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湖北武当山五龙宫遗址
01发掘单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
02项目负责人 康予虎
概·述五龙宫，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五龙村。是武当山古建筑群“九宫八观”之一。根据文献记载，五龙宫是武当山最早敕建的道教宫观，唐太宗时敕建“五龙祠”，宋真宗时敕升为“五龙灵应观”，元世祖时赐额“五龙灵应宫”，元仁宗时赐额“大五龙灵应万寿宫”，一度成为武当道教的中心，元末五龙宫毁于兵火。现存的“兴圣五龙宫”是明成祖朱棣为兴建“家庙”而大兴武当时所奠定，后经明嘉靖年间扩建，鼎盛时期宫内共有850间建筑的恢弘建筑群。明季后，五龙宫逐渐衰败，宫内部分区域逐渐废弃成为遗址。1994年，五龙宫作为武当山古建筑群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五龙宫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一）
图一 五龙宫位置图
五龙宫由中宫、南宫、北宫组成的宫殿区以及福地门至宫门之间长约180米的步道组成，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图二）。
图二 五龙宫遗址远景 （东-西）
如计算五龙宫管辖的附属遗迹群，总面积约200000平方米。为配合五龙宫文物保护工程，深化武当山文化遗产内涵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202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合作，在厘清考古学地层堆积机理和遗存在空间分布及时间节点的基础上，以考古学成果为基础，结合文献学、材料学、古建筑学、宗教学等学科，对遗址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与研究。
主要遗迹遗址发掘范围为五龙宫南宫、中宫南厢房，发掘面积近7000平方米（图三）。
图三 遗址发掘区整体航拍（上为南）
遗址是以砖石结构为主的建筑遗址，发掘出保存较好的院落，房屋，道路，水池，灶，石雕，水沟等不同类型的20多处生活、建筑、宗教类遗迹单位。通过研究，目前已经基本明确了发掘区的历史沿革、整体功能和部分单体建筑的功能属性和尺寸数据。目前发掘区内发现最早的遗存为宋代，主体建筑营建时期为明永乐年间，繁盛时期为明嘉靖万历年间，衰败时期为明末至清康熙年间，废弃时期为清乾隆至道光年间。
南宫主要由东西两处道院加日月池广场组成，其中东道院和日月池广场建在一个东、西、南三面环山的山间谷地内，地势南高北低，整体呈箕状。该区域由于山洪暴发，将遗址整体掩埋，遗存整体保存较好（图四）。西道院建在山腰上，地势西高东低，在上世纪60年代修建梯田时，对文化堆积层和遗迹单位扰乱、破坏严重（图五）。
图四 日月池广场及东道院鸟瞰
（上为西）
图五 西道院鸟瞰（上为南）
日月池广场为下沉式“负空间”广场，广场北、西、东面由条石挡墙砌筑，东侧用砖墙垒砌，墙上设宫门，可由中宫及墙外以东的院2通往天井内。广场西南角和东北角挡墙下分别设进出水口及连接的水沟进行排水。广场中部建有水池1（月池）和水池2（日池）起到蓄水的作用，水池之间夹有御道，为广场以南的东道院中心轴线。东道院为三进院落，建立在一处整体垫平的崇台上，依次为前院（院1）、中庭（院2）、后院（院4）、前殿（F3）、东、西厢房（F4、F5）、后殿（F6）。F3～F6皆为台基式房屋建筑，屋架结构虽已损毁，但室内地墁砖、柱础、墙基及台阶、排水沟等遗存整体保存较好，另在F6内发现保存较好的一口五眼灶和舂米的石臼。根据室内柱网形态，可推知F1面阔11间，进深3间。F2面阔3间，进深3间。F3、F6面阔5间，进深4间，F4、F5面阔3间，进深3间（图六、图七、图八）。
图六 F4鸟瞰（上为东）
图七 F4柱础和山墙 （北-南）
图八 F6室内五眼灶鸟瞰（上为南）
南宫西道院尚未揭露完，但已发掘区域布局清晰。西道院整体坐西朝东，在山腰上依次建有5级崇台。并在崇台上修建台阶、道路、房屋等建筑。崇台现多被破坏，仅土芯尚存。现可辨认有两进院落，院落的前殿（F7）和后殿（F9）以及正殿（F8）建立在中轴线上，皆为台基式房屋建筑。屋架结构虽已损毁，但室内柱础、地墁砖、墙基、排水沟等遗存整体保存较好。根据室内柱网形态，可推知F7面阔5间，进深3间。F8面阔5间，进深3间。F9面阔5间，进深4间。F10刚揭露，形制暂不详。对崇台和部分建筑进行定向解剖后，发现有早至宋元时期的建筑遗存（图九）。
图九 F8解剖的早期建筑遗存（上为南）
南宫内的日月池广场根据广场内的排水沟、水池，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知是当时的给水及排水区，也是通往东西道院的引导景观区；东道院根据F6内发现的五眼灶和石臼，以及大量生活使用的碗盘杯碟等器物，结合文献记载推断该处院落是一处生活区；南宫西道院的F7～F10建筑等级相对F1～F6等级较高，参考传世文献舆图可知，F9为方丈房，F10为圜堂，这两处建筑分别是供高等级道士居住和修行的建筑，可知西道院是宫内居住和修行区。南宫发掘区内发现的建筑遗迹单位多数沿中轴线及轴线两旁分布，建筑之间通过道路、院墙相互衔接，组合成建筑群体，建筑群体形成的建筑布局具有严格的方向性和趋同性。地砖、柱础在内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施工工艺虽有略微变化，但可纳入同一框架内，是有布局规划营建的大规模建筑群体。同时在解剖过程中，发现F8和F9叠压有宋元时期的建筑遗存，在结合传世文献和碑刻记载，可知这样大规模有规划营建的建筑群是明代永乐至嘉靖时期由明中央政府组织营建。
