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部，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隔江与江心屿双塔遥相呼应（图一）。

图一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东向西摄)

2021年10月，该遗址在配合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被发现，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发掘，已揭露了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8座码头、2艘沉船、1条木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等重要遗迹（图二），以及数以10吨计的各类瓷器残件。主要遗存年代集中在宋元时期。

图二 朔门古港遗址总平面图

主要发现

遗址发掘区主要由东端水门头区、中部邻江港口区及西端南侧瓮城区三部分组成。

水门头区块，位于海坛山西北麓，地势较高，该区块为奉恩水城门以外、水门河沿岸两侧的各类遗迹群组成，具体包括有陡门河驳岸、陡门、桥梁、堤岸、斜坡式码头、宋元房址等（图三）。

图三 水门头区块遗迹分布图

宋至明代，水门河道较宽，陡门宽约5.7米，清代以来河道不断缩窄，民国时期建新陡门，宽度已仅3.05米。水门河西侧有始建年代早于北宋、连接北墙外朔门街与海坛山北麓港区的夯土长堤，其临水门河一侧构筑木桩夹板护岸，临江的西面驳岸则以块石砌筑，堤顶铺砖路，揭露部分的堤长逾32、宽约6米。堤前端伸出的北宋斜坡式码头（MT8），依托海坛山脚基岩而建，块石砌筑，揭露部分宽3.5、长13米（图四）。南宋以来，水门河西侧大部分地区淤积成陆，地表出现较为密集的建筑群，其中一处建筑基址疑似元代浴所，以更衣室与沐浴室成组搭配，连接成片，建筑面积达100多平方米。

图四 北宋斜坡式码头(西向东摄)

邻江港口区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沉船、码头等遗迹多见于此。两宋时期的长条形突堤式码头，呈多级月台状，石边土心结构。为适应滩涂环境，边墙底部往往用木桩打底和横木铺垫，外加木桩围护，路面铺河卵石或碎石。其中3号码头前端台地当中铺平整方块，下垫衬木板，长13.8、宽4.3米（图五、图六）。

图六 3号码头前部侧视(西向东摄)

1～5号码头较窄，6、7号较宽， 6号码头宽达10.3米，体量较大。遗址发现的2艘宋代沉船均为福船。其中1号沉船残存7段船舱，壳板作鱼鳞状搭接，并楔有铁钉，残长12.4、残宽4.1米，推测其全长约20米（图七）。

图七 4号码头

2号沉船仍在发掘。栈道遗迹位于瓮城北面，做工规整，残存7组桩基，长16.2、宽2.6米，据史料记载，栈道附近即馆驿所在（图八）。

图八 1号沉船

栈道以东，分布多组干栏式建筑遗迹，其中F9规模较大，发现保存较好的木骨泥墙5道，每道墙有中柱和边柱，柱桩埋深约3米，桩柱间以竹片、藤条编织墙骨，进深12、宽约6米。

瓮城区块发现早、晚两期瓮城基址及砖、石道路等遗迹。早期瓮城城墙平面呈圆弧形，石壁土心，基址厚4米，年代约为南宋至元代；晚期改为方形，内外壁以条石垒砌，墙体增厚，基址厚5.3米，为明清时期（图九）。

图九 栈道遗迹S（北向南摄）

瓮城东门外发现有叠压打破关系的三期道路遗迹：早期为宋代青砖直路，宽近4米；中期为南宋至元代弧形砖路；晚期为明清及近代条石直路。城址外围地面下还发现有多条石砌排水沟。

遗址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集中分布（图一〇），时代为元代，九成以上为龙泉瓷，且绝大多数无使用痕迹，应为贸易瓷在储存、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图一一至一三）。

图一〇 干栏式房屋F9

图一二 元代瓷片堆积

图一三 北宋龙泉窑青釉线刻菱格纹如意足瓷熏炉

其他窑系有建窑系黑釉瓷（图一四）、青白瓷（图一五）及瓯窑褐彩绘青瓷（图一六、图一七）等。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如“姓氏”、“姓氏+直”、“直”、“纲”等（图一八）。

