初九,熊廷弼的车驾走出了山海关,从这里开始,就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边境战区,也是关乎他生命最后17年荣辱兴衰的地方。

 

一路走来,熊廷弼对边防重镇的形势有了初步的了解,最直接的感受是士气低落、武备松弛,地方官员军兵怨气冲天,毫无战斗意志。因为长年要接待进京朝贡(实际上就是做生意)的女真人,驿路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另一个问题是辽东镇粮饷时常延误,导致官兵士气低迷,逃军日渐增多,有些地方甚至逃跑了将近一半的员额。这里既有朝廷入不敷出,粮饷延迟发放的原因,又有官员们通过耗羡等手段克扣军兵粮饷的原因。

熊廷弼当真是“工作狂”,自出关开始,就沿途搜集民情、军情,从马价到军饷,从纠核将领到核查战果,以平均一个月两封长奏疏的频率,对边镇事宜提出各方面的意见。

 

由是,熊廷弼建议严厉处置辽镇一系官员,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处斩,参将韩宗功、道台张中鸿等一系列官员一并处置熊廷弼的勘劾奏疏上交之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动静,万历将奏疏留中,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封疆失地案就这么草草收场,无论是李成梁还是赵楫,都没有受到处罚。

 

对初出茅庐、小试牛刀的熊廷弼来说,他什么都没抓住,辽东的文武系统,府道督抚以上没有人要为此负责。可能熊廷弼忽略了一点:3年前,朝廷曾就开疆拓土封赏了一大批官员,其中甚至还包括努尔哈赤。如今的丑闻,证实了辽东文武官员上下其手、欺瞒朝廷,但朝廷怎么能打自己的脸呢?

 

而且,目前辽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李成梁之后担任总兵的杜松让整个辽东陷入战争的危险之中——在一场与蒙古人的冲突中,杜松取得胜利,但这场名为“哈流兔之捷”的战斗,却引爆了让辽东边防问题崩盘的大雷。上至兵部总督巡抚,下至商贾诸生,都卷入了这个大雷之中,其中也包括初到此地的巡按熊廷弼。

 

哈流兔之捷

 

万历三十六年(1608,杜松接了李成梁的班,此时辽东总兵的位置已经空悬很久了。杜松来到辽东,心情一定不会太好,这里仿佛就一烂摊子,糟糕的程度是他完全没想到的。

 

到底有多糟?从刚到任巡按的熊廷弼对辽东情况进行的评估可见一斑,他总结出三大问题:

 

一是边关防线崩坏,士气低迷。延边墩台大半坍塌,看起来是完整的,其实多是低矮、松散的墙垣,一挖就倒。守台堡军士气全无,敌人入侵甚至对堡军放话恐吓:不许举烽火,否则杀你全家。堡军胆怯,只能等敌人走远了才点燃烽火,应付了事。由是,烽火台完全失去了效用,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入侵百里也没有烽燧报警。

 

二是军备松弛,大量军兵逃亡。额定12万员已减少到8万余,其中能战的不过2万;马匹比额定少了一半,真正能战的马匹只剩下两三成。军兵疏于训练,步兵全部无法拉弓放箭,只会打打火铳,但又因为长期疏于训练,技术生疏,连弹药都装不进去。其他武器要么缺失,要么朽烂,完全不堪一战。

 

三是粮饷缺乏,腐败滋生。各营堡军本来钱粮就少,每月只有2.5钱至4钱军饷,还在各个环节受到盘剥,多数时候粮饷拖欠,军兵拿不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候拨下的本色粮食要么是陈腐粮食,要么被掺进沙土,难以食用。艰难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军兵的逃亡。

 

熊廷弼说,从屯田到台堡,从工事到军马,从兵器到粮饷,没有一处是可以倚仗的,边防完全败坏。总兵麾下一万人马,真正能战的最多五六千人,辽东千里边疆防守根本捉襟见肘,无论面对东边的女真,还是西边的蒙古,皆不足以御敌。

