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味两淮——记2021年盐城市串场河南段古代盐业遗址调查

     盐城地处江淮之间，盐业生产历史悠久。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设立盐渎县，随后城以盐为名；唐宋时期“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1]，其中两淮盐区大半盐场坐落在楚、泰两州，即今盐城市辖区。千百年来，盐业生产不仅为盐城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也深刻地影响了区域社会与文化。运盐河是沟通盐城海盐产地与消费市场的纽带，也是区域“盐文化社会”的中轴线。盐官盐商建筑、桥梁堤坝等水利设施、纪念性碑刻等聚集分布在串场河等运盐河沿线，是古代盐业繁荣的物质载体。它们当中部分被定级为文物保护单位，部分被开发为旅游景区，发挥着文化展示作用。然而，与古代盐业生产、盐工生活、盐业管理关系密切的制盐作坊、盐工村落、基层盐官官署等在时代变迁进程中逐渐难寻踪迹，为社会大众全面了解盐文化、学界从盐业角度研究古代社会造成了不便。

      近20年来，以古代食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2]为研究对象的盐业考古作为一个新研究分支出现在我国。考古学手段的运用为全面揭示古代盐业、研究古代社会带来了新思路，因此盐业考古研究逐渐为学界所重视。2022年江苏省发布了“地域文明探源”课题，盐业考古位列五大历史时期课题之一。盐城曾是两淮海盐主产区，也是今后开展盐业考古研究的重镇。为科学、有序开展工作，当下迫切需要掌握市域范围内盐业遗址的基本信息。结合盐业文化遗产分布、盐业遗物出土情况，在盐城市文广旅局支持下我们自2021年12月开始在古海岸线范公堤、古运盐河串场河沿线开展针对历史时期盐业遗址的系统调查。首次调查以盐城市区、东台市区为南北界，不仅发现了类型丰富的古代盐业遗址，亦探访了多处盐业文化遗产。现将本次调查重要发现及认识简述如下。

       春秋以降，盐业官营制度推行深刻影响着盐业经济的面貌，而盐业治理机构的完善是官营制度发展的直观反映。唐代中晚期两淮盐区被纳入刘晏创设的“场、监、院”管理体系，宋元明时期广设“盐场”“盐课司”等基层管理机构。今盐城市辖区自北向南有新兴、伍佑、刘庄、草堰、丁溪、梁垛等十余处盐场，各场官署多位于串场河沿线。除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外，盐场官署也是本场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两淮盐法志》显示基层盐场官署周边河道密布，桥梁水利设施、盐民村落、制盐作坊等围绕四周。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确定基层盐官官署遗址的位置是寻找其他类型的盐业遗址的突破口，应作为此次调查的首要目标。

      从地名沿革及地理位置看，串场河沿线新兴镇、伍佑街道等均应是在盐场官署驻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镇。现代地图显示伍佑街道、草堰镇等地串场河走向与明清《两淮盐法志》“图说”相应部分记载较一致，查阅拍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卫星影像可知大规模基建开展前新兴镇、丁溪村（图一）等地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初步认为古盐场官署遗址极可能与现代同名村镇重合。系统踏查及钻探获取的信息验证了这一推论合理性：除被开发为景区的白驹镇外，现代伍佑街道、刘庄镇、草堰镇、丁溪村驻地地下均存在古遗址，其中伍佑街道、草堰镇、丁溪村的发现亦可表明这些遗址性质确实为基层盐场官署。此处以伍佑街道遗址为例进行说明。

      伍佑街道遗址横跨串场河两岸，路边随处可见青瓷、砖、瓦等古代遗物，以串场河东岸农田处最为密集。采集瓷器标本以碗、盏、瓶等生活用器为主，初步判断来自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窑口，年代自晚唐五代时期延续至清代。粗略估算遗址现存面积约13万平方米。因未找到天然断面，故在农田中打钻孔两个观察文化堆积，探孔显示遗址文化层厚可达1米（图二）。

       以该遗址为中心，在其南北两侧3公里范围内还发现了后孙家巷、宏心村一组等5处遗址，主体年代为宋元时期。宏心村一组遗址文化堆积中包含大量草木灰、红烧土等，极可能是一处制盐作坊遗址（下详），其余遗址暂定性为普通村落。整合这些信息初步推测存在以伍佑街道遗址为中心的盐业聚落群，聚落群主体年代为宋元时期。这一发现不仅与明清《两淮盐法志》的记载吻合，也验证了年代更早的文献记载的可信度。北宋初《太平寰宇记.淮南道》载：“盐场九所，在县南北五十里至三十里，俱临海岸：五祐，紫庄、南八游、北八游、丁溪、竹子、新兴、七惠、四海”[3]。因此伍佑街道遗址自晚唐五代开始应为伍佑场官署所在，至清代其位置未发生显著变化。

       制盐作坊是制盐工艺的物质载体，也包含着盐业生产环节诸多重要信息。作为盐业考古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制盐作坊遗址是盐业考古调查必须寻找、定性的一类遗址。

