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龙石椁是一组重要的北魏洛阳时代葬具,有明确纪年。石椁头挡题铭记述了墓主孙龙为官履历、家族地望、卒年等相关信息。孙龙出自魏晋士族中都孙氏家族,当为永嘉之乱后孙氏留居并州的房支之一。孙龙石椁题铭填补了北朝中都孙氏史料的空白。”
孙龙石椁1976年发现于山西榆社河峪乡河洼(窊)村,出土时仅存左右两侧帮板与头挡,为灰砂岩质,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石椁内壁经过凿平修整,外壁浅浮雕图像,并有阴刻楷书文字。石椁基本信息详细刊布于1993年,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
我们对石椁图像进行了三维数据采集和辨识,在全面、精准、清晰掌握数据的前提下,对石椁进行重新审视。本文以头挡题铭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墓主身份并对北朝中都孙氏略作申发。
头挡题铭
孙龙石椁头挡总体为上宽下窄状,顶缘略呈弧形。头挡上宽66厘米,下宽60厘米,通高92厘米,厚约8厘米。头挡上部阴刻楷书题铭,字体拙朴,行文布局并不十分规整。由右至左竖书,共14行,满行6字,全文约87字,文字多有残损不可辨者,但大意基本明确。多位学者对文字进行过释读,各家在断句及对某些字的辨识上略有差异,我们在对文字进行三维扫描后校录如下:
墓主名叫孙龙,为太原中都大族孙某五世孙。将石椁命名为“孙龙石椁”较为恰当,此前所称“方兴石棺”实为误读。此石椁为孙龙之子孙方兴、孙保兴兄弟镌造,当时在石椁内另有“漆棺一口”。
据题铭,孙龙于北魏熙平年间(516—518年)为绥远将军、□郡太守。绥远将军属杂号将军,时置时省,在北魏《后职员令》中失载,《前职员令》中也仅为正七品上。“□郡太守”如参考秦洪板赐的小郡品级则为正六品下,如为中郡则为正五品下,为中下层官僚。孙龙子孙保兴“少奉朝请”,“奉朝请”在北魏为散官,有俸无职,太和十一年(487年)定员二百人,十七年(493年)定为六品下,二十三年(499年)改从七品。题铭未言及孙保兴“少奉朝请”的具体时间,故也无从推算其品级应对应《前职员令》还是《后职员令》,但可以肯定的是孙保兴并非一介布衣。在北朝墓志中,“奉朝请”亦不鲜见,如山西侯马虒祁北魏熙平元年(516年)裴经墓中出土的墓铭砖,记载裴经曾“入为奉朝请”。
侯马裴经墓墓铭砖
题铭中称墓主孙龙卒后“葬在乡县岩梁”。乡县,原名武乡县,西晋置,属并州上党郡。后赵石勒分上党、乐平二郡置武乡郡,治武乡县。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后省郡,延和二年(433年)复置,改名乡郡,武乡县亦改乡县。太平真君九年(448年),辽阳县并入乡县。至此,乡县辖境包含了今山西榆社、左权等县及武乡县的东部区域。(武)乡县治初在武乡城(今山西榆社县北三十里社城镇),太和十五年(491年)移治南亭川(今山西武乡县东故县乡)。岩梁,今榆社县孙龙石椁出土地河窊村附近有岩良村,推测当时孙龙葬地属岩梁村(后演变为岩良村)。今榆社县河峪乡禅山崇圣寺存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碑记,其中讲到“岩梁人”刘方捐地给禅山寺的善举,则村名演化成岩良当在金代之后。
太原中都孙氏
孙氏的籍贯太原中都县,县治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后迁治今晋中市榆次区以东。中都孙氏属当时的名门望族,是享誉魏晋的文学世家。据《元和姓纂》记载,“汉西河太守会;十一代孙资……会宗裔子福为太原太守,遇赤眉难,遂家焉”,也就是说孙氏家族于两汉之际定居太原郡。
东汉末年,孙会的第十一代孙孙资进入曹操帐下,曹魏时官至中书令、侍中、骠骑将军,封中都侯,“掌机密三十余年,经营庶事,勋著前朝”,是中都孙氏跻身士族的关键人物。孙资有二子,孙宏(弘)与孙密。曹魏至西晋时,长子孙宏承袭爵位,其后数代在政治上颇有建树。
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刘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此后,孙宏曾孙辈孙统、孙绰、孙盛悉数渡江南下,避难江东,定居会稽,皆为一时之名士。孙盛有子孙潜、孙放,孙潜官至豫章太守,孙放则官终长沙相。南京西善桥M19为南朝刘宋钟济之与夫人孙氏的合葬墓,据墓志可知钟济之籍贯为颍川郡长社县,夫人为太原中都孙氏,字惠爱。颍川长社钟氏亦为当时士族,永嘉之乱时南渡建康。
与孙宏一支的境遇迥异,孙资次子孙密在魏明帝时被指斥“构长浮华”而“免官废锢”,还居乡里,其后代在《晋书》中再无记载。从永嘉之乱后的普遍情况来看,这支名位较低的孙氏族人应当留在了并州,未能南渡。
孙龙房支探微
孙龙为太原中都孙氏哪位先辈的后人,因头挡题铭中关键字的缺失而无法确认,颇为遗憾。从孙宏、孙密两支的发展路径来看,孙宏后代已举族南下,则孙龙很可能是留居乡里的孙密一支的后人。孙龙享年六十,于北魏神龟年间(518—520年)去世,其生年当在北魏文成帝太安五年至和平二年之间(459—461年)。若以30年为一代粗略判断,则题铭开头追溯的孙方兴六世祖、孙龙五世祖孙某,其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两晋之际,与南渡的孙盛或是同辈。孙龙家族的先辈自中都县流播至(武)乡县,当在此时。
中都孙氏世系
孙龙石椁出土地河窊村,以及岩良村,位于榆社县西丘陵地带,地处云簇河上游两条河道的交汇处,依山傍水,这里也是流域内较为开阔的一片山间盆地。这里与太原盆地内的中都县隔太岳山相望,相距不太遥远,是战乱时期孙氏举家避难的适宜之地。孙龙父子之所以将这位两晋之际的孙某追溯为始祖,而未上溯至更久远也更为显赫的曹魏名臣孙资,或许正是因为孙某为该支迁居武乡的第一代,是孙龙家族的始迁祖。
查检《魏书》《北史》,其中并无有关北魏中都孙氏的记载,可见留居并州的孙氏之声望远不及南渡同宗。孙龙石椁的出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朝中都孙氏史料的空白。从孙龙父子的情况来看,他们虽不及先祖孙资等人的高门地位,但在迁居(武)乡县后仍保有一定的家族实力,担任郡县官员,维持着“乡豪”的地位。
在动荡的十六国至北魏时期,(武)乡县曾为羯族的聚居地,同时也是平城、晋阳南下洛阳、邺城的交通要道,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汇聚的典型区域。今榆社、武乡二县分布有大量北朝石窟、摩崖造像、造像碑与单体石像。在魏晋士族中,中都孙氏以文学之名尤著于世,《世说新语》中即有不少有关孙氏成员佚事的记录。原本具有深厚文化积累的孙氏家族迁居武乡后,其文化面貌一方面来自家族传承,另一方面受到特定时代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在胡、汉、侨、旧多种势力的交互作用下展现出一种杂糅的样态。孙龙石椁图像中包含有汉晋传统文化因素、平城文化因素、洛阳文化因素,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杂糅面貌,亦与这一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