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松 | 北宋燕文贵《江山楼观图》流传考略
北宋初年太宗朝时，燕文贵在汴梁街头卖画，被画院待诏高益发现并举荐，进而得到皇帝赏识，相传其画作有《江山楼观图》（以下简称《江图》，图1）、《秋山萧寺图》、《溪山楼观图》等。《江图》卷尾署：“待诏□州筠□县主簿燕文贵□。”该图山势雄奇、江湖广袤、楼观壮丽、人物精微、风雨扑面，是最能体现“燕家景致”的传世名作，它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本山水画。《江图》原名《溪山风雨图》，明代书画大师董其昌记载：
宋元名画，余所藏各家甚备，惟燕文贵小景未见耳。昨年于潘侍御翔公邸舍见《溪山风雨图》，行笔润秀，在惠崇、巨然之间。借观旬日，写此图以拟之。[1]
图 1 ˉ 北宋燕文贵《江山楼观图》，纸本设色，32cm×161cm，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清末之际，这幅山水长卷归于鉴藏家完颜景贤。完颜景贤在《三虞堂书画目》中，依然以《溪山风雨图》记录。民国初年此图流入东瀛，1930年出版的《爽籁馆欣赏·第一辑》内藤湖南序言仍称：“燕文贵之写《溪山风雨》。”后因日本汉学家长尾雨山题签“江山楼观图”，遂有今名。（流传见附表）
一
《江图》画卷尾部左上方有两方宋代朱文印，晚清鉴藏家李在铣辨认出一为“崇兰馆”，另一大方印“第二字似州字，末行似观察史印四字”，但未考证出印主人是谁，且误辨“使”为“史”。晚清另一位鉴藏大家完颜景贤识为“秀州管观察使印”，并认为系崇兰馆主人赵子昼知秀州时所加。今细察画卷上印文，完颜景贤漏掉一“内”字，印文右半“秀州管内”，左半“观察使印”，完整印文为“秀州管内观察使印”（图2）。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印牌，正面刻“熙州管内观察使印牌”（图3），背面刻“牌入印出，印入牌出”，这件铜印牌是研究宋代符牌制度的重要实证，可与本画卷上的宋代官印互为印证。明代巡抚都宪张琏在疏浚漕河时，得到四方古印，皆盘螭结纽、形制古朴，堪称稀世之宝。经研究发现，印文分别是“寿亭侯印”“鄂州管内观察使印”“镇江府御前驻扎都统制印”“都巡检使之印”，但是张琏不知道后三方古印是哪个朝代的。后向同朝博学多闻的程敏政请教，才弄清“鄂州管内观察使印”等是宋代官印。程敏政在《篁墩文集》记载的这件逸事[2]，可佐证宋代此类官印的印文内容。
图 2 ˉ “秀州管内观察使印”朱文大方官印
图 3 ˉ“熙州管内观察使印牌” 铜牌，甘肃省博物馆藏
据“秀州管内观察使印”和“崇兰馆”两印，可知宋代赵子昼曾经收藏过《江图》，他也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收藏者。赵子昼（1089—1142），字叔问，燕王德昭五世孙。年少时端厚警敏，秀颖特异。稍长，嗜书如命，广览强记。徽宗大观元年（1107）进士，为宗子第一。宣和初年，充详定《九域图志》编修官，后迁刑部员外郎。南渡后，官任太常少卿、兵部侍郎。赵子昼精于游艺，书法尤为识者所推崇，篆、籀、楷、隶皆力追古人，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评价其“酝藉该洽，蓄书近万卷，多所亲校，过江篆字为第一”[3]。如今，赵子昼的书迹难觅踪影，国家博物馆所藏宋拓本《澄清堂帖·卷十一》之《章草急就章》后有其题款[4]，尚可略见风韵。宋高宗赵构曾下旨借其家藏《定武兰亭》，令人精摹，别付碑板以广后学，并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十四日御书跋文[5]（图4）。绍兴四年（1134）九月，赵子昼为徽猷阁直学士，知秀州。次年七月，试尚书兵部侍郎，移知平江府[6]。赵子昼钤盖“秀州管内观察使印”，当在1134年9月至1135年7月这段时间内，距今大约九百年了。宋代士大夫用官印识私藏，屡见不鲜，如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周必大所钤的“中书省印”，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齐校书图》上的“隆兴府管内观察使印”。此后，赵子昼寓居浙江衢州凡七年，直至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去世。赵子昼居衢州期间，治园筑馆，取《楚辞》“光风转蕙，汜崇兰些”之句，命名为“崇兰馆”，经常同好友程俱、陈与义游览其间，吟诗酬唱，从容逍遥，并命画家江参作图及令画史绘像[7]。程俱记录了三人在《崇兰馆图》上题诗情况，赵子昼和陈与义各题二绝句，而他赋诗四首唱和，兹录陈与义诗作如下：