 

熊廷弼对于辽东状况这种悲观中带有乐观、绝望中含着希望的认识,也决定了他未来几年在辽东的办事风格。他一直勉力为之,甚至一度将辽东的边防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只是要把死马当活马医,必然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绝和不惜得罪所有人的勇气,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为熊廷弼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正当熊廷弼认为希望尚存之际,“胜利”很快就来了。杜松果然是大明一员勇将。他率领麾下精锐,获得一场名为“哈流兔之捷”的胜仗。万历三十六年(1608)深冬十二月,一系列糟糕的情报纷至沓来,说蒙古人在蠢蠢欲动。身为辽东总兵,杜松认为要主动出击,采取捣巢战术,实行斩首行动,这样可以打乱蒙古各部部署,保卫蓟镇安全。

 

兵部相信眼下边疆形势紧急,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决定由辽镇出死士万人,从侧后捣毁蒙古各部巢穴,保护蓟镇安全。于是,杜松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率领各部战兵(家丁)向西进剿。

 

兵马在二十四日从宁远中左所、长岭山堡等地跨过边墙,直驱草原250里,到达一个叫“哈流兔”的地方,与蒙古朵颜拱兔部接战。杜松手下三千家丁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击溃了蒙古部落,斩首146颗,俘获大批战马器械。这便是“哈流兔之捷”,或称“连山驿之捷”。

 

捷报呈上来,首先要经过巡按的查勘,这时就轮到熊廷弼出场了。所谓查勘,一来是听下面武将汇报战斗详情,然后多方了解核实战斗真实情况,二来是检验首级,这是最重要的,明朝军功最重首级。因为战况战绩,随便你说,只要没有到现场,谁也不知道实情,但首级不同,都是货真价实砍了脑袋才有,因此明朝叙功主要就看斩首多少。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熊廷弼非常认真地检查了杜松送来的146颗首级。他先是发出白牌警告军兵,凡是杀汉人、杀女人冒功者都会受到严惩,然后与其他官员一起检查了首级,最终确认,家丁秋克太斩胡酋瓜儿兔恰首级1颗,阿都害等斩其余首级145颗。

 

除146颗蒙古人首级外,哈流兔一战还获得了56匹战马、78顶头盔、83副铠甲,在大明已经算不小的胜仗了。所以杜松这次战绩获得了“哈流兔(连山驿)之捷”的称号。

 

在朝廷看来,杜松果然是猛将,一出手就打了胜仗。哈流兔之捷在辽东10年之中是非常少有的战绩,杜松也以此邀赏,请求朝廷尽快将赏银发下来,以提振军队士气。

 

好不容易获得的大捷,本来应该皆大欢喜。但是,没想到胜仗中却藏着极大的祸乱。事情过了不到10天,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初四,宁前道马拯报告了一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故事:杜松打击的是朵颜三十六部之一的拱兔部,而拱兔部与大明有款约(朝贡贸易合约),如此突然袭击,杀人掠货,恐怕会刺激其他蒙古人进犯报仇。

 

杜松算是捅了大娄子。拱兔部紧邻辽西走廊,与大明有款约,也就是通过贡赋贸易获得他们想要的物资,如盐、铁、茶、丝等。对这种部落,大明本该与之亲善,引为屏障,但如今杜松显然违反了政策,破坏了边疆和平的大好局面。

 

然而,辽东上至督抚,下至武将,都要求朝廷火速赏赐发饷。杜松认为打了胜仗,砍了人头,必须给赏银,不然部下会因此寒心。

 

熊廷弼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底到三十七年(1609)五月,他经历了从“挺杜”到“倒杜”的过程,这一次他差点把自己的声誉搭了进去。

 

熊廷弼也有心机

 

