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遗产是一个文明时代的缩影。大部分的人类社会都是在经过农业革命——包括由其引发的畜牧革命之后，才实现食物自给、人口增长并逐步步入文明社会，但在快速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过程中，作为农耕文明载体的乡村的凋敝已经无可挽回，纯正的农耕乡村正变得日益稀缺，成为渐行渐远的模糊记忆，数千年间积累的乡村遗产迅速解体、消失，保护甚至抢救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乡村遗产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中国是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地区之一，形成了最庞大、持续的农耕文明体系，也因此而形成了最丰富、系统也最具代表性的乡村遗产，因此各类中国乡村遗产堪称是宝贵的农业时代文明的活化石之一。
但是，中国的乡村遗产相对来说保存难度大、观赏性差。这既与中国乡村遗产的主要代表——乡村建筑的土木结构等特色有关——它们相对于某些农耕文明的砖石为主的建筑寿命更短，也与中国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有机更新存在方式以及当下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步伐有关。但是，这不是妨碍我们保存和利用乡村遗产所包含的丰富的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人文多样性的原因，反而对保护的紧迫性和利用的创新性提出了具有相当难度的新要求。
生态博物馆应该是保护和利用乡村遗产、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有效工具之一。在自然环境优美、人文遗产资源相对富集的乡村，建设乡村生态博物馆是可予考虑的兼具保护与发展的选项之一。
博物馆是保用人类遗产尤其可移动性遗产的有效工具，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革命，是新博物馆运动的启蒙者和重要代表。它由法国博物馆学家里维埃(GeorgesHenri Riveire)和戴瓦兰 (Huguesde Varine)于1971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上首次提出并率先在法国展开实践探索，而其出现与1960年代法国的学生运动、社会思潮变化、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运动、土著与少数族裔文化权利觉醒与表达，以及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的兴起等密切相关。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意国际博物馆协会以“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为题在智利圣地亚哥组织召开博物馆圆桌会议，对博物馆界应对变革的探索进行理论反思和概括，其议题之一就是“博物馆在今天拉丁美洲的角色”。会议认为应该扩展博物馆的包容性和参与性，希望博物馆能够参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从规划师、建筑师到每位市民均可以博物馆为平台讨论、交换知识及想法的“整合性博物馆”概念，并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这次会议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国际博协在1974年第十届大会上将“服务社会及其发展”的制度性表述写进新的博物馆定义中，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定义，并引发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等多种类型的整合型博物馆的产生和探索。
其中，生态博物馆一改传统博物馆将藏品收进库房、经过博物馆化处理之后在展厅中进行展示以向公众传播其历史、科学、艺术与文化等信息和价值的做法，将博物馆移出围墙之外，置身于社区及其环境场域之中，将一个地域和社区中的自然与人文遗产进行整体性、在地化、活态化的保存和展示，将保与用、藏与展、自我存续与开放服务等功能诉求融为一体，探索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贯通性发展的新路径。生态博物馆的这种在地性、社区性、有机性、关联性以及活态性、在现场和在脉络中等特征，使得它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对藏品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保存和展示以及社会服务方式，具有遗产信息和公众参与体验甚至互动等多方面的优势，从而从更多维度反映和完善了遗产与人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当然不是乡村复古——农耕文明作为一种优势性的文明形态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乡村振兴的核心是要以工业、信息产业、服务业等新经济反哺农业，以现代文明兼容历史文明成果，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使他们也能够搭上发展的时代快车，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只是农业或者传统小农经济的农村，而应是多样化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文明形态的进化一直具有反向兼容的特性，在采猎-农牧-工商-信息-生态文明的迭代发展中，后一业态超越却并不必然取消前一业态，而是在更高的科技与生产力水平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为其创造一种镶嵌式与整合式的发展进路。中国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连续发展的超级复合型文明体系，在快速工业化与迈向信息化、生态化文明新阶段时，更应该自觉选择具有重要历史与生态价值的农耕文明遗产加以保护和创造性利用，助推创新性发展。
在更具兼容性、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中，关键是要着力处理好生态-业态-心态的三态关系。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业态的反向兼容、丰富多样与高效合理，必须建立在包括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系统的支持与承受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理性的系统性全面认知价值观支撑的良好心态的匹配之下。在新时期国家“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中，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应具有统领性作用。
生态博物馆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博物馆发展新探索，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需要克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为焦点的满足多方面利益需求的协调性和持续性方面的难题，包括围绕当地民众的发展权利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因此，中国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博物馆探索应在尊重遗产保用的基本原则、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的协调性优势前提下，注重维护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权益，坚持不打折扣地强化对乡村遗产的系统梳理与科学保护，不断完善价值挖掘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开放兼容的新型遗产展示和利用方式，尤其是注重遗产的乡土性及其脉络化延展与语境化迁移，鼓励创新型利用和创造性转化，突出乡村遗产的活态性特征，以形成以原真性为前提的信息叠加、信息链延展和跨文明形态传播互鉴的优势。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生态博物馆建设应充分体现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二真性——遗产本体原真性和文化信息实真性——在严格的真实性基础上生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知识和价值观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与生态博物馆必需的协调性与持续性。就遗产与人的关系来说，在乡村振兴与生态博物馆建设运营中应该探索合理的实践主体，解决好谁之遗产、谁有文化阐释权，处理好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中的文化代理人与文化主人的关系，发挥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对话平台作用，实现自然与人文遗产价值最大化，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主体与本体论，破解以往生态博物馆建设和运营中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理论与前现代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保护落后与满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博物馆文化本身就是基于传统却面向未来的一种新型文化，它兼顾历史现实与未来，演奏海纳百川的复合型物人关系奏鸣曲。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乡村遗产保用和乡村振兴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将数千年积累的优秀乡土文明成果带入未来的生态文明的有效手段之一。期待在新时期的乡村振兴和乡村遗产保用与传承实践中，能够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博物馆的中国之路和多样性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