两公得我色敷腴，藜杖相将入画图。我已梦中多识路，秋风举袂不踟蹰。
奕奕天风吹角巾，松声水色一时新。山林从此不牢落，照影溪头共六人。[8]
图 4 ˉ 宋御府拓定武兰亭卷赵构和游似跋
江参的《崇兰馆图》今已不见，但“崇兰三结义”的千古雅态，犹可从陈与义的诗句中追慕。《江图》卷尾的“崇兰馆”朱文长方印，可推估赵子昼居衢州时所钤，时间在1136—1142年。今画面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接缝处上方约略可见二方朱印，细辨剩余笔画，对照卷尾“崇兰馆”印文，可以判断亦是“崇兰馆”三字。据程俱《北山小集》记载，赵子昼还藏有燕文贵《雪景图》《山水图》。建炎二年（1128），程俱在《雪景图》上题诗，诗云：
一壑回环十二峰，茅茨送老白云封。如今尘里看图画，却愧当年邴曼容。[9]
另一首作于绍兴二年（1132）或更早时候的《用叶翰林韵题赵叔问〈燕文贵山水〉》，颇可玩味，诗云：
列岫轩窗五柳门，瀼西林谷渭南村。一区正欲寻幽处，指点丹青得细论。[10]
二
历经漫长的近500年时间，《江图》不知何时从赵家流出，中间又不知如何流传辗转，画卷上终于出现明代藏家的鉴藏印迹。卷首右下方钤有“博平侯章”（图5）“郭氏卫民家藏书画印”两方朱文印，卷尾左下方有“郭卫民鉴定真迹”一方朱文印，这三方印的主人是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勋戚博平侯郭振明。因为“博平侯章”钤盖在一块山石上，黑褐色和朱红色互浸，兼杂山石纹理，“博”字殊不易辨，以致画卷后来收藏者李在铣慨然而题：“前有郭氏卫民暨□平侯印，不知其人。”
图 5 ˉ “博平侯章”朱文方印
郭振明于史声名不著，其事迹零星散落于史料之中，生年不详，但参考其妹孝元贞皇后郭氏（1580—1613），可推知其生年早于1580年。甲申（1644）巨变时，郭振明因追银被李自成军掠杀。钱士馨当时刚好在京城，记录了这一惨剧，他在《甲申传信录》卷四记载如下：
博平侯郭振明，追银被掠而死。振明于戚臣中颇称贤而好义，虚躬下士。二月初，犹募宿儒于五城设教，令民间子弟负笈就学，使贫者不以脯修自用。一时贤之，而无补于时。惜哉[11]！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明季实录》之《勋戚臣死节记》中记载了郭振明的情况，云：“博平侯郭振明涵星，江浦籍，齐东人。”[12]关于郭振明最为详细的资料，见于宋起凤的《稗说》之《李、郭戚畹》，这篇文章十分重要，详录于此：
戚畹中有李皇亲子皋，郭皇亲振明，两人具高致雅足传。戚畹郭公，号涵星，好学，亦善书，书法米。平生自朝会外，休沐之暇，谢绝宾客，常临摹不释手。小倦则呼酒征歌，恒与长安文士游。于同列朝贵，反漠然不相接比。孟津觉斯王公方以书知名，郭独岳岳不肯下，尝谓曰：“今人学书，动称古法，然须变质为主。苟徒貌古人之成迹，窃其一二，而运笔任腕，不觉己意交乘。纵曰我熟某家，未造作者实地，自行己法，是名野战，难欺识者。且右军诸公千载以上，比当从古字宜矣。至今诸帖，无一不与时合。乃孟津于结构姿态不能化己质，又好奇用古字，雅称述古，其愈失矣。谓之解书则得已，若云代兴或未之许也。”其论书不相下如此。第其书出，士大夫亦重之，终以戚畹故，又性不肯俯仰，止著名畿辅间，而四方无知者。寇乱，为所执，立索多金。郭虽外家，世淡泊，无私营谋利之事。除守其田宅，所出仅供食指，素鲜厚资。一旦与诸戚畹同刑酷备，至卒郁郁中。寇祸，无皋之潜身远见，然亦坐于不能孑然长往也，其行则大殊于庸流矣。[13]
这篇传记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第一，郭振明乐与文士游，不喜结交朝中勋贵，处世淡泊；第二，书学米芾，有造诣；第三，批评王铎的书法，称“谓之解书则得已，若云代兴或未之许也”；第四，因被俘索金而死于酷刑。
此外，崇祯二年（1629）九月一日刻的《东安门公会施茶碑记》[14]（图6），碑文落款“太子太保、左都督、锦衣卫堂上都指挥同知、临淄郭振明顿首拜撰”，碑文起首“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兼太子太师、前军都督府博平侯……奉钦命祭告”，亦郭振明头衔。碑文立意奇特，行文流畅，兹摘录一段如下：
大地皆火坑也，自宰官卿相以至贩夫走卒，胸中皆具数斗火焰，以竞趋于广陌长衢之间。我佛具大慈悲，常以杨枝净水洒然沃之冰冷，故佛乘之最妙法语曰“醍醐”，曰“甘露”。无非为火坑中人一为之救援，而不使之焦烂于争名争利之城，其普度群迭亦良至矣。乃有善知识通此意而作佛事，则施茶之会是也。
