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南唐后主，为什么不搞军事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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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2 15:11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这一阕出自李煜之手的《破阵子》，可谓写尽了亡国之君的哀怨和落寞，也正是由于此类作品流传甚广，令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皆对这位南唐后主颇为同情。如南宋大文豪陆游便曾以南唐政权在宋军已然围城的情况下仍在开科取士而感叹：“（李煜）故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仿佛南唐是因为君主过于注重文治、仁爱百姓而败亡的。
李煜半身像。来源/明代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
历史上的南唐真的只是因为在乱世中走了错误路线，导致兵甲不兴、最终倾覆社稷的吗？
作为南唐最后一位君主，李煜自然对政权覆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其在诗词中为自己塑造的悲情人设，以及其继位后推行的种种“仁政”，大众对其最终的亡国更多怀有同情的心理，即便有些许非议也大多会归咎其不幸的童年。
李煜原名李从嘉，是南唐第二任皇帝“中主”李璟的第六子。如果按照由长至幼的继承顺位看，李煜与南唐国主的王位之间还隔了自己五个哥哥。但自古帝王之间借由嫡庶之分，作为李璟的正宫——钟皇后的第二个儿子，李煜的顺位继承权其实仅排在长兄李弘冀之后。
作为李璟的嫡长子，李弘冀一度被寄予厚望。据说李璟为了应对江南民谣中“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的谶语，才有了“李弘冀”这个名字。然而，李弘冀出生时，李璟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由于南唐政权篡夺自一代枭雄杨行密所建立的“南吴”，因此南唐开国君主李昪对自己麾下的臣僚、将领缺乏信任，更愿意将兵权和重要的城邑交付给自己的儿子。
正是出于对身为东都留守、江都尹且手握重兵的弟弟李景遂的忌惮，李璟继位之初，曾自导自演一出“禅让王位”的闹剧。在李景遂坚辞不受的情况下，李璟仍不得不加封其为齐王、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当然，为了分薄李景遂的权柄，李璟随后又册封了另一个弟弟李景达为燕王、副元帅，兄弟三个更在父亲李昪灵柩前立盟，相约兄弟世世继立。
保大五年（947），李景遂正式被立为王太弟，同时被剥夺兵权。惶惶不安之间，李景遂不仅多次上书请辞储君之位、返回封地，更主动改字“退身”。然而，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改个名字就想保命的念头实在有些幼稚。
随着外放润州的李弘冀在战场击败来犯的吴越国军队，李璟突然给了王太弟李景遂“天策上将军”“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太尉”“尚书令”“晋王”等一大堆头衔，并允许其返回自己的封地。就在李景遂以为自己终于得以逃出生天之际，却在途中被人毒死。堂堂王太弟岂能死得不明不白，在李璟的严令彻查之下，凶手很快被捕，并供认受到李弘冀主使。李璟盛怒之下，废黜了李弘冀的太子之位。次年，身陷囹圄的李弘冀据说是看到了自己叔叔李景遂的鬼魂，受到惊吓而亡。
拨开史书中那些“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温情面纱，我们不难发现，身为国君的李璟无疑是最大的受益人。曾经手握重兵的弟弟李景遂死于政治谋杀，而在常州之战后深得军心的李弘冀则被指认为凶手，并同样死得不明不白。唯有身为国君的李璟在“痛失”两个亲人之余，也消弭了两个最有威胁的对手。
当时年幼的李煜是否洞察了这场家族惨剧背后的政治逻辑，后世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与自己的叔叔李景遂的矛盾全面爆发之前，李弘冀便对自己“丰额骈齿、一目重瞳”的弟弟李煜心怀忌惮。为了避祸，李煜不得不摆出一副醉心经籍、不问政事的模样，并自号“钟峰隐者”“莲峰居士”，以表明自己志在山水，无意争位。
李煜的一系列政治姿态成功缓解了与长兄李弘冀的矛盾，并令李璟在晚年放心的将其立为储君。然而，对李煜而言，他虽然累迁诸卫大将军、副元帅，封郑王，但始终没有亲临战阵、甚至没有过行伍经历，显然是缺席了乱世之国主最重要的一节必修课。这也直接导致了在此后的执政生涯中，李煜对军事事务一窍不通，甚至出现了宋军屯兵金陵城南十里、李煜尚不知情的诡异场面。
当然，李煜所欠的这节课，最终宋太祖赵匡胤还是给他补上了。开宝九年（976）正月，李煜被俘虏后押解至京师开封，宋太祖赵匡胤封其为违命侯之余，还拜其左（一说右）千牛卫将军。可惜，李煜人生中这最后一个军职也是虚衔，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之后，李煜被改封为陇西公，并在不久之后病逝于开封。
