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解读】王子林 | 乾隆帝构建传统价值观支点的几件文物
“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中的文物璀璨耀眼，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几件文物体现了乾隆帝的传统价值观。
乾隆帝称自己：“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顾质鲁识昧，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于文，均之有未逮也。”乾隆帝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价值观，即位后他又推动了藏传佛教的繁兴。在藏传佛教深入宫廷的过程中，他努力将二者联系起来，为传统价值观找到了支点。
在第一展厅里展示了一只扎卜扎雅木刻诗碗。此碗为西藏地方进献，康熙帝疼爱孙子，赐给了弘历。弘历即位后，于碗底刻诗一首：“木碗神尧赐，匣藏岁月深。见羮犹似昔，饮泽到于今。朅想含饴日，敢忘守器心。和阗虽致贡，兹乃实球琳。”并于盛碗的紫檀木盒上亦刻诗一首，以表达对祖父的思念。“匣衍重华五十年”，一直珍藏在重华宫中。为何乾隆帝对此碗珍爱如青苫呢？原来弘历12岁时被康熙帝养育宫中，朝夕相处，祖孙隔辈情深，特别是这只碗让乾隆“饮泽到于今”，不能忘怀。
扎卜扎雅木刻诗碗及紫檀木盒
扎卜扎雅木刻诗碗底乾隆御题诗
紫檀木盒上的乾隆御题诗
扎卜扎雅木刻诗碗展陈效果
扎卜扎雅碗，乾隆《咏扎卜扎雅木碗》诗中注曰“西藏出此木，云草根结成者以为碗，能解诸毒，镂铁为室，彼中贡品最珍物也”， 另一首《扎卜扎雅木碗》诗亦称此碗能辟毒物。扎卜扎雅碗是西藏贡物中最珍贵灵奇之物，由草根雕刻而成，具有解诸毒的功能。康熙帝赐弘历此碗，意在保佑弘历健康成长，百毒不侵。
“见羮犹似昔，饮泽到于今”，乾隆帝由木碗想到了舜睹尧于羹的故事，《后汉书》记：“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尧崩后，舜想念尧，穷思罔极，对越羹墙，坐时见尧的形象出现于墙上，食时见尧的形象出现于羹中。通过这句诗，乾隆不仅表达了对祖父的思恋之情，而且还将祖父比喻为圣帝明君。
一只西藏进献的木碗，承载着深广的情怀，将祖孙之情、尧舜之承联系在了一起，说明在乾隆帝的心中做一名圣帝明君是他的理想。
第二展厅的“六世班禅影堂”空间里展示了乾隆帝画的一幅《梵域娑罗图》。一棵形似寿字的大椿树，枝繁叶茂，根深本固，画中乾隆题诗曰：“梵域娑罗，晨旦交让。生同大椿，其寿无量。毗舍浮佛，七佛之三。树下得道，心境示参（毗舍浮佛偈曰前境若无心亦无）。亦曰初祖，修道树下。直指心传，即六般若。圣僧西来，宣扬黄教。恰值寿辰，慧日普照。写此灵根，用延遐算。七叶纷敷，千龄曼衍。泥日法会，荼毗应身。非一非二，化被无垠。”原来这幅画是乾隆为六世班禅42岁生日时所作。六世班禅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进京祝乾隆帝七十寿诞，递呈了长达442厘米的“丹书克”，进献了众多礼品。礼尚往来，乾隆帝借毗舍浮佛树下悟道之典，亲笔画此娑罗，用延遐算。
第二展厅六世班禅影堂空间设计
清拓梵域娑罗图
清拓梵域娑罗图展示效果
此画送给六世班禅数日后，大师就圆寂了。乾隆帝深感悲恸，回想事前经过，作《写娑罗树寿班禅喇嘛并为赞言》，说娑罗图画好后并赋赞一首，因想起唐代李邕的《娑罗树记》，因而赞中借用了“泥日法会，荼毗应身”二句，陡然想起荼毗一词指的是以众香爇送灭度者之意，不宜用于祝寿。然又转念活佛本是从转生中来，无所谓荼毗应身，故没有刪掉此句。没想到的是几天后，班禅喇嘛真示圆寂。所以此二句实为先兆之象，无意之中成了谶语。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此二语又若诚有为之兆者”，与班禅喇嘛心灵相感，精神相通，只能是至诚所致，至诚上天才示之以兆。弘历典学时作文《立身以至诚为本论》，称“夫诚者，万物之原，万物之本，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故在天则为乾元坤元，而万物资始资生，在人则为能尽其性，参天地而赞化育”。此本于《中庸》，《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诚者明矣，明者诚矣”“祝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若神”，只有至诚的人才能与天地相通，感知未来。
在第二展厅中，展示了一件缂丝乾隆帝御笔《喇嘛说》。《喇嘛说》是乾隆五十七年由乾隆帝撰写的一篇阐述总结清朝治藏政策的文章。乾隆帝对元明崇信藏传佛教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认为元朝的㢢端在于过分尊崇藏传佛教以致妨害国政，明朝的不足在于滥封，大量的“国师”“法王”等称号不可胜记。本朝仍沿袭前代对达赖喇嘛、班禅喀尔德尼的旧封号，承认其宗教地位。