图 6 ˉ 东安门公会施茶碑记（郭振明撰）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南宋活字本范祖禹《帝学》，书首钤有明代文彭“两京国子博士”朱文长方印和“郭振明卫民氏书画印”[15]（图7）朱文大方印。“郭振明卫民氏书画印”印文篆刻风格与《江图》卷首“郭氏卫民家藏书画印”（图8）如出一辙，疑两印章是同一人所刻。古籍珍本《帝学》书首这方印至关重要，它解释了博平侯郭振明与郭卫民实系一人，卫民乃郭振明之字也。搞清楚了郭振明字号及其雅好等情况，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他大概是什么时间在《江图》上钤印？
图 7 ˉ《帝学》书首“郭振明卫民氏书画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图 8 ˉ“郭氏卫民家藏书画印”朱文长方印
万历二十九年（1601），郭振明妹妹郭氏册封为皇太子妃，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薨。明熹宗登基后，追尊嫡母郭氏为孝元贞皇后。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郭维城封为博平侯，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十四日其子郭振明袭博平伯。[16]可见郭维城封侯后不久便去世，至于去世原因，史料无载，但同时期的刘应宾（字元桢，沂水人）写了一首七言古诗[17]，诗中透露祸起萧墙，惊心动魄。天启二年（1622）九月，加博平侯郭振明少保兼太子太保[18]。由此可以判断，郭振明封侯时间在1621年3月至1622年9月间。又据《容台别集》卷四记载，董其昌云“昨年于潘侍御翔公邸舍见《溪山风雨图》”，潘侍御翔公即天启朝御史潘云翼（按，其论证详见下文）。天启五年（1625）四月，潘云翼由湖广道御史升太仆寺少卿[19]，在此时间之后称呼当为潘太仆或潘少卿了。董氏所言“昨年”最晚不超过天启四年（1624），此时图已归潘氏所有。因此，郭振明钤盖“博平侯章”，时间上下限在1621—1624年，距今近四百年了。
概括而言，天启年间《江图》的收藏者郭振明，字卫民，号涵星，出生在1580年之前，卒于1644年，自署郡望临淄人，史载为顺天人。其父郭维城，锦衣卫指挥佥事，以女贵而封博平侯，父卒后郭振明袭博平伯，后进封博平侯。居京城淼园[20]，携文人雅士交游其间，淡泊处世，颇称贤且好义。好学，其为文亦奇，见之于《东安门公会施茶碑记》。书学米芾，颇有造诣，点评王铎书法表现出很高的鉴赏水平。曾收藏北宋燕文贵《江图》和南宋活字本范祖禹《帝学》，可称鉴赏家也。
明末清初王朝更替，《江图》几度易手，皆在山西籍官员或雅好者之间进行。其间流传经过，画卷拖尾傅山的题跋有很详细的记载，全文兹录如下：
此偏关万金吾家藏，而转之太原潘氏。董太史曾向潘借致京邸，临七八日，今董太史《容台杂著》载之甚详，所云“燕文贵画，借自潘氏云云”，即此卷也，旧有董太史亲题一段于后。先帝癸未，绛孝廉韩雨公来太原，潘氏见之。韩既精鉴赏，而一生书画之契，又莫逆于董，见而爱之。遂重构于潘氏，收之行笥中，以为宝。笥，寄之省城，遭乱散失。谁何俗人，见有董字，遂割去，独遗前画纸，挼搓无人顾。道士王清虚者，过市，认得是雨公笥中物，易而庋之东瓮城靖，以待价。祁戴仲过靖，见之，讶其笔奇古，清虚告其来历。戴中征诸贫道，贫道曰“然”。戴仲遂以雨公之爱爱之，重装寓目。此卷既不得于韩，而终能遇戴，可谓良会。戴仲好古画法书器皿，见之若渴，不惜削划田舍而有之，今之奇人也。余曾见雨公一旧紫端砚，随用之有年矣，乱后亦归于王清虚，坚润无比。戴仲即用白镪百十钱，易归文房，可谓笃好。如此高韵，岂得一世。
文中提到的偏关万金吾，是明代名将、蓟辽总督万世德次子，名邦孚，字叔向。万世德才兼文武，给儿子取名颇有讲究。春秋末期晋国大夫羊舌肸，字叔向，曾有名言“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名字即源于此。万邦孚因平倭有功荫官生，担任锦衣卫正千户、指挥佥事等职。明代锦衣卫负责皇帝警卫，故以古职衔称万邦孚为万金吾。五代董源《夏山图》（今藏上海博物馆）后有一段董其昌的长跋，非常有趣，可看出万邦孚与董其昌交往密切，摘录一段如下：
迨壬申应宫詹之召，居苑西邸舍，是时收藏家寥落鲜侣，惟偏头关万金吾好古，时时以名画求鉴定，余因托收三种，此卷与巨轴、单条各一，皆稀世之宝，不胜自幸。岂天欲成吾画道，为北苑传衣，故触着磕着乃尔。然又自悔风烛之年，不能恳习，有负奇觏也。乙亥中秋书。
崇祯五年（1632），董其昌以77岁高龄抵京，参与编修实录，万邦孚经常拿名画来到董的官邸请求鉴定。根据董其昌的记述，万邦孚还收藏一幅李成的《平远图》小绢画，董其昌非常喜欢，特意借到家中临写，后来仿李成笔意画《岩居高士图》，颇为自得。[21]
郭振明任锦衣卫堂上都指挥同知，和万邦孚是同僚。天启初年，《江图》从郭家流入万家，在万家短暂停留后，大约在1624年前后归潘侍御翔公。根据董其昌的记载，当时在北京潘氏官邸看到，然后借到家中临摹。侍御潘翔公屡见于董其昌笔下，比如《仿郭恕先山水图》（今藏南京博物院）上有一段题跋：
