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访问：刘畅、乔振祺（人民画报社记者）
时间：2022年6月7日
文章刊于《南方文物》2023年2期
#请谈谈您选择考古学的初衷，是否和现在大家说起文旅融合时常说的那种对“诗与远方”的向往有关？
要说我入行考古，和“诗与远方”还确实有点关系。我198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就报的考古专业，当时要说了解和喜欢考古还根本谈不上，但的确是想出去找点“诗与远方”。
作为农村的孩子，我老家河南三门峡南边黄土塬（陕西省得名的陕塬）上当时还相当落后、艰苦（后来才知道我们村所在的窑头-人马寨也是一个面积非常大的仰韶文化环壕聚落遗址，遗址北边被沟冲毁，残存的半圆形环壕围拢面积已超过70万平方米，而那条冲毁这个遗址的黄土冲沟就是一直通达三门峡著名的庙底沟遗址旁边那条河沟在黄土塬上的上游开口），学习的条件和基础不算很好，课外除了能找到点当时流行的小说传看一下，基本上没有其他书可读。
我们的语文老师初中毕业，却也把我们从小学一直教到初中毕业，因为学制改革，我们比他还多上了一年初三。我们的英语老师周末到公社去参加培训，回来就直接给我们上课，所以英语的音标和发音一直没能很好掌握，就是死记硬背了一些单词。但改革开放之风炽盛，上大学学知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记得当时文学很热，虽然城里人已经在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对于一些高龄参加高考，还有我们这样的农村孩子，往往就觉得文科也不错，所以我就梦想能够考上个什么大学中文系，将来能够舞文弄墨也写点小说什么的。
但是我们高中毕业那个班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他就不断引导甚至直接要求我们报历史专业，结果我们班考得比较好的几个全都报了历史方向，算上我的前三名，一个报了南开大学的历史，一个报了兰州大学的历史。我是心有不甘，填报志愿时看到第一批录取的重点大学中不少都有考古学专业，就想考古也属于历史，还可能会到处去跑，有几份浪漫，和文学可能近一点。
我选的时候有意尽量挑那些能走的远一点的，也没出过远门，就拿个尺子对着地图比划，结果被第一志愿——位于改革开放前沿广州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录取了。
坐了（其实是站了）三天三夜（中间在武汉换车休息一晚）的火车到了中山大学，才了解到这里的考古其实是很独特的。要知道当时国内的考古专业基本上都属于历史学科，放在历史系里边，那年只有北京大学才刚刚把考古从历史系中独立出来设立考古学系，更没有现在遍地开花的学院之类。
中山大学当时是旗帜鲜明地要搞近似于西方考古的人类学的考古学，因此我们进去的是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人类学有4大分支学科或者说支柱，考古学是其中之一，主要研究古人类的物质性遗存包括伴随的环境遗存；还有体质人类学或者说生物人类学研究人体遗存，包括现在非常前沿的人类古基因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国内更多地叫民族学，主要研究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及其异同；还有语言人类学，研究不同人群语言的分类谱系及其生物、社会、文化意义等。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性位置，因为工具、器物等物质性遗存所能反映的文化往往更外在一些，好比是人身上穿的衣服，尽管五花八门，却只是人体的延伸而已；而体质、语言等则比考古资料要更内在一些。
但是，考古资料的丰富性对于认识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和文化不仅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基础。尤其是古人的一切遗存，包括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适应方式，首先都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才能获得，考古学对研究人类的过去具有平台性作用。
#这就喜欢上考古了？能否回忆一下首次实地考古的情景？
还不能这么说，兴趣是慢慢地才培养出来的。实际的考古绝对是很辛苦的，学习与工作中并没有那么多诗与远方的浪漫，尤其是野外发掘真的是要风餐露宿、要挥汗如雨地挖土。
中国最早的国家考古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掌门人傅斯年说，考古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田野考古的辛苦和农民其实是差不多的（大笑），只是要比农民更多地动用脑筋。
其实一开始并不明白这么多，就是按照学校安排按部就班地学。中大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分阶段考古课程还是比较扎实的，跟我们讲课的，旧石器是张镇洪先生，新石器是曾骐先生，商周是商志（香覃）和乔晓勤先生，秦汉是冯永驱先生，最后一段是张维持先生，其中六朝考古还专门聘请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来授课。
听课基本上是照听照记，真正对考古有切身体验和认识是通过大三的田野实习。我们那一届的运气很好。我们一班人共18位同学加上几位研究生，由曾骐老师带队，从广州乘绿皮火车先到杭州，经上海，最后落脚在江苏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常州市博物馆合作进行1985年度的秋季发掘。
其间还专门去了南京、无锡和苏州。这一路上都安排有参观，听当地著名的考古专家讲课，开始接触考古社会。
我记得浙江的牟永抗、上海的黄宣佩、江苏的汪遵国都曾接待并指导过我们班。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考古界的翘楚。圩墩这个遗址实际上是很有名的，主体属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之前已经发掘过若干次，我们这次的运气也很好——考古发现什么往往和运气关系很密切。
我们挖出的东西不少。因为当时是学生嘛，没有很系统的进行记录和研究，但是我印象中那次有几个发现都应该算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一个用来摇船的橹保存的非常好，还有不少带有榫卯结构的木块、木片，以及属于崧泽时期出土有玉器的墓葬，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挖到了这个墩上遗址靠近湖沼的部分，地层中有大量的螺壳。
当时上海自然博物馆黄象洪老师一直蹲在发掘现场，手把手教我们处理地层中的自然遗存，清理墓葬中的人骨架，进行绘图和照相。还记得有南京某大学的老师到遗址中采取地层中的样品进行分析（现在推测应该孢粉取样）。这些都很让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的我们开了眼界。发掘完了之后我们将出土遗物集中到常州市区的清凉寺内进行整理，包括拼对陶片、绘图、完善发掘记录，等等。
即便是在这么好的地方实习也难说体会到了所谓的诗与远方的浪漫。我们作为学生主要还是跟着学习，带着些看热闹的心情。
我的感觉是考古确实和农民差不多，挖土的活又苦又累，还得象工人一样按时上下班，下雨天不能发掘，也得加紧整理发掘资料。但是不同的是考古人能从中找到发现的乐趣和探索的兴趣以及线索。
我们运气好，你挖的好就比较有成就感，出土了值得研究的东西然后你就会继续学习和钻研。当时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通过实习确实对考古开始有了一些兴趣，本来就是一个农村的娃，根本不怕挖土，但考古挖完土还得接着找书去看，还有很多资料要收集、研究，更有机会到各地包括博物馆去走走看看，这兴趣就这样培养起来了。
