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文化墓地发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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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5 10:15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数十年发掘，
数十年探索，
曲村-天马及晋侯墓地，
探知晋文化源流，
实证中华文明发展。
犹记2022年9月17日至18日，
曲村-天马遗址发现60周年、
晋侯墓地发掘30周年纪念活动，
在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隆重举行。
开幕式上，
《于沃集——曲村-天马遗址发现60周年
暨晋侯墓地发掘30周年纪念文集》首发。
该书收录了近年来有关曲村-天马遗址和晋侯墓地
20余篇学术文章、数篇纪念类文章，
以及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发掘的影像。
▲《于沃集——曲村-天马遗址发现60周年
暨晋侯墓地发掘30周年纪念文集》
本期推出的即为其中一篇，
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文章：
回望曲村——
山西晋文化墓地发掘历程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侯马晋国遗址考古大会战，揭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晋国历史的序幕。1963年，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和山西省文管会副主任张颔先生商定，接收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到曲村三张古城进行毕业实习，北大指定青年教师高明总负责，山西派出从北大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张万钟担任实地辅导，从此北大和山西便开启了至今已近半个世纪的合作探索晋文化之路。
▲曲村-天马遗址历年发掘位置示意图
近50年来，我们在这条路上，虽历尽艰辛，但也不时品尝到别人难以体会到的欢快和喜悦。回溯这一历程，作为一名已有33年队龄的这个合作团队中的一员，我感到十分欣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前进了，我们还将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去争取新的成果。
1963年秋天的实习，北大4名学生任常忠、胡仁瑞、辛占山和白云哲在张万钟先生带领下，围绕三张古城做了调查，并对三张古城进行了试掘。城墙夯土包含的陶片证明，城的时代不晚于战国，而城墙叠压着的文化层早的可到西周晚期，晚的约为春秋时期，同类的文化层在附近的曲村和天马都有分布。这是继通过侯马会战证明“侯马晋文化遗址即是公元前585年晋景公所迁的晋国最后的都城新田”之后，确定的又一处重要的晋文化遗址。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同学们又经受了一次实战锻炼，也为晋文化考古提供了新的线索。
1966年开始的“文革”，打破了苏秉琦和张颔两位先生原定的联合探索晋文化的部署，但并没有摧毁大家坚持学术研究的信念。1979年，当北大又开始招生并恢复专题实习之后，邹衡先生再次带领1976级毕业班的何勇、吕智荣、阿不里木、张金茹、翟良富、杨亚长、刘超英等同学来到晋南，在1963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调查和试掘。在田野工作的后期，我也有幸加入了这个队伍。这次实习，山西省里派出了有丰富田野考古经验、长期在侯马考古工作站工作的吴振禄担任辅导，吴先生是我的学长，在北大读书时就认识，这次合作当然会更加愉快舒畅。另外还有技工马刚和吕剑峰协助工作，翼城县博物馆也派出赵士元和青年李兆祥给予配合，在北大进修的吉林大学教师许伟自始至终参加了辅导工作。
▲1979年，李伯谦在侯马工作站整理调查资料
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工作的成果，很快在考古界引起了反响，大家都注意到了该遗址在研究晋文化上的极端重要性。北大从培养学生的角度考虑，也认为遗址堆积厚、文化多样、内涵丰富，是培养田野考古能力极好的实习基地。于是，双方协商决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借助北大考古专业本科生实习，扩大发掘面积，希望有新的突破。根据协议，很快成立了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的曲村-天马考古队，制订了长期工作和研究规划。1980、1982、1984、1986、1988、1989年对居址和曲村北墓地的发掘，以及从1992年至2001年多达7次的晋侯墓地发掘，都是在这一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1984年，在曲村实习的北京大学师生
▲1984年，曲村-天马遗址发掘现场
▲1985年，苏秉琦（左）与李伯谦（右）
在侯马工作站观摩曲村出土文物