山右潘侍御翔公好收古名画。余出关前一夕，视予《子晋吹笙图》，乃郭恕先笔，设色布景，实为奇绝。余作此图，亦有其意。四月三日，阻风鹤镇重题。
从这段跋文可知，山西潘侍御翔公爱收古名画，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天启年间，董其昌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长文，题目为《贺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冏卿入朝序》（以下简称《贺文》，图9），收录于《容台文集》卷三[22]。现摘录如下：
今天子登崇茂硕，服在大僚，藩臬、守长声绩著闻者起拜九列，所以均劳逸、示风励也。于是观察麓泉潘公入为太仆少卿，趣装有日矣。公之仲君侍御翔公在辇下方清宫以待，而同里同官若奉常尹公、霍公、金吾万公、侍御翟公，皆翔公之所兄事弟蓄者，聚族而迎太仆，献币羞璧征辞以先之。不佞昌辱有家侄羽宸之年谊，且交于翔公，至习不敢辞……太仆公登朝以来，其官则自邑宰、郎署、守长、藩臬，几十政无所不周；历其地则自畿辅、河洛、关陕，几万里而无所不驰驱……翔公为名御史，籍甚西台久矣，寻当有不次之擢，是父是子相从于槐棘间，此其合则共邸而居，分则秉钺而出，而且有长公孝廉，将以贤良方正奉对大庭，为石之庆建，为陈之二方，吹篪吹埙，肯堂肯构，家声功业，焜耀乎三晋，媲美乎高阳，世臣哉，世臣哉！
图 9 ˉ《贺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冏卿入朝序》（董其昌撰）
《贺文》中“不佞昌辱有家侄羽宸之年谊”，是指董羽宸和潘翔公是同科进士，董羽宸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进士，癸丑科潘姓进士共7名，只有潘云翼是山西人，按此即可判断潘翔公就是潘云翼[23]，翔公乃潘云翼字号也。而所迎的太公冏卿就是潘云翼父亲潘文。《明熹宗实录》详细记载了潘文的历年升迁情况：
天启四年（1624）三月，河南按察使潘文为太仆寺少卿并添注[27]。
这与《贺文》所写“太仆公登朝以来，其官则自邑宰、郎署、守长、藩臬，几十政无所不周；历其地则自畿辅、河洛、关陕，几万里而无所不驰驱”，完全吻合。在《贺文》中董其昌还预言翔公“寻当有不次之擢”，果然次年（1625）四月，朝廷提拔潘云翼为太仆寺少卿。这就引出了一件趣事，由于吏部的人事安排疏忽，父子俩同在太仆寺担任副职。潘文连忙具疏上奏，皇上改任潘文为大理寺少卿[28]，从掌车马变为掌刑狱案件审理了。《贺文》提到的同里同官金吾万公，就是偏关万邦孚。潘家和万家都是山西宁武望族[29]，万邦孚和潘云翼同朝为官，往来密切，且都好收藏古名画，《江图》从万家流入潘家就不奇怪了。
天启六年（1626）五月初六上午九时许，北京发生一场神秘的大爆炸事件，又称王恭厂大爆炸。据《天变邸报》称，爆炸中潘云翼邸舍悉数尽毁，前屋十妾俱压重土之下，只有夫人抱一铜佛跪于中庭，安然无恙[30]。今多据此，言潘云翼也在大爆炸中丧命，其实大谬。《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四记载，天启六年（1626）七月戊戌，吏部推荐岳和声、潘云翼为保定巡抚，皇上拍板定为潘云翼[31]（图10）。据《宁武府志》，崇祯甲申（1644）二月，李自成军攻太原，潘云翼守城，城破被囚，死于狱中[32]。《江图》藏在潘家大约二十年后，再次转手，递传到山西绛州举人韩霖手上。
图 10 ˉ《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四，天启六年（1626）七月潘云翼任保定巡抚
韩霖是一个颇为传奇的人物，字雨公，号寓庵，山西绛州人。天启元年（1621）中举，虽学识渊博，然而在科场屡屡受挫，一直未能踏入仕途，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布衣。崇祯十六年（1643），韩霖应山西巡抚蔡懋德聘请来到太原，与傅山、桑拱阳等人同在三立书院讲课。正是在这一年，韩霖在太原潘云翼家看到《江图》，因卷后有董其昌题跋，韩霖与董其昌乃忘年之交，当时董其昌已经过世，见题跋如见故人，韩霖遂重金购归，以为至宝。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次年二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太原，在三立书院讲课的“桑拱阳不食死，傅山出家为道士，韩霖从贼为中书，后数月仇杀于家”[33]，韩霖收藏的《江图》遭乱散失，卷后的董其昌题跋被人割走，幸画卷被道士王清虚认出是雨公旧物，易归珍藏。
三
