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发掘周日休息吗

      梁思永1931年参与到殷墟发掘之中，并在当年的春、秋两季主持了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据《小记》记载，第一次发掘周期为4月16日至5月12日，共27天，但除了下雨和周日，实际工作只有18天。据查，这期间共有4个周日的例假。第二次发掘从11月10日开始至12月4日结束，共25天，其中包括4个周日，实际工作19天。当年度在殷墟的发掘也实行了此种休息方式，李济在《殷墟文字甲编》跋彦堂自序中曾提及，殷墟第四次发掘E16坑“开始于1931年4月10日终结于5月2日，经过三个星期的时间；中间因为下雨及星期日停工，实际只工作了九天”。看来1931年后冈和殷墟发掘的作息时间是协商过的，两处工作地点步调一致。

      不过在此之前，殷墟发掘相关报告中关于作息时间的记录就相对模糊了，不太容易判定是否存在明确的周日休息方案。如殷墟第二次发掘（1929年4月19日-5月1日），共持续13天，其中工作日10天，缺工的3天有2个周日，但发掘日记中仅有“4月廿一日：星期日”这一天的记录，另外两天（4.25、4.28）空缺，不知为何没写到日志中。当年秋季殷墟的发掘时间也不长，共两个阶段（10月7-21日、11月15日至12月12日），进程一览表详细记录了各坑的发掘日期，所有的时间均可前后衔接，仅有两坑在附注里提及停工的时间：“纵一己亥”坑，发掘时间为10月11-17日（“13日至16日未掘”）、“纵一辛壬癸”坑10月10-17日（“11日至14日未掘”），但10-17日其他各坑的附注中并未提及存在停工现象。再往前追溯至李济1926年在西阴村的发掘，自10月15日-12月初，工作较连贯，“中间因为下雨停了五天的工”。就目前材料看，李济1930年前主持的这几次发掘，并未看到明确的固定休息日安排，这或许与每个发掘季参与的工作人员较少，同时持续时间不长有关，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周日休息制度并未实施起来。

     那么1931年后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夏鼐在1935的《日记》中有相关记录。此次发掘实为殷墟第11次发掘，共持续97天，自1935年3月10日-6月15日，领队为梁思永，另有发掘人员7人。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了此次发掘，从3月12日抵达安阳开始至6月2日结束，共经历了11个周日。第一个周日（3月17日）夏鼐因为“本来是休息日，因为开始工作刚两天，不好意思便休息，照常工作”，另一个周日（3月31日），他写道“今天本为休息日，因为前几天下雨，曾停工两天，所以继续工作”。余下的9个周日皆正常休息（期间4月10日，周三，下雨，但该周的周日也正常放假）。

     不过，周日休息制似乎仅在“中研院”史语所系统内执行。当时的北平研究院直属当时的教育部，是民国时期另一处科研重镇，1934年苏秉琦参与的斗鸡台遗址就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组织发掘的，但发掘报告中可以查到的几个工作时间节点，周日也包含在内，看来发掘期间并未安排周日休息。

     当时的西方田野发掘作息制度也是我们想了解的，《夏鼐日记》提供了难得的窥视机会。留学期间，夏鼐曾在英国、埃及和巴勒斯坦参加过考古发掘。在英国的发掘由惠勒博士（Wheeler）主持，1936年7月27日-9月5日，共六周时间，五个周日，均放假休息，工作日也有两天因下较大的雨而停工。1938年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工地作息时间与伦敦有些区别。埃及的发掘期间一直无雨（1月2日-2月2日），期间有3个周五放假休息，在巴勒斯坦工地（3月2日-4月3日），夏鼐提及“周五为回教礼拜日，本应休息”，这就解释了周五放假的原因。看来当时的西方考古界已实行了每周休息一天的制度。

     由此可见1931年安阳殷墟及后冈的发掘是周日休假制的关键节点，既然李济1930年前的考古实践未能反映出明确的周日休息线索，那么该制度的正式实施，就或许跟梁思永有很大的关系。梁思永1924-1930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自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旋即投身到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了。李济1933年在《安阳发掘报告》中评价到“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两年来他对于考古组的组织上及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这种“组织上”的层面理应包括作息时间在内的田野发掘配套制度。

     此作息方式影响深远，至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夏鼐主持的辉县发掘期间（1950.10.12-1951.1.22），似乎仍然保留着。不过当时由于雨雪天耽误了不少工期，导致不得不利用绝大部分周日来加班加点地赶进度。所以夏鼐在日记中常有类似“今天为星期日，但是我们仍照常工作”的记载。辉县发掘期间的15个星期天，除了2个周日下雨停工外，正常休息的也仅有2次。

     以上是对这一现象的简要考述，当下看来也有一定的启示。众所周知，考古之所以吸引人，最主要还是体现在田野发掘中，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其中，成为一名考古人。但田野考古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环境、物质、精力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八十多年前，夏鼐在殷墟发掘时，面对艰苦的环境、长时间的枯燥生活，也深有感触，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在辞行前，“小伙伴”之一的祁延霈还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你今天跳出火坑了，我们还有半个多月在火坑中熬着”，胡厚宣也深有感触地说“田野工作一收工，宛似中等学校放暑假，真觉得快乐”。今天的田野考古工作，比起前辈们，虽说物质上有了很大的改善和保障，但如果能注意劳逸结合，充分考虑到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或许会对发掘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作用。在这一点上，笔者所在学校的本科生田野实习，这几年已经实施了轮休制，具体做法是每十天轮休一半同学，其工作由剩下的同学代理。如此，也能保障工地的正常运转。这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