熊廷弼认为,辽镇积弱已久,军队不敢言战,现在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各军都受到鼓舞。多年不曾有过的一大胜仗,起到了振奋士气的作用,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至于宁前道马拯的举报,熊廷弼和了一下稀泥,认为马拯关注的重点在于生灵涂炭,毕竟宁前兵备孱弱,他担心拱兔部报仇也在情理之中,多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并不是妒忌杜松抢了功劳。

 

因此,熊廷弼大声呼吁,应该尽快下发封赏,鼓舞将士官吏敢战之心。熊廷弼的奏疏说得颇为别扭,虽然承认拱兔部是好邻居,言下之意是打他们的确有不妥之处,但又把话头硬生生地转回来,说这次作战是以蓟镇安危为虑,蓟镇安危事关京师安危,那即使打了有款约的部落也没什么错了。

 

为什么奏疏这么别扭,逻辑如此复杂?文官说话,真不能只看写给朝廷的一面之词,文字背后的算计可多了去了,即使是素以耿直出名的熊廷弼也不例外。在一封写给上司的私人信件里,熊廷弼展现了与人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官员形象。

 

在事情发生后,熊廷弼私下给巡抚李炳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坦言了对局势的担忧:拱兔部在宁前表现最顺服,还时常阻挡其他蒙古部落,现在反被剿,必然被其他酋长取笑,报复是肯定的。那为什么要支持杜松呢?因为仅凭文官几句话就剥夺了大帅的功劳,不但有伤杜松的忠心,也会损害三军士气,这是军事上的考量。

 

但辽东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有朝堂内外的人事关系。马拯是即将调任的官员(升调山西按察使),可以把真实情况说出来,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但之后所有责任都需要辽东一系列官员承担。日后一旦拱兔部报复,战事不利,就又会有人将哈流兔杀款拿来说,朝堂上那些大臣也不会为辽东官员分忧。

 

所以熊廷弼认为,哈流兔之捷是从兵部到辽东巡抚都参与议定的战事,人人都有责任,事到如今必须支持杜松,不然自己也下不来台;但在上呈的奏疏中,他表示应该为拱兔部可能发起的报复行动做好防备。这相当于把事情一分为二,之前的胜利是胜利,后面如果有报复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与其一直求全责备,不如趁着士气可用,借此提振辽东的战力。

 

熊廷弼还建议李炳,可以连同蓟辽总督王象乾、辽东总兵杜松一起上奏报功,同时把后面可能遭遇报复的问题点明。这是团结蓟辽文武,共同面对边疆危机的大计。

 

熊廷弼总体上承认杀款问题的严重性,但他还是从维护团结大局、提升辽东武备两个基本点出发,选择了支持杜松。看到这里,王象乾、李炳、杜松三人为何联名上奏便一清二楚了,这一举动便有熊廷弼在后面推波助澜的功劳。

 

朝廷在哈流兔的问题上,最终采纳了熊廷弼的意见,甚至连批示的文字都与熊廷弼一模一样。内阁代表万历票拟,也同意发赏,这等于承认了哈流兔之捷。

 

但战与和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朝廷最终定论支持杜松的时候,一场风暴已经在草原上生成,席卷辽东。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初十,拱兔部憋了一冬,终于在草长莺飞的季节来报仇了。五千蒙古人从宁远中右所杀入,天亮时包围大胜堡,打到巳时,也就是上午10点左右破堡,堡内被杀掠的军民达385人。而后,又击败了前来救援的游击于守志。辽东挨了一场结结实实的狠揍。

 

这一仗打出了辽东战守的真实底牌:明知道拱兔部会来报仇,也明知对方会从什么地方来,理应早有准备,但真到了蒙古人来了的时候,却没有一点抵抗能力,损兵折将,输得一塌糊涂。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朝廷内外对此竟然出奇地冷静。三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李化龙做出了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总兵杜松戴罪留任,于守志降级使用、立功自赎。这么大的败仗,竟然连板子都不举就放过相关官员了。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拱兔部的报复进攻是早已预料到的,但起因来自朝廷与督抚的判断失误与命令错误,武将们不过是执行了文官的错误命令,所以即使吃了败仗,也没法过多责罚。文官系统显然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糊弄过去算了。