考古实习对于一个年轻学生形成对考古学的最初认识很重要——很多人学考古，课堂上学半天其实并不完全明白，经过实习基本上就会对考古学有了自己的一个判断——实习完了有的人就说考古有趣，我准备继续干下去；有的会说考古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准备不干了，要转行干别的，或者干脆就开始混日子了。
同学之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分别了。所以实习基本上就是一个学生的分水岭，考古专业一定要高度重视实习教学。我实习归来之后就准备安心干考古了，准备并在毕业时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还尝试和一批已经在读的研究生合作翻译引进《原始宗教》（威廉·古德著，张永钊、刘诗伯、曹兵武、郦辛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西方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图书。
#那后来呢？
接着说我这个考研有一个情况——我考上了但没念成，因为当时又赶上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一年的（1987年）暑期期间，咱们国家考古有一个重大的机遇，就是上边决定要开展中国的水下考古，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西方一些国家在南海一带打捞沉船，其中一个荷兰公司打捞出一艘装满了中国贸易瓷器的早期商船，然后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这些瓷器，这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很尴尬的事儿，国家派耿宝昌、冯先铭等著名专家前去观摩，还想买几件回来，但一看价钱贵得了不得。自己的东西被人家捞走了，自己想买还买不起，那是很遗憾的。
上世纪80年代咱们的水下考古还是空白，设备和技术跟不上，一些西方企业包括考古学家到古代贸易频繁、沉船很多的南海去打捞，发现了不止一艘，结果国家就下决心要开展我们自己的水下考古。
这是一个临时的决定，消息传来时，7月份各高校的毕业生都已经分配完了，9月份我开学报到时，导师商志（香覃）先生就和我谈话说有这个事情，他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要组建国家水下考古机构，中山大学是沿海的考古专业，应该积极参与，你现在是研究生了，但学校可以给你选择，你不愿意去也行，如果你愿意去了，两年以后想继续读研，学校可以为你保留学籍。我说那就试试吧。
就这样我赶在国庆节之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报到了，成为11月成立的水下考古研究室的首批成员。本来像组建国家水下考古队这样的任务，社科院有国家最强的考古力量，历史博物馆自己的考古部队伍很小，但当时俞伟超先生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他是北京大学过来的著名的领军型考古学家，有世界眼光与前沿意识，很多国家的急难险重事情都由他挑头来做，除了水下考古，还组织开展航空考古（遥感、航拍之类的），协调三峡工程中的考古与文物保护抢救工程，等等。
俞先生有个绰号——陆海空考古总司令。现在水下考古更受重视，在国家文物局有了专门的水下考古中心（现已更名为国家考古中心），航空考古已做到无人机拍照并几乎普及到所有的考古队了，但当时这些都是非常前沿和具有科技感的事情。
我搞水下考古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我来了之后才发现我的身体不适合潜水——我的耳朵不行，我原来对耳朵不太注意保护，小时候得过中耳炎，上学后打篮球踢足球又伤过几次鼓膜，恢复的也不是很好，经受不住潜水的那个水压测试。过不了这一关，我就只能被淘汰了。
当是感到有些灰心，想回中山大学去继续读研。俞先生就建议我不要回广州，他说北京是学术中心，水下考古搞不成，可以搞陆地考古嘛，读研也可以在北京读嘛。
俞先生当时对新考古学正感兴趣，历博正筹划与中国科学院的周昆叔先生等联合开展关中地区的环境考古调查。
我当时也对新考古很痴迷，在中大时就开始钻研了一点新考古，这可能也是学校让我来北京的原因之一吧，到北京后还在陈星灿的带领下与一批业界年轻同行一起选译二战以来世界考古学的一些经典论文（后来汇集出版了《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两本文集），我们那时会把译好誊清的文章一篇一篇先拿给俞先生看，包括水下考古，在筹备和等待的那段时间里，我捎带着把国际水下考古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乔治·巴斯的代表作和教科书《水下考古学》全部译出来了，并在历博水下考古学研究室编辑的《水下考古通讯》上连载（后来由于该刊停办未能载完）。
因此，俞先生就让我留下来转向田野考古，并推荐我去中科院跟着周昆叔先生跨学科（自然科学）攻读地层古生物专业环境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一年级各地各所的学生都集中到北京的研究生院学习基础课和选修课，修够要求的学分，二三年级就回归各研究所接受导师授课和参与导师的研究工作，同时准备毕业论文。
这样我89年入学，90年下半年就基本自由了，在中科院地质所和历博之间两头跑，一边参加周昆叔先生组织的各种考察、采样，收集论文资料，一边帮助俞先生筹划班村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项目。当时因为黄河小浪底水库要上马，要对库区遗址进行全面的抢救性发掘，俞先生借机计划在即将被淹没的河南渑池班村遗址以试验田的方式用新理论和新方法尝试开展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他亲任考古队长。
由于他先后指定的执行队长裴安平和王建新都在外地，我就帮助他起草方案和发掘的规则，做各种联络工作，为了和国际同行联络方便，我交钱从中科院高能所第一批开通了e-mail（电子邮箱），当然这个钱后来历博给报销了。
为了集思广益，项目聘请了严文明（聚落考古）、周昆叔（环境考古）、王昌燧（科技考古）、祁国琴（动物考古）、李容全（地理地貌）、韩康信（体质人类学）和乔晓勤（文化人类学）作为相关方向的顾问专家，还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安排下邀请了美国的沃森（Patty Jo Watson，新考古学代表人物之一）、艾金斯（C. Melvin Aikins，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杜朴（Robert L. Thorp，美术考古）三个国际顾问，整合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省文物所、陕西省考古所等国内外十余个单位的十多位年轻考古学者参与田野工作，还安排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学生前来实习助阵。这种模式在国内还没有先例。
