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校合作模式下的大遗址研学实践与思考——以临淄齐国故城为例

博物馆和大遗址属于互相交叉又有区别的文化资源。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对博物馆的定义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大遗址是建立在遗址概念基础上的相对概念，系中国独有，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认为：“大遗址指面积大、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高，对研究古代社会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其种类有聚落、城镇、宫室、建筑群（含园林）、寺庙（含石窟寺）、手工作业作坊、工程、陵寝和墓葬群等，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博物馆和大遗址都是优质的研学教育资源，从教育活动的角度来看，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在“受关注点”“建筑空间”“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表1），使得以其为载体开展的研学从源头产生差异。

1. 受关注点差异

博物馆以“物”吸引观众，学生关注点在馆藏可移动文物、化石标本、艺术品等单体藏品。研学活动以馆藏品自身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来激发学生的探索求知欲。大遗址不单有“物”，更有“物”存在的环境（包括历史环境和现存环境）。大遗址的类型丰富，范围广大，多以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原发地为主，价值多样，有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群等，甚至可以说是博物馆馆藏文物或标本的原产地。大遗址研学可以用地理单元或某种文化类型吸引学生的兴趣，以时间和空间的广度拓展学生的研学空间。

2. 建筑空间差异

国内外的博物馆大多在城市中心，甚至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其建筑外形独具特色，建筑体量和空间比一般公共建筑更大。

大遗址多在城郊或乡村，面积往往以平方千米计算，一处可研学的大遗址包含了遗址博物馆、考古发掘保护棚、遗址本体保护建筑等，呈现了自然状态下的遗址遗迹。因遵循“最小干预”和“建筑式样与遗址历史风貌协调统一”等保护展示原则，多数遗址上的现代建筑体量较小，面积一般在1000平方米以下，外观高度低于10米。

3. 自然环境差异

博物馆是封闭或半封闭性的建筑，研学活动几乎全部处在现代的人造空间和园林景观中，研学者无法感知时间、温度、湿度、天气、季节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变化。

大遗址作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区域、遗物遗迹原生地，研学活动与山川环境、季节变化、河流湖泊、风土人情密不可分，其趣味性和综合体验感更佳。

目前文博界对大遗址研学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成果，其实践大多是在博物馆研学基础上的探索。基于以上几点浅显的认识，笔者在临淄齐国故城遗址（以下简称“齐国故城”）开展研学时进行了区别于博物馆研学的设计和尝试。

临淄齐国故城作为先秦时期齐国都城遗址，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是齐鲁文化起源与发展的重要物证，其开展大遗址研学的优势如下。

第一，文化资源优势。临淄作为齐国都城及汉齐王城长达800余年。春秋时，桓管改革，“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时，“临淄甚富而实”，为战国七雄之一。西汉时期，临淄为齐王都府，经济十分发达，为汉“五都”之一。厚重的历史为临淄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名人，其历史见于诸多典籍。

第二，遗址资源优势。齐国故城是我国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先秦古城之一，由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组成。城内外遗存密布，城内有桓公台宫殿建筑基址群、大城西墙排水道口等水利设施遗址、铸镜作坊等手工业遗址群、河崖头墓地5号“甲”字型大墓等贵族墓葬群。城外还有遄台、梧台、雪宫台等众多历史建筑台基遗迹。齐故城和后李遗址、桐林（田旺）遗址、田齐王陵等重要遗址，构建了一条以齐故城为中心，从史前一直延续至近代的文物古迹链条。

第三，教育资源优势。临淄区有学校66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9所，初中学校15所，小学36所。在校初中生22674人，小学生26762人，全区共有专任教师5170人。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给临淄的中小学赋予了独特的教育品牌，有些中小学校名运用了齐文化符号，有以历史名人命名的“太公小学”“晏婴小学”“管仲小学”“桓公小学”；还有以历史遗迹命名“闻韶小学”“稷下小学”“雪宫中学”“遄台中学”等。

第四，研学体系优势。临淄教育部门完善研学旅行机制，一是盘活人力资源，从博物馆等研学基地聘请优秀的讲解员做实践教师；二是探索各学段研学旅行“一卡通”评价体系，实现学生研学旅行管理信息化和大数据评价；三是多形式、多渠道筹措研学经费，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出资的研学旅行经费保障机制。同时配套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指导意见》和《临淄区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试点工作方案》，绘制形成了《临淄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基地版图》，打造以齐国故城研学为代表的六条“齐文化+”示范性研学旅行精品主题线路。

传统的博物馆研学多在室内进行，有相应的研学课堂等配套设施，而齐国故城的研学活动是以考古遗址为背景展开的大遗址研学。遗址博物馆、考古现场、野外遗址本体成为研学的主场地。2017年以来，齐国故城结合中小学生实际和素质教育诉求，与临淄本地学校联合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研学活动。

1. 参观研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作为学校的“第二课堂”或“课外实践基地”，临淄的中小学形成了定期参观的惯例，以学校为单位分批次到齐国故城进行参观游览。