       为方便获取原料，特定时期海盐生产作坊原则上距离当时海岸线不远，《两淮盐法志》图录显示两淮各盐场的制盐作坊多在串场河以东至海范围内（图三）。这一区域面积广大，全面调查难以卒成。分析整合资料后我们选择了东台市区至范公镇东侧、大丰区刘庄镇至草堰镇东侧“灶河”沿线、串场河沿线官署遗址周边作为寻找古代制盐作坊遗址的重点区域。原因有三：其一，该区域以往出土古代制盐工具较多，如白驹镇、草堰镇、范公镇曾出土煮盐盘铁或铁釜[4]；其二，2016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丁溪遗址、北海村遗址两处宋元时期疑似制盐作坊均位于该区域[5]；其三，大丰区七灶河、八灶河等均是连接制盐作坊与官署的古“灶河”，灶河沿线名称中有“灶”“团”等字的村落（如东台十三灶）很可能是古盐业村落，其附近存在制盐作坊遗址可能性较大。

      东台市区至范公镇是制盐作坊调查的首站，但发现却不尽人意：虽有十几处地点采集到古代遗物，却鲜有文化层发现。天然剖面显示耕土层下的淤沙厚达数米，应是历史上多次河流泛滥的产物。相比之下，大丰区“灶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官署遗址周边均有收获，共发现制盐作坊遗址十余处，如大丰三墩村遗址、杨家墩子遗址（图四）、丰产一组遗址等。其中三墩村遗址保存较好且较有代表性。该遗址位于三十里河北岸，现存面积约8.5万平方米，采集到大量陶、瓷、铁器遗物标本，可辨器型有瓷碗、韩瓶、陶盆、陶罐等，年代为北宋至清代。田间一处水沟断面显示耕土下即为文化层，厚约30-40厘米。文化层夹杂草木灰、红烧土、红褐色黏土块等，局部草木灰较纯净且呈层理状（图五）。

      草木灰、红烧土是本次调查发现制盐作坊遗址的共性特征，根据国内山东、浙江等地区盐业考古工作经验，这类遗存通常指示采用“淋煎法”生产工艺的制盐作坊。而《熬波图》等史料表明“淋煎法”确实是唐代以降两淮盐区主要制盐工艺之一。但令我们困惑的是，此次调查未采集到呈白色结晶状的制盐废弃物（图六），而这类物质在国内外其他海盐区古代制盐作坊多有发现，被认为是辨识制盐作坊的有力证据[6]。据此，我们或应思考本区制盐工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图六 黄骅大左庄遗址火道旁发现的白色制盐废弃物

      如本文开头所述，盐城地区悠久的盐业生产史造就了独具特色的“盐文化社会”。现今分布在各条古运盐河沿线、种类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是本区盐业繁荣实证，也是盐文化的物质载体。本次盐业遗址调查的中轴线串场河是一条开凿于唐德宗年间的运盐河，见证了两淮盐区最繁荣兴盛的时代。其沿岸古盐官盐商建筑、石桥石闸等水利设施不计其数，此次我们借机对这些盐业文化遗产进行了探访。

      串场河沿线古代盐文化遗产以宋元明清时期遗存为主体，包括古村镇、水利工程、碑刻等几类，在古盐场官署遗址附近分布密集。得益于近年来政府部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这些盐文化遗迹得到整合性开发，以“串场河风光带”的形式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风光带”上各景区皆借助自身特色展示了盐文化的不同侧面，例如盐城市区“中国海盐历史文化风貌区”展示了古代制盐工艺、大丰区草堰镇“竹溪小游园”以古石闸为中心展示了盐运文化、白驹镇“中华水浒园”借助施耐庵故里展示了盐业经济推动下的文化繁荣等。各景区趋同的建筑风格提示了参观者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有利于系统展示、宣传盐文化。

      在肯定“风光带”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之余，我们认为当前文化遗产开发与盐业考古工作有待深入结合。例如，在“丁溪小街传统古村落”景区串场河沿岸河道清出的淤泥中夹杂了大量陶瓷器残片、砖瓦等，古庆丰桥一侧还发现一座残碑（图七），这表明地下遗址在建设过程中遭到了破坏；再如，“风光带”建设主要照顾了串场河主河道沿线文化遗产的开发，未能兼顾其临近村落中较分散的避潮墩、石闸石桥等遗迹，后者保存现状堪忧。试想若系统盐业调查、发掘等工作有序开启后，上述遗址破坏情形应可有效避免，串场河、范公堤以东较分散的文化遗产或可借助遗址发掘等落实保护措施。

       此次调查是盐城地区首次盐业考古专项调查，目前发现不仅有力证实了《两淮盐法志》等文献记载且预示了本区开展盐业考古工作、推进盐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广阔前景。当下调查资料整理已初步完成，2023年度野外调查工作也有序展开，前期成果汇报引起了社会及学界广泛关注。在此形势下，盐城地区盐业考古工作有望迈向新台阶，成为江苏地区盐业考古及盐业史研究的排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