在断断续续长达20多年的田野发掘中，北京大学先后有邹衡、李仰松、李伯谦、王树林、高崇文、权奎山、刘绪、蒋祖棣、苏哲、张辛、王迅、徐天进、孙华、吕文渊、靳丽伟、方月妹、杨哲峰、雷兴山、孙庆伟等近20位教师和工作人员来到曲村，山西省文管会（后又成立考古研究所）参加工作的有叶学明、罗新、吕剑峰、王勇、杨林中、马刚、梁子明、田建文、李夏廷、张奎、商彤流、张崇宁、吉琨璋等10多位同志，此外还有在北大进修、来自南京大学的宋建，特地请来参加辅导的内蒙古考古所的吉发习等先生，以及曲沃县文物部门的杨满堂、席为民、孙永和等同志，参加实习的本科生、研究生、培训班学员、进修生、外国留学生等多达五六个班次200多人。大家沐雨栉风、不畏寒暑，一心扑在工作上，留下了太多感人事迹。
▲2004年，北大考古专业1982级同学再回曲村
▲2008年7月，北大考古专业1986级同学再回曲村
担任领队的邹衡先生，为了抓紧时间整理发掘资料、编写报告，1993年春节家也没回，一直坚持住在工地。作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代表、担任副领队的叶学明先生，家不在侯马，也不在太原，而在北京的大兴，为辅导学生和保障考古队各项工作的顺利运转，只要是开工期间，只要有实习的学生在，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曲村考古队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经常交换看法，切磋学术，其乐融融。但不必讳言，双方因站的角度不同，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完全一样，有时也难免产生矛盾，甚至有过争执，但双方都能做到换位思考，从大局出发化解分歧。
北大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换过好几任领导，每一任领导都要来工地，或参观指导，或帮助解决困难，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正是由于双方领导的重视，双方队员的相互信任与友谊，以及实习同学们的热情好学，才使得晋文化考古不断有新发现，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从1980年到1989年，曲村考古队在邹衡先生领导下，共揭露面积16506平方米，发现各时期房址6座、灰坑263个、陶窑9座、灰沟16条、道路1条、水井8口、墓葬832座、祭祀坑58个、车马坑14座、从葬坑1个，其中绝大部分为西周时期遗存。
这些发现已全部收人邹衡先生主编、凝聚着曲村考古所有参加者心血的《天马-曲村（1980—1989）》考古发掘报告。这是我国考古学史上，除殷墟考古系列发掘报告之外，分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考古发掘报告。这部报告以大量的材料、确凿的证据证明曲村-天马遗址是又一处晋国都城，而且是西周时期的晋国都城，这无疑是晋文化探索的重大突破。
▲《天马-曲村（1980-1989）》
墓葬是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遗存，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墓葬无一座被盗。但就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盗墓之风也吹到了曲村，在北赵村南盗出了积石积炭的大墓，于是同盗墓恶行作斗争，便成了考古队头等重要的任务。
至今我们还清楚记得，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如何风风火火从太原赶回曲村，告诉邹先生他听到的盗墓消息；邹先生如何趁去洛阳开会的机会，通过林小安先生向国务院反映盗墓的情况；在西安举办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张希舜和时任北大考古系系主任的我如何同国家文物局领导研究对策；刘绪老师和我如何同参加盗墓者面对面地谈话；国家文物局如何当机立断批准抢救发掘……
晋侯墓地的发掘，从1992年至2001年初进行了7次，共发掘出晋侯及夫人墓9组19座，陪葬墓、祭祀坑各数十座，车马坑1座（发现10座）。根据墓葬排序、墓坑及墓道形制变化、墓坑填土积石积炭的有无与多少、祭祀坑的有无与多少、随葬品组合及形制花纹的变化，以及青铜器铭文的有关内容，发掘者将9组晋侯及夫人墓排出了先后次序，确定其为从晋国第二代国君燮父至第十代文侯共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这是迄今西周考古最重大的发现，它不仅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关于晋国世系记载的正确，复原了西周晋国的历史，还为西周考古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分期标尺。1993年、1994年，该墓地的发掘连续两年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此之后，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琨璋主持晋献侯附属车马坑（北赵一号车马坑）的发掘，48辆车、105匹马及装甲（铜片）车的发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为在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北赵晋侯墓地平面图
▲2007年5月，
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现场
2001年之后，曲村考古的工作重点转入室内，主要是整理资料，编写报告，但晋文化探索的课题一直还在进行：一是吉琨璋主持了曲沃羊舌春秋晋侯墓地的发掘，一是田建文对“叔虞封唐”之唐地的调查。这两项工作北大虽未参加，但我们不断通报情况、交流看法。