赵匡胤像。来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细览》
南唐无将：南唐宗室将领的全面没落
和李煜冤杀林仁肇
客观来讲，李煜本人虽然缺乏军事经验，但南唐宗室之中不乏“宿将”。如李璟执政后期，极度信赖自己的三弟李景达，多次将南唐最为精锐的军队交付其指挥，并不论胜败都会给其加官进爵。
后周显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大军攻入淮南，李璟命加封为齐王的李景达与监军使陈觉一同率两万精兵，自瓜步（今南京六合南）渡江北上，意图趁着后周军队全力围攻寿州之际，袭扰其侧后，却不料这支李璟眼中的南唐精锐部队被屯守六合的赵匡胤以两千兵马轻松击败。南唐军队在争夺舟船渡江南逃，慌乱中又溺死了很多人。
按理说，如此大败，身为主帅的李景达自然难辞其咎，可偏偏李璟对这个弟弟无限信任，不仅没有问责，相反又给了五万精锐，再度率军渡江北上。
李璟的本意是让李景达趁着后周军队因粮运不济、师老兵疲，又无水战准备，不得不全线收缩之际，收复江北诸州，救援一下仍被后周军队所围困的寿州。孰料，李景达抵达前线后，竟摆出了一个前锋营于紫金山（今安徽寿县东北，淮河南岸），自己则屯驻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列十余寨，又筑甬道数十里，连亘相望的挨打阵型。
结果，后周的庐寿招讨使李重进发动突然袭击，迅速攻破南唐军的两处营寨，扼制其粮运。随后，柴荣再次亲征。命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率先出战，破甬道，分割南唐军，使援军与守城军首尾不能相救。随后后周发起全线猛攻，李景达大败而归，所部五万人马，被俘、战死及降者仅达四万有余，几乎全军覆没，重镇寿州也因为粮断援绝，终被攻破。
讽刺的是，李景达逃回金陵之后，李璟还怕他因无功而内心自愧，竟加封其为“天策上将军”“浙西节度使”。李世民如果泉下有知，恐怕要表示“这是自己被黑的最惨的一次”。好在李景达还算知耻，强力推辞，最终改封为“抚州大都督”“临川牧”。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了解到自己这位叔叔的“赫赫战功”，李煜即位之后，虽对李景达非常敬重，加封其为太师尚书令，但始终不敢委任其领兵作战。而对于自己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李煜似乎也缺乏信任，先后将自己的七弟李从善、九弟李从谦先后以朝贡使的身份派去开封，并直接导致了李从善被赵匡胤扣为人质，归国之后很快便“卧疾而卒”。对自己的兄弟尚且如此，李煜对麾下的武将更是猜忌重重，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林仁肇被冤杀一案。
林仁肇原是闽国裨将，人称“林虎子”。闽国为南唐灭亡后，一度归家闲居。此后，南唐中主李璟因后周军攻打淮南，命鸿胪卿潘承祐到泉州、建州召募勇士。潘承佑推荐了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稹、静江指挥使陈德诚以及郑彦华、林仁肇等人。中主任命林仁肇为将军，让他率偏师救援寿州。林仁肇攻破后周军的城南大寨，又破濠州水栅，被擢升为淮南屯营应援使。
八月，后周军正阳浮桥建成，扼住南唐援军的进路。林仁肇亲自率领一千敢死士，用船载着薪柴牧草，乘风放火，欲焚毁浮桥。不料，风向转变，不利火攻，周军大将张永德趁机进战，南唐军大败。这时，林仁肇单马殿后。南唐向后周割地求和，林仁肇因功被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不久又改镇武昌。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随即发动叛乱。此时，本是南唐收复失地的良机。林仁肇也私下向李煜进言道：“淮南兵力很弱，宋国又连年用兵，先后平定西蜀、荆湖、岭南，千里奔波，士卒劳累，这正是可乘之机。陛下只要给臣数万兵马，臣就能夺取淮南。陛下可以对外宣称臣起兵反叛，那么臣若成功，淮南归国家所有，臣若兵败，陛下便灭我满门，以此表示陛下并不知情。”
必须承认，林仁肇的想法有赌的成分，但换成任何一个有所抱负的君主，即便不认可对方的主张，也应该要勉励几句。但李煜的回答却是：“你千万不要胡说，这会连累到国家的。”不久，林仁肇便被任命为南都（今江西南昌）留守、南昌尹。
林仁肇出身行伍，后虽担任将帅，仍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因此深得军心。但是，皇甫继勋、朱令赟等人与林仁肇关系不和，便在唐后主面前进谗言，称他向宋求援，要在江西自立。
据说赵匡胤也对林仁肇非常忌惮，便贿赂他的随从，得到他的画像，悬挂在别室中。其后李从善到开封朝贡，赵匡胤带李从善观看林仁肇的画像道：“林仁肇将前来投降，先用这幅画像为信物。”又指着空着的馆宇道：“这是我准备赐给林仁肇的。”李从善命人回报后主。后主不知这是反间计，便暗中命人将林仁肇鸩杀。
如果这个故事是事实的，只能说赵匡胤这个“离间计”使得实在太过拙劣。而能够被这样的计策蒙蔽的李煜似乎也处于一种“智商掉线”的状态。因此历史的真相，可能只是因为李煜将林仁肇视为未来引发战争的祸根，又因为皇甫继勋、朱令赟等人的谗言，便草率地将这位南唐最后的名将给除掉了。