当时国家还没有开放考古发掘的国际合作，但是国际顾问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他们指导我们开展区域性地毯式地表调查、筛选和浮选、量化采样，将资料输入GIS（地理信息管理系统）等，并安排学生以实习方式在工地和我们一起发掘、调查、采样、记录，其中华盛顿大学的吉姆·雷利以这些工作为主要内容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大家都知道新时期国家支持的两个最大的考古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学界认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大大推动了考古学中的科技应用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而90年代初的班村项目则是一次真正的多学科合作调查、发掘、研究的实验，上述专家都曾亲自到工地指导，发掘者中不少人后来也成长为考古界非常优秀的领军人才。
记得日本考古学家茂木雅博也慕名到工地上进行学术交流，还比较系统地给我们介绍了日本考古学。
#这就进入新考古学领域了？新考古学新在哪里？
翻译、介绍、学习，多学科综合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并不能等同于新考古学。
新考古学在我们这里一直是个虚拟的表象，一个召唤，甚至是一个靶子。大家的态度既有热烈的响应、对标，也有激烈的抵制、批判。在国外，它则是一个学派，在英美更流行，强调考古发展到一个不同阶段面临的任务、目标、理论方法手段要做系统性调整，对考古资料要问出更多的问题，做最大化处理，从中提取更多关于古代的信息。
大家都知道，考古一起步最大的问题首先是断代，通过层位关系和测年技术确定出土遗物、遗迹、遗址孰早孰晚，是什么时代的，然后建立时间和空间上的框架，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具体的要素与特征展开比较，这是第一要务，所有考古挖出来的东西都要先这样，判断属于哪一文化层，哪个时代，属于什么类型，具有什么特点。
建框架的过程就像咱们身后的书架，横的放什么书，竖的放什么，要井井有条，这是传统考古必要的内容，侧重于把这个地层和先后关系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对遗物遗迹分类比较，这样在时空框架里就有了文化史演变的过程和内容了，就可以说考古复原了人类的历史了。
而新考古学兴起于1960年代以后，认为光这样还不行。考古发现的东西可以揭示更深入的问题，目标不仅是研究时间和空间的框架，有什么没什么，什么特征，早晚如何变化这类问题；还可以研究其背后人的行为模式、人的社会组织，包括人的精神信仰，即透物见人、见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法则。
这样一来，一个中间性的目标是先要把生产考古遗存背后的人的行为具体揭示出来——例如研究杯子不仅是它的类型、和哪个相像，而是从原料到工艺到使用到流转到弃用到埋在地层里被发掘发现，这么一个过程中，背后人是怎么行动的，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知识和观念是怎么加入进来的，等等。
所以，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都更加系统一些。这套东西对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年轻考古学家自然就很有吸引力。我个人的经历也折射出中国考古学那个快速发展变革的历程——窗户打开了，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开始了解一些国外尤其是欧美考古的状况，包括新考古学，国家也慢慢启动了一些填补空白的刚需项目，如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等等，然后加大投入聚焦重大问题集中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开展断代工程、探源工程等。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或者迎头赶上。
#既然您想搞新考古学研究，那为什么随后又去了中国文物报社从事传媒工作，和我们现在关心的十大考古发现评选挂上了钩？
班村的田野工作在1995年告一段落，我1994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和安排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和考古与艺术史系做访问研究，1995年回来后，就没有再去工地发掘了，因为班村工地的人事变化，那么多人聚散无常，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陷于停顿，接着国家文物局进行机构改革，要调我到机关去工作。
我想在文物局可以更加全面地接触文物考古工作的情况，就答应了。但是到文物局我被安排在博物馆处，很快又轮到社会文物处联系文物市场这一块，基本上就跟考古一线脱离关系了。
2000年时，文物局安排博物馆司的司长、也是我的上司李文儒到中国文物报社做社长兼总编，他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做他的助理兼总编室主任，这样我就又到了文物报社。
考古新发现的宣传报道一直是文物报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内容，报社在首任总编辑彭卿云先生的筹划和主持下自1990年起已经搞了1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这是很有远见的。
这个十大考古评选活动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前10年的情况我主要也是从彭总的回忆文章中了解的，当时基本上就是在新年前后请一些著名专家，相当于一次茶话会——大家来，清茶一杯，然后结合一年来报纸上有关考古的报道推选十个重要发现，报纸再报道一下。
这10年评选活动基本上还是个圈内的事儿。李社长到任后就开始商量想把这个活动的影响做大一点，他委托我做了个专门的调研，起草一个评选活动的章程。
为此我还专门申请了一个国家文物局“关于文博系统评奖活动与对策”的科研课题，组织若干人比较系统地收集分析了国际考古、博物馆、遗产界的评奖状况和国内相关行业的评奖状况，提出一个涵盖考古十大新发现、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览、文物保护十佳工程以及优秀文博科研成果、文博图书出版、文化遗产保护年度人物等不同领域的系列策划。
我们也着重收集了国外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的情况作为参考。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有的未能实施，有的未能很好地坚持。此后的十大考古评选就开始有了几个变化，首先一个就是报社当年就把前面的十大评选打了一个结，编辑出版了《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下两册厚厚的图文并茂的彩色图书，每一个发现都尽量让考古队长自己写，并辅以专家写点评。同时在人民大会堂搞了新闻发布并启动了新的评选活动。
接着，评选活动也开始改变方式——头一个是邀请考古队长来北京，站到讲台上去讲解自己的发现，评委和媒体可以现场提问、质疑和讨论，评选结果确定后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让更多媒体参与宣传普及。文物报自己的宣传也发生变化——除了报道十大发现评选的新闻，报社会再开一次给领队颁发获奖证书和学术研讨的专题会议，邀请考古队长、专家甚至相关地方领导等参与，研讨会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考古新发现，象考古新发现和城市发展、考古与公众、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等都曾经做过会议主题。
如果有条件，还配合会议举办考古新发现的展览，尝试编辑出版年度新发现图书，让考古队长进校园到社区进行宣讲等，全国有几个地方中学的考古科普活动都曾经搞得挺红火.