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出最重要的遗迹单位，是在明代围建的水池2池底内基岩上发现的石雕。水池2池底发现有3组九个石雕，分别为五龙浮雕、龟蛇浮雕、火纹及白兔捣药浮雕。浮雕技术娴熟，造型别致，生动逼真，兼具形式与内在之美，是目前湖北省内发现保存最好的宋元时期石雕之一，这些浮雕展示出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民生、宗教含义。其中的五龙浮雕是国内首次发现唐宋时期官方组织“五龙祈雨祭祀”的法坛，反映了唐宋时期对中华传统龙文化的信仰，补充了唐宋时期国家求雨祭祀仪式的实物空白；龟蛇浮雕是真武信仰的体现，是武当山宋元时期真武信仰成形的物质表现，对研究真武信仰在武当山的兴起有重要意义；火纹及白兔捣药浮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分别代表日月。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两宋交替时，武当山道士存思日月修行的实物象征，是研究中国传统道教信仰与仪式的重要实物（图十～图十四）。
图十 水池2鸟瞰（上为南）
图十一 浮雕龙1（东北-西南）
图十二 浮雕龙2（东南—西北）
图十三 水池2乌龟浮雕（东北—西南）
出土遗物
遗址内出土和保存的遗物非常丰富，有宋元明清时期的陶、瓷、铜、铁、木、骨、石、琉璃八大类的1000余件生活、建筑、宗教礼仪类小件器物。除大量的勾头、滴水、板瓦、筒瓦、脊兽、套兽、脊筒、门钉泡等建筑构件外，还有碗、盘、杯、碟、铜钱、砚台、烛台、镰刀、发簪等生活用器，另有少量的真武像、灵官像、石简、碑刻、法印等礼仪和宗教用器。大量元明时期的皇帝圣旨碑结合部分瓷器、钱币等可当标准器断代的遗物，已形成一个可靠的年代序列，为发掘区提供一个可参考的年代标尺，展示出遗址不同时期的动态进程，为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整个遗址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提供重要依据（图十五～图二十五）。
图十五 青花婴戏碗组照
图十六 霁蓝釉杯组照
图十七 鎏金铜制真武头像
图十九 黄绿琉璃勾头
图二十 黑琉璃筒瓦
图二十二 陶制“头三班”
戳印勾头
图二十四 石制道家法印
图二十三陶制龙形脊兽兽首
图二十一 黄绿琉璃套兽
图十八 铜制玉女站像
图二十五 五龙宫提督盘龙石柱
其中在水井内出土的“水简”，为全国首次发现的明代皇帝敕命“投龙”简，记录了明永乐皇帝敕命道教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在武当山举行“金籙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的历史事件，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道教斋醮仪式持续时间最长、延请的道神最多、参与仪式的人员身份等级最高的投龙简，也是证明以五龙宫为代表的武当山道教宮观作为明代“皇室家庙”的重要实物佐证（图二十六～图二十七）。
图二十六 水简背面
图二十七 水简正面
学术意义
2020～2022年的考古发掘基本廓清了五龙宫南宫的整体布局和结构，探明了遗址的年代及形制，明确了发掘区部分单体建筑的历史职能和尺寸数据。同时在考古学、文献学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与高校多学科合作，同步推进古代建筑技术史和古代材料学史以及道教发展史等课题研究，探索建筑遗址考古发掘新模式，努力完善建筑考古理论和方法，提高建筑遗址复原形态的科学性。使整个遗址的研究成果体系化、全面化、科学化，为遗址的永续保护和展示提供精准的数据信息和详实的基础资料。
五龙宫遗址整体融于山水之间，集皇家宫殿与道教宫观于一体，是中国迄今为止发掘等级最高、遗迹保存最丰富的明代皇家道教宫观遗址，是全国宗教考古与建筑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地表现存及考古发掘出土宋元明清时期的具有官式甚至皇家标识的连续遗存，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多个大一统王朝对我国传统文化道教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性认同。同时五龙宫其选址与建筑布局高度契合中国古代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利用精湛的建筑营造巧妙地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因地制宜的创建了规模宏大的山地建筑群体，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杰作，为中国明代道教宮观建筑布局和官式建筑工艺的研究增添了宝贵的实物。
本次考古发掘出土遗存携带信息极为丰富，不仅跨越年代久，而且涉及多个研究领域，涵盖了我国宋元明清时期的政治、宗教、民生、文化等多方面历史信息。部分遗存类型更是全国首次发现，其历史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全国少见，填补了相关学科的研究空白，对丰富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文化内涵有着重要价值，也对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