后来，傅山的莫逆之交戴廷栻在王清虚处见到《江图》，得知其来历并征求傅山意见，购归重装。戴廷栻（1618—1691），字枫仲，号符公，出身于祁县官宦世家。戴廷栻是清初山西的大收藏家，在改朝换代之际，恰逢大量书画纷然散出，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收藏了一批宋元书画，其中有马远、刘松年、林椿等人的画作[34]。戊申年（1668）秋天，王弘撰路过祁县，得以在丹枫阁欣赏戴廷栻所藏书画，并应嘱在《宋元画册》上留题，对戴氏赞誉有加：
戴子博学好古，又与傅青主先生及寿毛（按，傅眉）辈游，故鉴赏之精，有如然犀，非他好事者比也[35]。
戴廷栻交游广泛，为人豪爽。康熙二年（1663）初，戴廷栻闻知好友杨思圣赴京朝觐返蜀途中，因病发而滞留于河南清化，就将《江图》寄赠给杨思圣，供其清赏雅玩。自潘云翼将《江图》从京城带到太原，先后递藏于韩霖、王清虚、戴廷栻，经过三十年左右，流出山西。现卷上没有这些藏家印鉴或题跋，若非傅山之述，后人又有谁能知道这种种遭际呢？
杨思圣（1621—1663），字犹龙，号雪樵，巨鹿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入翰林，出为山西按察使，官至四川布政使。杨思圣性无他好，唯好诗及古法书。甲申大乱，殷岳、申涵光和杨思圣俱避难于广羊山中，共同度过了一段患难与共岁月，是为“广羊三结义”。顺治十二年（1655）杨思圣出任山西按察使，因兴趣相投，与傅山、戴廷栻等人往来密切。有一次，戴廷栻在傅山画作上题诗，然后寄给杨思圣，诗云：
相业需元老，新诗看盛唐。乾坤收拾得，太史旧文章[36]。
这一次，杨思圣染疴途中，又收到戴廷栻寄赠的山水名卷，展卷赏画之余，深感宦海波诡云谲，决意携友归隐山林，于是题写长跋，兹录如下：
元燕文贵画一卷，晋孝廉韩雨公旧物，其始末傅青主记之详矣。戴枫仲构而遗余，余时以请告卧病清化，相从者为吾友殷伯岩。每一批阅，如置身千岩万壑中，风雨潇潇，木叶尽流，两人欣然意得也。伯岩高情远韵，睥睨一世，顾独昵予而亲就之，千里追随，晨夕灯火。因叹自通籍以来，宦迹几半天下，忧患迫心，沉疴在体，未得一日安闲。今喜归计可期，太行广羊之间，有别业在焉。倘邀造物之幸，末疾获瘳，便当携手入山，读书弹琴，侣烟霞而友麋鹿，誓不复出。贻斯图他年之诮也。白石清泉，实闻此语。且亭主人杨思圣题。
杨思圣题跋无落款时间，当时好友殷岳相随左右，同赏后也有一跋，落款时间乃癸卯（1663）二月九日。至六月，杨思圣病情越来越重，就对殷岳说：“我为庸医所误，如果傅山来救，尚有希望。”殷岳冒着大雨，昼夜兼程于山谷间，四天时间赶到太原，请得傅山同归，只可惜两日前杨已命归西天[37]。《江图》归藏杨思圣，其时亦忽矣，其情亦深矣！一幅风雨满山河的画卷，既可遥想“崇兰三结义”之雅情，又能追思“广羊三结义”之高谊，令人动容，不胜唏嘘。
自康熙二年（1663）六月十四日杨思圣病逝后，《江图》不知几经周折，终于在光绪十九年（1893）重现于厂肆，被鉴赏家李在铣慧眼识出，花费百金从一富翁处购归[38]，这无疑是妙捡一大漏，当时宋元名迹可是价值千金。李在铣（1818—1909），亦作在铦，字芝陔，一字子皆，号六亩道人，顺天涿州人，曾任河南陈州知府。李在铣是清末北方一位重要鉴藏家，道光、咸丰年间已声名鹊起，与李恩庆、李东、李佐贤并称四李[39]，南宋夏圭《秋霖图》、南宋鲁宗贵《吉祥多子图》和元代赵孟頫《秀石疏林图》等名迹都曾是他的家藏。李在铣以拔贡身份，被荐出任河南候补知府。同治七年（1868），由时任河南巡抚李鹤年委派，李在铣调查了轰动朝野的“少拜寺寨民惨案”，后李鹤年上疏弹劾淮军纵勇逞凶，直接导致淮军名将周盛波被夺职查办。同治八年（1869）四月初九，淮军统帅、湖广总督李鸿章上了一道《盛军与少拜寺寨民仇杀折》[40]，为淮军及周盛波辩解，不久周盛波官复原职。同治十三年（1874）夏五月，李在铣任河南陈州知府[41]，直到光绪五年（1879）夏离任[42]。李在铣本薄宦情，笃嗜书画，后于光绪九年（1883）决意归隐，寄情于书画金石碑帖。据李葆恂在《无益有益论画诗》记载，李在铣在京城和国子监祭酒盛昱、兵部张度等相往来，饮酒赏画，相互切磋。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盛昱购藏传世名作北宋《睢阳五老图》，次年请李在铣观画并留题。光绪十九年（1893），李在铣购归《江图》，欣喜异常，于卷后跋中记道：
卷藏一富家，欲售之以易马。余一见，叹为奇绝，急为购得。燕画真迹极少，世所传《舶船渡海》外，有《七夕夜市》《秋山萧市》《溪山行旅》《秋江泛望》诸图，皆不获见，存否已不可知。得此卷，置之“人境庐”中，可为所藏宋画第一，既以自快，并为此卷快也！