总体来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开始公开化、公众化——以前十大考古基本上就是内部的事，连资料公开都很不及时，同行之间想研究都很难看到；虽然一些考古发掘会有报告和研究性的文章，但一般很晚而且不太全面，外行看不懂，也不敢评说，因为信息不对称，同行说了也可能说不对。大家只知道重大发现是自己的运气和劳动成果，脑子里很少有普及和成果共享这根弦。
由于十大考古发现慢慢开始走向公众、社会，借助多种形式来传播、表述考古发现，这种局面逐渐改观，加快了资料和信息的传播，也引发政府对相关遗址的保护、对考古工作的重视与支持。反过来，也对考古人提高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在评选前，除了根据传统的行业规范要求，要写出报告，还必须在文物报或其他媒体上公开报道过才能参评；队长面向评委、媒体和公众时要考虑怎么讲、PPT怎么做，为此也引入不少新媒体的记录技术和手段，甚至制定更完善的发掘、记录、传播计划。
同时，为了加强评选的公正性、权威性与影响力，还尝试建立专家库以抽签方式产生部分评委，和其他单位联合开展评选活动，比如曾经和光明日报、央视等有过合作，更重要的是正式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共同举办评选活动。
#进入新时期，我们发现十大考古在网上很火，而且刚刚推出了又一个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那么新时期的评选活动有什么新特点呢？
十大考古社会影响大起来之后，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新媒体和自媒体兴起之后，使得考古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性更强了。2020年起，因为疫情的原因，好多考古队长来不了北京了，评选活动采取线上汇报、网络全程直播，公众对发现内容了解更全面也更深刻了，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力。
以前汇报和评选现场只能容纳100-200人，大部分人只能借助媒体报道了解发现情况。网络直播让更多同行甚至是普通公众能够全程观看、回看，发表评论，新发现与社会的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总之，可以说十大考古评选活动是新时期中国考古一个重要的侧面。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做的也是一种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是地地道道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一部分。
评选活动对中国考古的推动是很大的——考古信息公开、程序规范、考古知识普及、培养社会各界对考古的关注度，也提高了对考古发掘的要求，以及对发现结果的保护利用。
起初是引起部分媒体和公众关注，专家来做普及，后来到很多地方政府也很关注自己这个地方能不能评上，尤其是很多遗址本身就是各种利益和矛盾的焦点，好多队长说如果评不上那个遗址就保不住了，一评选上地方领导的态度马上就变了。这也变相地促进了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促进了文物保护利用，很多考古发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发展成为遗址博物馆或者考古遗址公园。
但客观地说，公共考古的意识应该说现在才刚有一些，还很不够，尽管中央和管理部门也在推广，但还是看热闹的人多。另外，公共考古和公众考古不完全一样，不光是普及考古知识的问题，更要对考古资源进行科学规划管理，支持考古学和相关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公共考古应该说还任重道远，比如考古报告出版、出土文物和档案资料的后续管理与利用等就一直是个很多方面都不满意的难题。
#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哪些具体标准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发现的学术意义。评委本身都是权威的考古专家，自然会关心发现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尽管学术问题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不同阶段的考古学家关注的问题会有不同侧重，会有不同意见。第2个就是这个活动社会影响大起来之后，考古挖掘本身的规范性（法律程序、学术程序）也很受重视，章程等再三提醒规范性的重要性——因为咱们国家挖坟掘墓、破坏文物的现象很严重，也有很多人有挖宝思想，碰到大的重要的就抢着挖，碰到一般的就不重视。
到后来呢，实际上评选活动也产生了很多其他的延伸性标准的——比如考古队长讲的好不好，一个发现很重要，可能您没有讲好，尽管专家们能理解发现的内容，也可能会影响评选结果；还有现场文物保护等是否处理的好，汇报中会曝光很多工作现场的细节，文物没有保护好，也会影响评委投票，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地方领导也提出了支持考古和保护工作的要求等等。
这样慢慢会对考古发掘提出更全面的要求，考古队长基本上都是多面手。以前，能发掘、认识出土文物并能断代，就是很称职扎实的领队。现在呢你要上下左右协调，要有不同的文本去讲述发现，另外考古现场科技手段应用很广泛，这是考古发展所需。
无人机、三维这些东西都用的很广泛，数字化这一块从拍摄到复原做的好不好？汇报的PPT做的好不好？为了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你还要调动其他学科去挖掘、组织发现的信息，这样站上讲台汇报的时候，他一定是综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才有说服力，比较受欢迎。
#那么，新时期——比如说最近十年的十大发现自身和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的特点？
考古发现受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考古界有不主动发掘帝王陵的行规，发现有运气成分，有理论方法的局限和关注问题的引导，等等。
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开展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20世纪80年代很多重要发现可能在学术史上更为重要，比如红山文化牛河梁和东山嘴的坛庙冢，良渚文化反山和瑶山的玉器大墓，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和三星堆的祭祀坑等，这些都可谓石破天惊，一下子让人们认识到距今5000多年到3000多年中原以外地区的发展水平，认识到中原地区也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环境适宜地区在中原中心形成之前百花齐放，都走过了自己从采猎到定居，从村落生活到复杂等级社会的演进过程，从而促使出现一股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高潮，并形成了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六大区系、满天星斗的文明形成新学说。
但是，最近的一些新发现不仅细化和深化了我们对各地各时代考古学框架、内涵和华夏传统以及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壮大的认知，而且很多发现都属于新的考古类型，比如近些年有若干个水下考古新发现入选，
一是因为我国的水下考古学已经获得长足发展，
二是水下确实能够保存一些在陆地上难以想象的考古证据。
其中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项目采取将整艘船打捞移进博物馆进行精细清理和展示的方法，形成了位于广东阳江海陵岛附近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船上保存完好的18万余件文物中绝大部分是当时准备运往海外的贸易瓷器，很多类型在国内反而不多。还有反映船员生活的一些器皿也非常难得一见。
这艘船我做水下考古时就已经知道，其编号还是俞伟超先生在将中国海域模仿陆地遗址进行通盘考虑之后命名的，因为技术难度太大，直到最近才基本上完成了相关考古工作。
另外两个入选的水下考古项目——2016年的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和2019年的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经远舰）的水下考古调查，都是因为和近代中国命运重要转折点之一的甲午海战有关而备受重视。它们由后来已经成长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国家考古中心）联合地方考古部门，严格按照考古程序开展工作。
以传统考古的思路，这种调查发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些项目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考古的技术装备水平。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自己专业的考古工作船——“中国考古01号”，这是一个海上移动考古作业平台，船上有专为考古和文物保护配置的设施。很多陆上考古工地也用上了配备各种专门设备的考古移动车。
另外，除了传统的重要墓葬、遗址之外，很多手工业类型遗存的调查与发掘也成功入选，比如2015年度的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尽管年代不算早，但充分体现了当时和北宋并驾齐驱的辽朝的冶铁水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契丹人能够称雄东亚背后的工业力量，某种程度上也解开了一个历史谜团。
类似的还有2019年度入选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发现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冶铜遗迹，为早期中原夏商王朝发达的青铜铸造业的矿料来源找到了证据。2020年度入选的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证明在距今4000年前昆仑玉就已经被开采利用，大大扩展了中国丰富发达的早期玉文化的认知界域。