图一八 南宋青釉褐彩鱼纹瓷洗 

遗址中还出土漆木器、琉璃器、贝壳、植物标本等丰富遗物（图一九）。

图一九 “庚戌温州屠七叔上牢”铭漆碗底      

1.系列遗迹重现了宋元温州港的“一片繁华”景象，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

温州古港遗址的发掘，立体呈现了温州古港货运码头的宏阔场景，宋代码头、沉船、海量瓷片堆积，成为古港的核心元素，加上各类房址、栈道、浴所等，成功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古港的一片繁华景象（图二〇），实证了温州千年商港的历史定位。

图二〇 元王振鹏《江山胜揽图》描绘的朔门港口场景

此次发掘的古城朔门瓮城、奉恩水门相关建筑遗迹为温州古城地标性建筑，充分展示了温州古城的风貌特色。港、城相互依托、相得益彰是朔门古港遗址的显著特征，也使本次发掘兼具城市考古和港口考古的双重意义。

2.朔门古港遗址为温州作为龙泉瓷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丝”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关键实证。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三国东吴时期设置的横屿船屯，是当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2018年，永嘉瓯北丁山东晋咸康二年（336年）墓出土原产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是温州较早参与“海丝”贸易的重要物证。唐代晚期，温州成为日商停泊的主要港口之一。五代时，吴越国在温设有博易务，南宋至元，温州分别设有市舶务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北宋晚期至元代，随着龙泉窑的崛起，温州港由此进入鼎盛时期。

根据相关研究，元代晚期至明初，在印度洋地区发现在中国瓷器中，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同期的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龙泉窑占比约为50～60%。因此，龙泉瓷被称为大航海时代之前我国推出的第一种全球化商品。温州凭借江海中转的节点位置而成为龙泉瓷外销的主要集散地。本次发掘揭露的密集分布的码头遗迹以及海量的瓷片堆积，正好印证了温州港的海丝节点及在龙泉瓷贸易中的枢纽港地位。

3.朔门古港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经典样本和海丝申遗的支撑性遗产。

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组成之一。朔门古港以温州古城为依托，古城建于江海交汇、不易淤积的优良港湾之中，东西有海坦山、郭公山拱卫，城址、港址近1700年来基本不变；古港与世界106座历史文物灯塔之一的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诏“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的温州造船场紧邻古港西边郭公山西麓；东首海坦山顶坪原建有海神庙（始建于唐代，由官方祭祀）、杨府庙（内供奉有海船模型），山麓有平水王庙。朔门古港集齐各大要素，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是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堪称国内仅有、世界罕见。对于当前“海丝”申遗工程而言，朔门古港遗址填补了业界期盼已久的关键缺环，堪称人类海洋文明史上具有突出价值的港口类遗产。

4.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承载着独特的海洋文化信息，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内涵。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特殊地理环境赋予温州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质。温州古港依托瓯江流域及近海丰富资源，形成了支撑港口贸易的经济生态系统，由此而成为古典航海时代的著名海港。

温州“海丝”贸易历史悠久、海洋特色突出鲜明、“百工之乡”誉满天下、永嘉学派别树一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内涵。温州古称东瓯，是古代百越的一支，以善于用舟、习于航海著称于世，至迟在商周时期已实现与中原的海路交往。海洋特色方面，温州经济结构以渔、盐等海洋产业及工商业为主的，史称“海育多于地产，商舶贸迁” （《方舆胜览》卷九）。手工业方面，温州克服本地资源、原料不足短板，开展精细加工业务，“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 《方舆胜览》卷九），成为当时著名的纺织品和漆器生产中心。温州漆器号称“天下第一”，并畅销海内外。古代温州还涌现出一批先贤名宦，在“海丝”之路开拓、著书立说等方面做出不朽贡献，彰显了古代海洋文明的创新进取精神。如北宋移居高丽的周伫、南宋撰述《岭外代答》的周去非、元代《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后勤部长”杨景衡等。特别是南宋以叶适为代表、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反对传统农耕文明的重本抑末思想，主张“义利并举”，通商惠工，堪称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在思想领域的一大突破，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