李煜虽然对宗室成员、军中宿将都缺乏信任，却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在他看来，南唐政权的先天不足在于：自古以来，割据江南的政权要想长期与北方抗衡，淮泗精兵、吴越财帛缺一不可。没有两淮地区充沛的兵员和敢战之士，便无力抵挡北方的袭扰；而没有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浙良田和士族的支持，则难以维持内部的财政运转和对外影响力的持续输出。
继承南吴政权衣钵的南唐也接管其在两淮的势力范围和武装力量，淮泗精兵自是不缺。但自公元889年钱镠占据苏州以来，富庶的太湖平原便始终掌握在吴越政权的手中，南吴政权多次出兵争夺皆大败而归。南唐建立之后更不敢越雷池半步，正是由于缺失了这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南唐政权的财政运转始终显得捉襟见肘。
吴越政权可以耗资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近一亿一千钱。修筑钱塘江沿岸的捍海石塘，可以通过不纠民、不增赋、不收税的方式募民开垦荒田，令境内无弃田。在豢养大批正规军的同时，还能组织一支七八千人的“营田卒”，以专于淞江辟土而耕，筑河堤减少水患。反观南唐方面连于楚州修筑一道小小白水塘以灌溉屯田，都几乎要耗尽国力。
南唐与吴越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因此，李煜继位初期，诏令减免税收、免除徭役，与民生息，取消李璟时设置的诸路屯田使，将各郡屯田划归州县管辖，将屯田所获租税的十分之一作为官员俸禄，称为“率分”，此项政策推行后，既增加了赋税，又可使百姓安心耕作，免受官吏的盘剥。
李璟时期，征伐频起，经济面临严重的困境。李煜即位不久就做出了改革土地制度的决定，任用潘佑、李平，改革土地制度，希望从根源上解决土地兼并，化解社会矛盾。然而，潘、李的改革过于急促，他们试图恢复井田制度，限制土地流通本身就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加之改革操之过急，没有做好应对准备，激起了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李煜试图改革土地制度、限制土地兼并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南唐史料已经大部消亡了，但可以推测，李煜在改革失败后，依然采取了一些限制兼并的政策，因为终南唐一世，在土地及经济问题上不仅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而且社会矛盾较李璟时期大为缓和。
但就在遏止土地兼并卓有成效的同时，李煜却不合时宜地开启了货币改革。乾德二年（964），李煜同意韩熙载的建议，以韩熙载为铸钱使负责此事。规定每十钱——铁钱六枚并铜钱四枚发行。民间大量囤积铜钱，导致铜钱越来越少。商人多以十个铁钱换一个铜钱出境，朝廷不能禁止。为挽救铁钱的流通，李煜诏令铁钱以一当十使用，废除铜钱。结果导致劣币驱逐好币，物价飞涨，私铸泛滥，市场充斥着各种不足值的恶钱，最终南唐国势积弱、民穷财尽。
货币改革的失败，加上长年累月向北宋纳贡，最终令南唐的国库捉襟见肘。为补国用不足，南唐改换之前轻赋减税、藏富于民的政策，向百姓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因为佛教势力在南唐拥有特殊的待遇，寺院田产可免于缴纳赋税，僧人不用服役。于是许多不堪重负的平民纷纷削发出家，这样一来，国家劳力和税收流失了。
尽管朝廷后来因财力拮据，不得已开始向部分寺院征税，但与数额庞大的国家开支相比，寺院上交的钱物数量如杯水车薪。李煜崇佛，耗资巨大，难以估算。南唐宫苑内有寺院十余所，金陵城内佛寺数不胜数，每建造佛寺，朝廷要拨给土地。僧人达万余，均由朝廷“给凛米络帛以供之。”这种过度礼佛耗费了国家巨额财力、劳力和有限的土地资源。南唐末期，民生凋敝，李煜仍为建寺筑塔、布施僧人不遗余力，这无疑让国家贫乏的财力雪上加霜。随着寺院、僧人的不断增多，日益膨胀的寺院经济反过来抢夺国家微薄的经济来源，南唐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
经济上的困局，令李煜不得不在文治上加大力度，以求最大程度上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效忠。李煜尤其喜好儒学，在连年贡宋、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煜仍然大力支持并资助庐山国学，特别拨调官田租税以充当庐山国学的经费。李煜本身好学，也鼓励群臣读书，致力于推行教育，更以才取士。面对内忧外患，他也坚持贡举，未曾罢行。在李煜的推动下，又在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配合发展下，南唐儒学达到盛况。
然而，儒学的根本还在于经邦济世，为了避免讨论一些敏感的时政问题，李煜干脆要求南唐科举的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这一做法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氛围，推动了南唐诗坛的繁荣和诗文教育的发展，却更令南唐政权陷入了一种空谈误国的困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