通过文中所记“一叹、急购、自快”等语，今天我们都能透过纸面，真切感受到李在铣出手的果断和到手的狂喜。文中所言“人境庐”，乃李在铣收藏书画之所，画卷前隔水下方钤有“人境庐”白文长方印，正相合也。因晚清诗人黄遵宪别号“人境庐主人”，今人往往误认其为“人境庐”鉴藏印主人，可谓“李印黄藏”了。比如台湾师大图书馆镇馆之宝《翁批杜诗》，书目下方亦钤有“人境庐”白文长方印，学者赖贵三误将其归于黄遵宪名下[43]。李在铣在题跋中，详细考证了《江图》的题款，品评了前人的题跋，并且发出了著名三问：一问崇兰馆主人是谁？二问郭卫民是谁？三问万金吾是谁？随后翁同龢在题跋中简要回答了万金吾就是万邦孚，落款时间在光绪癸巳（1893）小除夕。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状元，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其时官至军机大臣，他为何会在李在铣收藏的画卷上题跋呢？
据《翁同龢日记》可知，李在铣和翁同龢相交甚久，自咸丰六年（1856）结识以来，常有往来，在日记中多次出现，仅举二例如下：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正月初八日，拜客至横街，问茂如疾，晤右兰、茂如，食于义胜居酒店，价极贵也。欲游厂肆，人挤路泞，于博古斋晤卅年故人李芝陔，座谈良久，回车入城。[44]
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后题杨忠烈公书札卷、燕文贵画卷，皆同年李芝陔在铦所藏也[45]。
作为鉴赏大家，李在铣深知，请名家巨擘在《江图》后题跋，定会锦上添花，令画卷愈发流光溢彩。三年半后，李在铣又请孙毓汶题跋。孙毓汶是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榜眼，时官居刑部尚书。孙氏题跋不吝赞美之辞，连用三个“极”字，兹录如下（图11）：
一丝一发，妙笔豪芒，而广川乔岳、惊风骤雨，自然奔赴腕下。运思极细，布景极雄，传神极静，此画禅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之绝诣！彼前后按图索骥，遗貌取神，两家对此皆废然矣！《舶船图》为待诏巨迹，不可见。然如《画史》所记，彼图之景象神采，直不啻全为此图作赞。信知燕家景致，固有不二法门，而此卷为待诏真迹，更无疑矣！芝陔三兄妙拣宋元名迹，秘藏中定以此为称首。特附记数语，以志眼福。
图 11 ˉ 孙毓汶题记
孙毓汶在题写结束后，恭恭敬敬地钤盖了“御赐岳峙渊渟”朱文长方印、“迟庵眼福”白文印。咸丰丙辰科状元、榜眼在同一幅画卷先后题跋，亦是书画史上的一段佳话。根据史料，在李在铣收藏期间，李葆恂也曾寓目，认为画卷非宋人不辨，并写下一首论画诗：曾看纸本燕文贵，水墨楼台锦不如；怪底真山加叹异，铭心尤在结衔书[46]。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完颜景贤得藏《江图》[47]。完颜景贤（1876—1926），字享父，号朴孙，满洲镶黄旗人，是清末民初北京城中首屈一指的书画收藏大家。完颜景贤先后于庚戌（1910）冬和辛亥（1911）春，题写两跋，前跋以七言诗形式记述了画卷的递藏经过，后跋回答了李在铣关于崇兰馆主人的提问，展示出非凡的鉴赏水平和考据能力，兹录后跋如下：
考卷尾大方官印是“秀州管观察使印”，当系崇兰馆主人赵子昼在绍兴初出知时所加，益以见此迹之精当。子昼号叔问，江贯道曾为其作崇兰馆图者，亦宋时赏鉴家也。
1917年下半年华北发生特大水灾，北京的收藏大家们于12月1日至7日在中央公园举办了赈灾书画展览会。异趣萧斋参展的四十二件珍品，轰动海内外，完颜景贤借此赢得京城第一收藏家称号。《江图》就是展品之一，其他展品有晋代王献之《送梨帖》、唐王维《济南伏生授经图》、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等[48]，皆是旷世奇珍。完颜景贤为何能拥有如此众多的国宝级书法名画呢？一因出身于簪缨世家，祖上官居高位，曾祖父麟庆任河道总督，祖父崇实[49]任刑部尚书，家藏丰富，如王献之《送梨帖》原是旧藏后佚，至朴孙又重价购回。二因数代累积，财力雄厚。王维《济南伏生授经图》藏于陈介祺后人家，完颜景贤认为“流传有绪，至为精美”，出价千金议值，起初没有得手，后终购归[50]。三因心怀承继远祖之志，发扬书画收藏大业。完颜景贤有两方重要鉴藏印章，一为“金章世系景行维贤”白文长方印，一为“小如庵秘笈”朱文方印。所谓“金章世系”，是指女真族帝胄血统，金章宗完颜璟是以收藏书画闻名的皇帝，“明昌七玺”光耀史册。所谓“小如庵”，是向先祖完颜璹的“如庵”致敬和传继。清末民初改朝换代之际，盛昱、端方等大家收藏的宋元巨迹纷纷散出，完颜景贤趁机收入囊中。然而其盛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没过多久，这些珍品又从完颜家流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海外。1922年1月12日，完颜景贤给日本友人大村西崖写了一封信，因急需资金，欲将燕文贵《江图》等三卷名画抵押于银行，借现洋七万元。而后《江图》因抵押于银行而最终流入日本，长尾雨山1926年3月曾于爽籁馆观赏此图，可知其时《江图》已换新主人。