像这类遗址不仅要求考古学家掌握其他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要综合各方的专业人员共同开展工作，才能把发现的意义搞清楚。
还有一些重要发现，是因为考古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并经过多学科合作共同探索追寻的结果，比如2016年度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现。大家都知道良渚文化的遗存在解放前就已经发现了，1986年反山玉器大墓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文化的高度，之后刘斌等先生发现了良渚古城，良渚遗址之外的堤坝也早已知悉它的存在，但是它们是否和良渚文化同时，有什么功能却一直是个谜。
近些年浙江的考古工作者用多学科的手段进行系统探查，确定了在古城西北方向由高坝、低坝和防洪大堤等共同组成的结构与功能十分复杂的史前水利系统。这一系列的发现，最终使得良渚遗址群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
当然，属于传统考古学的发现入选项目就更多了，比如今年刚刚入选的陕西西安江村一号大墓，实际就是汉文帝的霸陵。汉文帝无为而治，推崇节俭薄葬，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也是秦汉大一统演进过程中重要一环，他身体力行，死后墓而不坟，渐渐成为一个不知所在的西汉帝陵。
后人将白鹿原上一个名为凤凰嘴的自然土墩误认为其陵墓，以讹传讹，明清时期还加立了墓碑。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了江村一号大墓并经过长期的探察和综合研究，最终确认这才是真正的文帝霸陵，这当然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大发现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原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前边说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各地重要考古新发现的不断进展，好像早期中国文明之光遍地开花，从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就备受瞩目的中原地区反而有些寂寞甚至被认为是落后了。
这几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开始带着新问题、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原地区的考古工作，一些发现已经足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原地区在定居性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区域性文化传统的竞逐中如何逐渐脱颖而出，最终毕竟还是中原地区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中扮演了摇篮地位，发挥了定调作用。
比如2021年入选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带有三重环壕的一个中心性聚落，里边发现了最早有瓮城结构的围墙围起来的大型中心性居址和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以及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大量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与同时期周边文化发展水平相比，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个古国的中心。
而且在仰韶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分布区内，同等规模规格且内涵丰富独特的遗址已经发现了一批，比如西坡、北阳平、杨官寨、大地湾以及最近发掘的南佐等。
仰韶前期尽管这个文化已经非常兴盛，但是因为有大片的可扩张地域，社会相对和平，其晚期尤其是庙底沟阶段之后，也产生了区域间的竞逐，而且相当暴力，一些人口规模极大、防卫色彩更为突出的中心聚落就涌现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双槐树以及仰韶村等一批仰韶核心区的遗址中都发现了丝绸、蚕茧实物或者相关艺术品。而仰韶文化分布区内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期的一些发现也令人印象深刻，既有像高大上的石峁、陶寺、二里头等大型遗址不断揭示的新内涵，也有像2020年入选的河南周口时庄遗址这样面积不大，但在一个二里头文化时期人工垫筑5600平方米的台地外围有宽浅的围沟环绕，已发掘的28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发掘者推测可能是专门为早期国家管控而服务于大型遗址的粮仓遗址。这些都反映了中原地区在早期文明形成中的可能道路和特殊地位。
总之，总结近些年的十大考古，在时间、空间、内涵类型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拓展和完善，尤其是在面临的一些关键性学术问题上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的运用，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比如对生态环境和生业经济等影响文明进程的关键问题都有了新的突破，表明中国考古学从观念、手段，到发现与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改观。
#具体地说，哪些发现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更为重要？
追寻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一直抱持的初心。前边说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原以外周边地区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比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以及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等，曾经掀起一个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起源的时间深度、空间广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拓展，也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在华夏文明孕育形成中的独特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张光直的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苏秉琦的区系类型和满天星斗学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模式，以及费孝通从民族学材料里提炼的中华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等影响较大的理论概括，都受到这些新发现的极大启发。
但是，我个人觉得探源工程以来进展比较大的其实还是中原地区，因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和民族形成的关键还是要看那个凝聚的核心如何或以何种形式出现，这个核心慢慢就就锁定在了中原。
我们本来对传统中原地区考古开展的比较早，从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的仰韶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到殷墟、二里岗、二里头，焦点一直在中原，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汉唐宋的重心也在中原，但是八十年代以来周边早于夏商周的上述重大发现让一些人觉得中原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那么重要，以前史前阶段中原只有陶寺的发现可以与上述周边匹敌，但起初也只是发现大型墓葬还没有发现城，而且中原地区的墓葬普遍缺少东方和南方地区的厚葬习俗，年代上也比红山、良渚、石家河和大汶口等晚一些。
现在看来，中原成为中心是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从仰韶时期就初露端倪了，早期华夏族群和文化发达的关键密码其实就藏在最先发现的仰韶文化中，区域之间的比较应该找准参照点。
除了上边提到的巩义双槐树等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遗址，更早的仰韶早中期就能够把文化分布范围扩大到那么大，覆盖了整个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遗址规模之大、密度之高，应该是和其率先采用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并借了全新世大暖期的环境机遇期向黄土高原的大扩张有关。
经过多学科尤其是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的发现与研究，基本上认定仰韶文化是一支由于农业大发展而较早实现人口爆炸和大规模扩张的文化，而且由于后续农业和畜养业的不断革命，比如仰韶中期以后粟取代黍成为主要作物，在低洼近水处也适当引进南方的稻作，种植大豆，采取肥田技术保持农田和农业的可持续性等。