作为统领黄教的两大首领，有着特殊而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喀尔喀蒙古诸部，“其俗素奉黄教”“凡决疑定计，必咨喇嘛而后行”，大喇嘛被“视为天神”，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当地的政治形势，影响着喀尔喀蒙古的人心向背，所以乾隆帝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提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由于清政权奉儒家为正统，乾隆帝必然要为兴黄教做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称自己学藏文，习藏经，是为了了解藏传佛教。兴黄教是为了安抚蒙古，并不是为了兴黄教而兴黄教，所谓“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但同时针对活佛转世㢢端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由中央政府掌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权力。对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
缂丝乾隆御制喇嘛说之一
缂丝乾隆御制喇嘛说之二
缂丝乾隆御制喇嘛说之三
缂丝乾隆御制喇嘛说之四
缂丝乾隆御制喇嘛说之五
缂丝乾隆御制喇嘛说展示效果
廓尔喀侵掠后藏，众喇嘛或逃或无所作为，造成廓尔喀肆行抢掠，对此事件乾隆帝决不姑息，下令将为首之济仲拏至前藏，当众剥黄正法。乾隆帝说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处理办法？是因为遵循了圣王之道，“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王制》为《礼记》中的一篇，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古圣帝明王处理民族问题的经典策略。虽然康熙帝治理藏蒙要“治之得其道”，雍正帝要“因俗利导”，但都没有像乾隆帝这样站在圣王之道的高度，第一次以《王制》作为治理藏蒙的准则。乾隆帝依据此原则，即既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习俗，又注重政令统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制定相应政策。
除了尊重藏蒙民族的宗教信仰，对其语言文字、服饰等也采取了“不易其俗”的策略。乾隆帝下令将《喇嘛说》以汉、满、蒙、藏四体文刻碑立于雍和宫，就是对各民族文字的认同。特别是《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布，实现了圣王之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愿望。
在第三展厅，展示了《清文翻译全藏经》一部和《清文翻译全藏经序》玉册。将《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九年，历经二十三年之久，在他80岁之前实现了这一愿望，于是乾隆帝作《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一文，并制成玉册以为典藏。
清文翻译全藏经
清文翻译全藏经序玉册
清文翻译全藏经玉册
清文翻译全藏经展示效果
清文翻译全藏经玉册展示效果
在序中，他讲到了两点，首先，翻译全藏经不是受祸福之说的蛊惑，“至于以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意。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其次，将佛经翻译成藏文、汉文、蒙古文和满文，一二再，再而三，锲而不舍地做这一项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去恶从善，“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去恶从善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因为乾隆帝受了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中庸》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弘历典学时的书屋名曰“乐善堂”，即位后仍以“乐善堂”名之，“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儒家善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乾隆帝认为《大藏经》所宣扬的与《中庸》所主张的，都为同一个价值观即“去恶从善”。乾隆帝《诣溥仁寺瞻礼作》诗云“谁云儒教异佛教，试看不同有大同”，他在《庆宁寺碑记》中亦称“今使蒙古之众，诵习其文，皈依佛谛，其兴起于善也必易”“主斯寺者，惟有劝导群生，扩乃善性，一心向化，安享我国家太平之福”。
共同的价值观是各民族走到一起的根本。乾隆帝在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器物及治藏策略中，总能找到传统观念作为支点，来铺陈他的情感、展示他的理想、构建他的策略。让我们走进午门展厅，仔细体会乾隆帝的用意，感知文物背后的故事和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