《江图》自光绪十九年（1893）出现于厂肆，先后递藏于晚清民初两大藏家李在铣和完颜景贤，大约三十年后，流往日本，归于关西实业巨擘阿部房次郎。阿部房次郎（1868—1937），号笙洲，自称爽籁馆主人，平素雅好艺术，醉心文物收藏，尤其喜欢搜求中国古代书画。在内藤湖南和长尾雨山的指导下，阿部收藏了一批宋元名迹，包括多件完颜景贤与清宫旧藏，并编辑《爽籁馆欣赏》供世人品读研究。阿部房次郎过世后，长子阿部孝次郎于1943年将160件藏品，包括燕文贵《江图》，悉数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该馆因此而举世闻名。
注释：
[1]董其昌：《容台别集》卷四，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5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第1099页。
[2]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八十八，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商务印书馆，2008，第703-704页。
[3]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商务印书馆，2008，第744页。
[4]晏晓斐：《澄清堂帖·卷十一·宋拓本》，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第51-53页。
[5]桑世昌：《兰亭考》卷二，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商务印书馆，2008，第82页。按：《宋御府拓定武兰亭卷》后游似跋：右御府本，绍兴初宗室子昼在从列，有旨宣取其家所藏《定武本》而刻之，上亲御翰墨为之跋云。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6册），商务印书馆，2008，第122页，第293页。又程俱撰《宋故徽猷阁直学士赵公墓志铭》，云“明年，移知平江府”，亦当此时也。
[7]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商务印书馆，2008，第597页。
[8]陈与义：《简斋集》卷十五，广雅书局重刊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第5页。
[9]程俱：《北山小集》卷十一，徐裕敏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220页。
[10]同上书，第225页。
[11]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四，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56页。
[12]顾炎武：《明季实录》卷二，光绪戊子（1888）槐庐校刊，第34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134-135页。
[14]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24页。
[15]熊克：《缪艺风旧藏宋活字本范祖禹〈帝学〉辨证》，《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第3页。按：误“郭振明卫民氏书画印”为“邹振明卫民氏书画印”。
[16]《明熹宗实录》卷七，见红格本影印《钞本明实录》(第23册)，线装书局，2005，第88页。
[17]刘应宾：《平山堂诗集》卷二《郭戚畹》诗句“萧墙仓卒衅隙起，元妃遑念叔父亲”，又有“侄灭叔，有鬼神，华堂日日笙歌陈，亦知变起柳林长酸辛”之句，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年间善本，第59页。
[18]《明熹宗实录》卷二六，第23册，第329页。
[19]《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八，第24册，第32页。
[20]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十七《过郭涵星太傅淼园感赋》诗云：“香冷玳梁迷社燕，花留蝶粉散明驼。萧条太傅高怀尽，池上愁闻玉树歌”，旺彝书屋重校刊，光绪癸未（1883），第11页。