 

可是,熟人宋一韩又来了。他上了一份奏疏弹劾杜松,指出哈流兔之捷的时候都说杜松厉害,后来马拯有“杀降”一说,但都怕激怒杜松,造成文武失和,没有处置他,才有了今日大胜堡的败绩。杜松、于守志谁也逃不掉,都应该接受勘核,朝廷应定此二人之罪。

 

事情到了这份上,终于掩盖不住了,果然应了熊廷弼的说法——打了败仗一定会有人秋后算账。杜松得知兵部的处理结果后,忧愤惊惧,吓晕了过去。据他的手下说,杜松把冠帽、旗号、刀枪、盔甲等一把火烧了,在家里备了棺材等死。

 

本来文官系统还想保他一下,见他如此发疯,也不再搭救了,各路“神仙”纷纷落井下石。而且此时局势更加恶化,文武官吏揭发哈流兔之捷是一场计划好的谋杀,就是要把原来依附在大明边墙的降夷、款夷杀了充数。

 

杜松在出击时只斩获26颗首级,此外是把以保密为名招入堡内的一众降夷砍了才凑出了146颗首级。因为都是真夷,没有第一时间了解内情的熊廷弼自然也通过了首级的检验,被杜松的报功骗过,继而为他站台。

 

到了五月初八,杜松已经墙倒众人推,熊廷弼将各处汇集上来的信息整理成一份核查报告,将杜松到辽东之后的所有问题调查得清清楚楚。其一,杜松抵辽不久,就拿钱给各处营旅,让部下收买人参貂皮,但要求数量远超他给出的银两,导致手下被迫全营凑钱补足数量,此乃盘剥手下官兵;其二,哈流兔杀降夷冒功,还杀了一名忤逆他的汉人布商;其三,朝廷的赏银被杜松截留3000多两,克扣部下应得的部分。熊廷弼在奏疏中指出,杜松的罪行是够得上大辟(砍头)的程度,仅解职不能了事。

 

杜松真相败露之时,熊廷弼不仅仅是失望这么简单了。作为巡按御史,查勘战况战果是熊廷弼的责任。如今的情况只能说明,在最初的时候,熊廷弼明显失察,还傻乎乎地为杜松撑腰。这位有名的能吏这一次可谓大丢颜面。

此时熊廷弼也只能坚定地与杜松划清界限。他大骂杜松不识廉、勇、功、正四字为何物,扣留赏功银,杀降夷以为勇,诈捷邀利。

 

在这场边境危机中,熊廷弼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大明的军事困局。杜松是整个大明以“廉勇”著称的名将,但竟然既盘剥部下又克扣赏银,没有“廉”,还以杀良杀降为功劳,真到了蒙古人入寇的时候却毫无办法,要么畏战,要么一触即溃,也没有“勇”。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一句“切勿说坏了他”,更让人们看到了文武共同欺上瞒下的实质。对于武将的虚假战报,包括熊廷弼、巡抚、总督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官最初都被蒙在鼓中,但即使到了造假苗头有所暴露的时候,高层文官仍然认为不过是某些文官嫉功而已,或出于某种难以描述的心态,宁愿将问题一直掩盖下去。

 

这就是万历皇帝一直心心念念要打破的某种“纳什均衡”。如果不让文武陷入互相检举揭发的“囚徒困境”之中,皇帝可能连一点实情都不会知道。

 

直到打了败仗,前前后后所有事情完全曝光,文官系统才彻底抛弃杜松。这样一次“先胜后败”的经历,不禁让人怀疑,大明九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胜仗,背后到底还藏着多少虚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月,杜松被解任回籍,第一次辽东任职就此结束,下一任总兵王威上任。至于熊廷弼,毫无疑问要负上失察之责,而他被现实“撞了一下腰”后,还要继续面对越来越糟糕的辽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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