尽管仰韶后期由于扩展范围太大和长期定居趋势而最终解体了，但是仰韶晚期和之后的庙底沟二期阶段也没有停止进步的步伐并继续保持较多的人口，其扩展到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人们由于环境波动的压力，以及引进麦类、牛羊和冶金等新生产要素，较早探索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交错杂处时的社会管理乃至国家建设，最后在四方辐辏便利、环境韧性较好、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中原地区率先形成王朝国家，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族群、语言、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正统。
所以说，黄河是与尼罗河、两河、印度河并驾齐驱的文明发源地，中原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摇篮是名副其实的。中原是全新世大暖期后期气候波动阶段江河淮济四渎下游诸文化上溯的避难所，也是黄土高原诸仰韶早中期扩张出去的定居农人沿上游河谷和太行山两侧南下回归的目的地，是八方辐辏的中心，他们都给中原地区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复杂化的动力，犹如一个不同区域性文化间的交互漩涡或熔炉。
这几年经过重新认识中原地区和仰韶故地，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了那个多元一体之“体”和重瓣花朵之“蒂”的部分。尽管诚如一些人指出的，中原并非一直领先，但是它的很多品质和优势在考古最先发现的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奠基了，在之后的区域性文化传统交互作用中不断清晰、突出。
这里边考古认识的进步，除了一些遗址、墓葬等重大发现的支撑，更重要的是通过多学科合作，一些新的科技手段与理论方法的运用，包括人类古基因研究，揭示了仰韶文化和后仰韶时代在环境、经济、生业、人群扩散与交往、汉藏语系形成等方面更多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使得我们逐渐认识到一个更加立体、动态的形成中的文化地理枢纽及其与周边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图景。
此外，尽管二里头遗址是晚期夏都基本上成为学界共识，但即便是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夏王朝的兴起与演进仍然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也一直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关注和探索的焦点之一。中原腹地的洛阳偃师二里头、巩义花地嘴、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以及外围的蚌埠禹会村、绛县西吴壁、襄汾陶寺、神木石峁等新发现，已经使得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在区域竞逐中渐渐脱颖而出的过程日益清晰。
国家文物局还专门启动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对包括中原在内的全国范围的夏时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行统筹协调，协同攻关。仰韶文化作为华夏人群、语言与文化传统的主要奠基者，二里头文化作为华夏政治正统的主要缔造者的角色地位与历史过程已经愈加清晰了。
总之，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夏传统如何在如此波澜壮阔的东亚历史地平线上逐步浮现出来，凝聚形成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之核心，并不断如滚雪球一般兼容并蓄、发展壮大，这个过程确实是需要多学科综合性的考古调查、发掘、发现与研究才能逐步揭示和落实的。
#能否谈谈十大考古评选如何带动遗址考古走向保护利用的新阶段？我们关注到您提出博物馆是人类遗产的最终归宿，考古新发现摆进了博物馆，就是公共考古进入了博物馆，应该多利用博物馆展览和宣教的形式传播考古成果，提升国民乃至地方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也看到您发表过一些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方面的文章，提出古玩-文物-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三阶段，还出版了一个《考古与文化》《博物馆与文化》《文物与文化》的系列三部曲，能否做些介绍？
看来您们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考古发现及其出土文物除了考古学家自己的研究和宣传，还应该结合博物馆展览，并融入人类的文化遗产事业。考古出土文物最终最佳的归宿应该是博物馆，它们进入了博物馆，其实也就是公共考古延伸到了博物馆，博物馆也参与了公共考古。
当然，这是站在考古的立场看问题。博物馆作为人类历史记忆物证收藏、保管、研究、传播的专业机构，其作用不限于此。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和博物馆既是一对兄弟也属于两个不同的界别。博物馆关心的物证范围比考古要广泛得多。博物馆的受众面和传播方式也与考古科普不太一样。博物馆已经是现代国家公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博物馆在逐渐取代教堂。科教时代博物馆的业务及其立场已经代表一种公共性的社会信仰。国内原先对博物馆的定位是科教服务型机构，没有那么崇高，但这几年博物馆的发展越来越快。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让博物馆和考古之间结成了非常特别的合作关系，博物馆也是实现公共考古一个很好的平台。
目前主要是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去博物馆展览这么一种形式，但其实将来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甚至形成系统的综合性学科——到底考古出土的东西应该如何被博物馆收藏、研究、保存和展示？文博——把文（文物）和博（博物馆）放在一块儿说正是一种中国特色，一种处理科学与大众、文化与传承关系的中国特色。
博物馆、考古和文化遗产现在受到高度重视，是时代性的文化自觉并追求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也反映了文化遗产意识的一种普遍性觉醒，我觉得后者类似于中国一种全民性的文艺复兴。
大家都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极其重要性，通过重新发现希腊和罗马，跨越中世纪将自己的文化传统追寻到罗马、希腊乃至更遥远的过去，推动了西方文化在后面几百年的大发展，由文艺复兴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启发了思路，辨别了经验和教训，接着就发生宗教革命、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引发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变革，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中国现在要实现民族复兴，侪身世界民族之林，进入现代社会，也需要通过考古发现、通过博物馆、通过文化遗产的观念和实践，科学地盘点一下既往的历史，从中挖掘持续发展的资源，在继承中创新发展，才能有更广阔和光明的前景。
中国人有重视历史的悠久传统，但最初大家看古代是带着一种敬天法祖的宗教情绪，古遗存中重要的东西除了证明权力传承的合法性，再就是被当做“宝贝”，视角也仅仅是正统性、鉴赏或者值多少钱；文物属于近现代的概念，但也主要是专家或者管理者的视角，多了一重科学价值——这东西值得研究，值得保护，它可以证史，解决学术问题，教育公众；至于文化遗产，就不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事了，它是一个全社会的共同财产和财富，不光是祖先遗留下来，还要后辈承接过来才叫遗产。
遗产不是象地主老财守财奴那样藏着，它要能够在现代包括未来派上用场，其中蕴含的各种信息和价值能够传播分享、发扬光大。所以古玩、文物和遗产这三个概念对应了三个不同的认识阶段与时代。考古、博物馆、文保应该树立和研究文博或者文化遗产事业一盘棋的思想。
其实，我们也能发现国家是高度重视并有一系列政策、行动在推动这个事情的，包括我们上边提到的断代、探源等大型国家工程，还有以长城、运河、长征线路、黄河、长江为依托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推进博物馆发展的各项举措。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这里边已经包括了一个从对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到打造国家文化符号、标识再到全民共享文化遗产成果的系统设计。
我们这几年还做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就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承担了“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和利用之路研究”课题，希望通过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将考古、博物馆和文物几个行业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贯通、整合和提升，使其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
目前来看，考古和博物馆两个行业之间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还没有自觉地从公共考古和公共文化建设的高度去探讨二者之间协同发展的内在关系，观念、体制与合作效果都有待加强。
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做法是，整合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利用规划与实践、物质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建立统一的文化遗产学或者学科体系，也许正是未来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之一。考古学是文物和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基础。现在已经有高校自觉地将考古学置于文博学院或文化遗产学院中，就是较好的尝试。