[21]董其昌：《容台别集》卷四，第1099页。按：“李成画，偏头关在万金吾邦孚家，余在长安借临，今仿其意为此”一句，疑为“在偏头关万金吾邦孚家”，偏头关又称偏关，与雁门关、宁武关合称“长城外三关”。
[22]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5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第697-698页。
[23]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殿试，一甲赐进士及第3名，二甲赐进士出身67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274名，与董羽宸同科的潘姓进士共7名：潘文龙、潘云翼、潘士良、潘学曾、潘士美、潘师道、潘宗颜。潘文龙，安徽歙县人；潘士良、潘士美兄弟，山东济宁人；潘学曾，陕西华州人；潘师道，湖广兴国州人；潘宗颜，保安卫（今张家口）人，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力战而亡。
[24]《明熹宗实录》卷六，第23册，第83页。
[25]《明熹宗实录》卷二一，第23册，第273页。
[26]《明熹宗实录》卷三八，第23册，第495页。
[27]《明熹宗实录〈别本〉》卷四十，第23册，第588页。按：别本“潘文”误为“藩文”。
[28]《明熹宗实录》卷五八，第24册，第34页。
[29]魏元枢著：《宁武府志注》，董常保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第196-197页。
[30]计六奇：《明季北略》，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2-54页。
[31]《明熹宗实录》卷七四，第24册，第271页。
[32]魏元枢著：《宁武府志注》，董常保注，第196页。
[33]戴廷栻：《半可集》下册《蔡忠襄公传略》，云文斋印本，1916，第29页。
[34]戴廷栻：《半可集》上册《画记》，第50-52页。
[35]王弘撰：《砥斋集》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本，康熙八年（1669），第9页。
[36]戴廷栻：《半可集·枫林一枝》“题傅公他画寄杨犹龙先生”，云文斋印本，1916，第6页。
[37]申涵光：《聪山集》卷二《杨方伯传》，见《畿辅丛书》（第121册），定州王氏谦德堂，光绪五年（1879），第16-19页。
[38]李葆恂：《无益有益斋论画诗》上卷“光绪甲午（1894）见于厂肆，通州李芝陔丈以百金购之。丈殁后所藏尽散，不知归谁氏矣”条，南陵徐氏刻板，宣统元年（1909），第9页。按：甲午当是记忆偶误，李芝陔自题时间在光绪癸巳（1893）。
[39]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57页。
[40]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13-314页。
[41]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缙绅录集成》（第35册），大象出版社，2008，第131页。
[42]《清代缙绅录集成》（第41册），第137页。
[43]赖贵三：《翁方纲〈翁批杜诗〉稿本校释》，台湾里仁书局，2011，第72页。按：该专著颇具学术价值，赖先生误将“人境庐”印归于黄遵宪，乃偶然失检，不足为累。
[44]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同龢日记》卷五，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第2213-2214页。
[45]《翁同龢日记》卷六，第2706页。
[46]李葆恂：《无益有益斋论画诗》上卷，第8页。
[47]完颜景贤著，苏宗仁编：《三虞堂书画目》卷上，1933，第3页。
[48]《1917年京师书画展览会出品总目录》，见《历代书画录续编》(第1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7-12页。
[49]完颜崇厚：《鹤槎年谱》“光绪二年丙子二月十八日次孙景贤生，后承继三侄华毓为嗣”条，国家图书馆藏本，1930，第28页。
[50]完颜景贤：《三虞堂论书画诗》卷下，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