2007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三方合作，在临汾盆地东缘还进行过一次以“晋地商代晚期方国文化与周初唐邑的考古学探索”为主题的考古调查，参加人员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李永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吉琨璋和田建文、北大博士生冯峰和韩巍。这是一次探索早期晋文化颇有收获的合作。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在探索晋文化历程中的三次重要学术会议。
1985年11月在侯马召开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会上苏秉琦先生作了《晋文化研究问题》的报告，指出应将晋文化放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从作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部分、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北方与中原两大古文化区间的枢纽部分的角度开展研究，并将其浓缩为“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的诗句，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为晋文化研究的深入指明了方向。
会上，邹衡先生和我分别介绍了在曲村-天马遗址工作的情况，当时，我们的发掘还在进行中，处于材料积累阶段，用邹衡先生的话说，就是“对这些材料还来不及消化”，对早期晋文化的认识还不成熟，“但充满了信心”。
▲1985年，在山西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会议现场
1994年8月，正当晋侯墓地的发掘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举办的“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太原举行。会议前期安排了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侯马、曲村考古发掘工地进行参观，将晋侯墓地发掘现场作为一个主要观摩内容，让大家大饱眼福。观摩会上，刘绪和罗新代表曲村考古队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正在发掘中的晋侯墓地以及初步的研究成果，得到热烈响应，许多学者在提交的论文中也对新发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
▲1994年8月，
“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2002年5月，为了庆贺上海博物馆建馆50周年，上海博物馆组织了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展，展品包括在晋侯墓地科学发掘出土的部分文物、上海博物馆从境外抢救回来的文物、曲沃博物馆收藏的公安局追缴回来的文物，以及境外藏家收藏的文物。这是一次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的盛大聚会，效果轰动。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等出席了剪彩仪式，表明展览规格之高。
同年8月，在上海博物馆召开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检阅晋侯墓地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会议，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北大和山西参加晋侯墓地发掘和晋文化研究的邹衡和我、刘绪、徐天进、孙华、张庆捷、商彤流、张崇宁、田建文、吉琨璋、张奎等均提交论文并作了发言。我们关于晋侯墓地排序和与《史记·晋世家》对应关系等论断，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与研讨会同时举办的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华展，使社会公众集中领略了西周时期晋国青铜器、玉器的艺术风采。
2009年春，以曲村-天马遗址为依托的晋国博物馆即将开始建设。4月，在山西曲沃召开的“晋文化论坛——曲村遗址发掘卅周年纪念”，众多国内外学者云集，围绕“晋文化探索”主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走进考古，触摸文明——曲村晋都遗址发现与解读”的公益讲座，吉琨璋和郑媛两人以对谈加大屏幕影像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向公众通俗宣讲了晋国历史和晋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将神秘的考古学推向了公众。其后不久，晋国博物馆奠基开工。
如今，一座现代化的遗址博物馆——晋国博物馆已矗立在9位晋侯长眠之地，它将以多座晋侯下葬的墓穴、宏大壮观的车马方阵以及精美的文物，向前来参观瞻仰的观众诉说自己祖先的历史。
▲2009年4月，
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发掘三十周年晋文化论坛
参会代表合影
▲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出土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