#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才真正热起来？最近很火的一个个案是三星堆考古，也让大家关注到三星堆博物馆，是不是可以说把三星堆遗址和博物馆捆绑在一起做成一个平台，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公共考古尝试？
文化遗产热应该说还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情。千禧年时各界都有一种回首与展望的氛围，文博界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项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中央财政列专项推进了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引发公众参观博物馆的热情，等等。
2005年国务院集纳各方建议，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17年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在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出台《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之后，已经引发了世界性的遗产自觉、申报和保护运动，代表着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通过遗产确立身份、开展文化间交流对话并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趋势。
我们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侯仁之、罗哲文等几个先生的政协提案，也加入公约并开始申报，丰厚的文化遗产底蕴已经使得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后来居上，入选总数和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
但是，“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是一个分水岭，我明显感觉到对文化遗产的社会性关注自此达到一个新阶段，大家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定一个级别保起来或锁在库房里仅供专家研究，或简单地作为展览和旅游资源，而是这个民族你得好好对待这个东西，你保护它利用它挖掘创新文化创意，才能真正通过文化遗产传承文化，加入古往今来的文明对话，将文化遗产转换为新文明的原料之一。
这个过程中，博物馆的免费开放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较快，1997年中央提出应该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博物馆界就开始思考如何践行，并推出了类似十大考古发现新发现、有博物馆界奥斯卡之称的博物馆展览陈列十大精品评选活动。
2003年，还提出博物馆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要求，我们为此在2004年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的委托课题研究，这个课题除了提出政策建议，还在学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四本图书（《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博物馆观察：展示宣传与社会服务》《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与实施》《博物馆的记忆与想象》）。
大家认为，博物馆要三贴近的话，最好的贴近方式就是把你的展览办好，在凸显时代主旋律和核心价值的同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文物和文化遗产展示给观众，并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去亲近人类的遗产。
2007年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一下子中国博物馆的展览数量和观众人数开始发生井喷式增长。因为课题的缘故，我有一段时间很关注相关数据——我们之前的博物馆观众数量一直很少，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大馆也门可罗雀，一个展厅里经常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展览与展品鲜见更新。
但是免费开放之后，条件较好的博物馆几乎普遍爆棚，并且开始有很高级别的外展被引进国内，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没有如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和卢浮宫那样收藏和展示世界性文物的博物馆，但通过引进外展，普通观众也可以看到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与中国文明进行比较，极大地开了眼界。
这个过程中，博物馆建设也有长足发展，博物馆数量同样增长很快，博物馆体系基本完善，几乎所有省级博物馆在这短短的一二十年里都进行了重建或者改扩建，还产生了一大批私立博物馆，中国进入博物馆发展的黄金时期。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式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考古遗址博物馆一直是中国博物馆中一个重要门类，很多考古遗址很重要，考古工作完了或告一段落之后，其重要性就已经得到认知，保护和后续利用等就提上了日程，比如建设遗址博物馆，甚至是考古遗址公园。尤其是考古遗址公园中博物馆展示是标配，在遗址现场展示考古发现供人参观，考古工作也可以在一种较好的条件下继续进行，而且考古、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利用与城市公共绿化、公共文化需求、旅游等形成较好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是较早形成这种良性关系的案例之一。三星堆发现的神秘性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第1、2号祭祀坑发掘之后就开始谋划建设遗址博物馆并很快对公众开放，也建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在，随着新发现的增多和关注度的提高，博物馆也在改扩建。这一系列文化工程使得三星堆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著名的文化地标了，据说已经开始谋划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了。
公共考古学的确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三星堆这个案例，包括它在社会乃至国际上如何持续地产生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的殷切期望，那么，如何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开展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世界考古是否需要中国方案？
中国考古有中国特色是毋庸置疑的，这首先就在于中国考古面对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有自己的内涵，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特点，尤其是自己的优势，这在世界任何国别考古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总书记指出，考古发现和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已经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和文明具有将近两百万年的根系，从直立人甚至更早就有古人类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
当现代人从南方沿海和北方草原地带迁徙而来后，不仅他们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实现南北会师和融合，而且和多样的环境中生存的更早的古人类也发生过较其他地方更多的交流融合。这是由东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在距今万年左右全新世到来之际，中国人因地制宜，率先驯化了旱作的粟黍、水作的稻米作为主要农作物，包括驯化狗猪鸡与农业互补，较早发展了制陶攻玉、养蚕缂丝以及发达的竹木漆器等独特文化，形成若干定居性区域文化传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文化圈之一。
到距今五千年左右，在各区域之间的相互竞争融合中，包括不断汲取来自中亚、西亚的冶金、大麦小麦和牛羊马等新文化因素，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一带由于前述的地理环境优势，率先建立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同族群和文化熔铸一体的国家文明，侪身于文明古国之列。
经过夏商周王朝赓续和秦汉一统，这个文明体系不断更新、融合、扩大，犹如海纳百川，今天仍然矗立于中华大地。前工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其实是包括了旱作与稻作两大农业体系，东北亚的渔猎经济圈、北方与青藏高原的游牧与农牧文化圈以及西北的游牧和绿洲文化圈等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
这样一个不同人群、生业和文化反复交融、不断交流融合、合之又合而形成的超大型文明体延续至今，确实堪称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奇葩。
当然，除了如此宏富而独特的研究对象，从学科自身来看，中国考古实际上还有几个其他地方做考古所无法拥有的突出的优势。就一般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说，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基本上都是相似或者一样的。
但是，在中国从事考古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优势，得益于从甲骨文产生以来的持续记录，中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按照现代史学的标准它们可能不系统甚至不真实、不准确，甚至可能有的就是神话传说或者杜撰，文献记载相互之间也有相互矛盾，但是它毕竟是古人对古物古事的看法，是一重难得的证据，不能把它们当做包袱。
包括记录它们的汉字，作为几大早期象形文字系统之一，因为后来在象形之外还有会意、指事造字法则，尤其是形声造字法解决了汉字繁衍记音的难题而不断发展增多，整个文字系统保留了较多造字时拟象、指事、表意等古代事物和古人思维方式，成为今人认知早期文化的难得门径之一。
再一个是，我们是自己在考自己祖先的古，作为中国考古对象的人民和血脉连绵不断，前边提到发达如英美考古，他们当然也考自己的古，英国就率先提出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但往更早期追溯，面对国家形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早期人群的扩散与融合等重大问题，它们就得研究欧洲考古、希腊考古、埃及考古、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乃至欧亚大陆考古和非洲考古等。
美国人的美洲考古很发达，印第安人也经历了农业和文明的形成与演进的早期阶段，但基本上是被中断的文明了，美洲古代文明和美洲的现代文明之间缺乏连续和贯通性，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是这个命运。
所以说中国文明是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标本。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环境、民俗、民间文化、历史记载和经典文献中，找到很多可以启发我们去认识考古发现的难得线索，这和西方新考古学从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提炼的一些中程理论不完全相同。
文化和文明观察中的主位与客位、他者与我的眼光，常常会看到不同的问题和结果。因此后过程的考古学非常注重从不同的维度来看考古发现，包括传统考古之后的考古以及考古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等，这一方面中国考古可以进行一些独特的探索。以十大发现评选为例，我们在评选、宣传和研究中不知不觉就带有很多的比如民族价值观、认知方式、群体凝聚力和自豪感等视角。这也是考古学在科学性之外必不可少的人文性。
所以，在坚持考古学的科学性基础之上，注重中国特色，自然会有中国风格，中国考古也必然能够在世界考古里面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国考古不仅要把中国自身的问题搞清楚，把从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形成到走向一体化的文明体系的过程及其中蕴含的必然性搞清楚，更应该放在世界视野中寻找中国文明的特点，开展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充分发掘文明之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贡献。这样才可以谈考古学的中国方案。
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连续性，我们能够走过这百万年的人类史，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进程，这么一个完整链条本身就是文化和文明发展里面有启发性的一个现象。
世界上有这么多文化和文明，都是因为人类以不同的方式适应不同的地方环境而形成的，是人类创造力和环境多样性的体现，对此可以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和方案。
其实考古学不仅要关注狭义的文明社会的形成，更应该关心广义的文明内涵尤其是价值体系，关注那么多文明为什么都避免不了衰落、崩溃的命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现代国际政治等领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研究文明不仅应该关注文明的冲突，更应该关注文明交流、对话、相互学习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地理环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旱作、稻作，都保持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他几大文明古国除了外来尤其游牧人群的不断侵袭——这个到一定阶段中国文明也难以避免，但像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都的河谷农业因为盐碱化等原因而崩溃，则是一种内在的原因。尼罗河谷因为年年泛滥改良农田土壤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避免了这个问题，但是狭小的河谷面积，封闭的环境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而屡屡被其他文化征服，公元前后的希腊化时代就彻底中断了，公元七世纪后又被伊斯兰化了。
中国文明中独特的天人观念所造就的兼容开放与自强不息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加上前边已经提到在早期孕育与发展阶段的这些特点，当畜牧、游牧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之后，中国文明一方面能够通过运河的修建强化农业地区的统一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不断完善长城体系与游牧文化尝试建立新型的既相互区隔又不断交流互补的新型关系，在帝国后期已经形成了兼容农牧二元的中华巨型多民族文明体系。这在前工业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在汤因比、亨廷顿等所划分的诸多文明中，中华文明其实是一个根系深远的深根文明体系。它早已经过邦国-王国-帝国等多阶段迭代，今天恰好是一个以中国面貌出现的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和生活形态融合在一起的超级文明体。
新的考古发现也已经证明亚欧大陆东段的泛亚欧语系，包括从东边的日本、朝鲜、蒙古到西边的突厥等众多人口和文化，都主要是北部旱作小米农业人群的后裔，而东南亚包括太平洋-印度洋除澳大利亚土著以外的人群与文化，则主要是南部稻作农业扩散影响的结果。
所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的主要人群与文化，如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都主要是起源于中国的两个农业系统的深根文明的后裔。他们在五、六千年前就因为经济、人口和环境等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开始大扩散，包括在距今3000年左右开始向广阔的太平洋岛屿的波澜壮阔的航海移民。
往更远了说，印第安人也是从东北亚出发拓殖北南美洲，所以张光直先生说有一个环太平洋的深厚的文化底层。而欧亚大陆西端以大麦小麦为主要作物的农业体系也孕育了诸多文明，包括在其边缘畜牧和游牧化之后的印欧语系的再扩张。但是与东亚的重瓣花朵模式不同，它们是次第开花，而且经常是我花开后百花杀，文明中心不断转移，如同一场火炬接力，每个选手都淘汰前边的选手并在文明之光上添加自己的发明创造，直到今天以英美为首的欧亚大陆之外的离岸文明体。
因为东方强势文明的阻挡，麦类农业的深根文明主要是向西，在征服欧洲、美洲之后，两大深根文明的当今代表——美西文明和中华文明启动了一场以太平洋为中心的真正的可能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文明间碰撞和对话。
全球化时代各个文化和文明无处循身，这种深根文明之间的对话尤其重要。人类原本是热带东非草原上的一个小群体，因为超强的学习适应和创造力而超越原有生态位扩散到全世界，形成如此丰富多样的地域性文化和文明。
考古就是要把这各种各样的族群、文化和文明，尤其是两大深根文明从石器时代以来的来龙去脉、性格特点说清楚，促进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以文明之光将分开的人类及其文化象拼陶片那样重新聚合，通过继承创新实现和平共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各自的贡献。
四海一家，我们既无法回避历史、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也无法回避共享同一地球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命运。我常喜欢引用德国考古学家西拉姆的一句话“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来的100年。”
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犹如面对一面巨大的历史透镜或实验室，每个人、民族、文化以及每一种曾经的生活方式都置身其间，文明的光怪陆离会将消失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最终都熔铸其中，成为聪明如人类的这种动物走向下一段路程的参照和借鉴。
未曾中断的中国文明自身就是一份很可宝贵的经验参照。中国考古应把中国文明研究纳入世界文明形成、演进与交流、对话、融合的洪流之中，这样才有可能谈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