这一传统的研学类型以学生参观“齐国历史陈列”、讲解员配合讲解的方式，使学生了解家乡历史和齐文化。为此，博物馆专门撰写了中学生版和小学生版讲解词，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拉近与中小学生的距离；学校定期（寒暑假）选拔一批中小学生，与博物馆合作培养为“小小讲解员”或“博物馆志愿者”，由他们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从而加深双方对齐文化的了解。通过馆校联合办学的方式，开设“博物馆课堂”，把馆藏文物作为教具，博物馆展厅作为教室，为学生讲授文物的基本常识，述说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2. 徒步研学

齐国故城遗址范围达16.8平方千米，城墙总长度达21.433千米（约等于半程马拉松）。博物馆、殉马坑、遄台、晏婴墓、孔子闻韶处、西天寺等遗址遗迹散布在齐国故城的各处，以点串线策划文体结合的研学活动不仅能加深对遗址地理位置了解，同时还能磨炼学生们的意志品质。

位于齐国故城附近的齐都中心小学、临淄三中、稷下中学等学校以优越的地理位置持续开展长距离徒步和文物遗址考察相结合的研学活动。例如2018年秋季的“邂逅齐·迹”和“脚步丈量齐故城”等主题的徒步研学就收到了很好的反响。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专门设计了徒步研学路线。路线1：博物馆—西天寺—桓公台—城垣遗迹—晏婴墓—排水道口—殉马坑—孔子闻韶处—三士冢—学校，徒步总里程16千米；路线2：博物馆—孔子闻韶处—晏婴墓—城垣遗迹—桓公台—西天寺—临淄县衙大堂—学校，徒步总里程9千米（图1）。

图1 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徒步研学路线示意图

3. 考古研学

2017年以来，为配合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齐国故城连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2017—2020年，齐国故城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在当年发掘中期和收尾阶段进行了公众考古开放周活动，齐国故城考古队设计了考古学基本知识普及、洛阳铲等考古工具体验、陶片拼对、地层认知等研学内容；由考古队长担任研学老师，在考古发掘现场讲解遗址的定义、遗址的价值、遗址的保护等相关内容。2020年以后，齐国故城考古队尝试将公众考古开放周拓展为日常开放，凡进入考古现场的研学人员在做好人员登记后在开放区域进行有序观摩，考古队员和技工负责引导学生研学。

4. 网络直播研学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5G技术普及开启了文化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同时也扩大了研学的普及范围。

2018年暑假，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联合淄江中学开展的“齐文化遗址考察”研学旅行就首次采用了线下研学与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进行，由经过培训的学生代表和齐文化专家在桓公台、营丘城址、稷下学宫遗址等代表性遗址以现场访问、解说的形式进行“研学直播”（图2），解读遗址内涵和价值，同时线上和网友互动交流，线上观看人数达到近5000人，远超实地研学每次100余人的规模，极大地拓展了研学的传播范围。

图2 2018年首次进行线下研学的网络直播

2020年以后，家长和学生通过“抖音”“斗鱼”“哔哩哔哩”“小红书”等应用程序对齐国故城研学进行网上直播，使参与研学活动的个体成为“传播源”。

5. 竞赛打卡研学

竞赛游戏一直是青少年群体比较喜欢的一种寓教于乐活动，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尝试设计将这种方式融入研学中，将齐国故城内的遗址点作为打卡点，设计了“齐城地图”。同学们在一定时间内按照地图到各个遗址点进行实地打卡，并现场完成竞赛“任务”。打卡并完成任务后会获得相应的得分奖励和标志收集，最后依据得分高低来判定竞赛的输赢。

打卡竞赛研学不仅可以以学生个体为单位，也可以以小组或家庭为单位进行；不仅增加了研学的趣味性，还拓展了研学的深度和广度。为取得更好的成绩，有的学生和家长甚至手绘了“齐故城打卡攻略”。为保证研学的质量，淄江中学等学校将暑期的“齐故城打卡竞赛分值”纳入社会实践考核。

6. 情境演出研学

齐国历史上姜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齐威王、孙膑、孙武等名人是珍贵的人文资源。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传说故事和成语典故也是珍贵的研学资源。

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历史遗迹就构成了一个可演绎的历史场景，例如：“田忌赛马”的故事和成语“和而不同”的发生地就在遄台遗址。稷下中学在齐文化专家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在遄台遗址演绎“田忌赛马”“和而不同”的历史短剧。穿越千年时空，在相同地点再现历史名篇，通过这种角色扮演的方式加深孩子对历史传说、成语故事、历史人物的理解；情景再现更有带入感，更能直击人心，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文化的种子。

7. 沉浸体验研学

青少年普遍对高科技、新技术有极大的兴趣，齐国故城在建设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中将弧幕电影、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CAVE沉浸式体验系统、通电玻璃混合成像、裸眼3D等高科技新媒体手段应用于遗址展示，充分地将视觉体验与沉浸体验有效结合，进而达到更好的传播与展示效果。这些科技体验资源成为研学活动的热门，使学生对文化场馆更加亲近。

馆校合作模式的大遗址研学活动，需要组织者（校）、实施者（馆）、参与者（学生）三方的参与。通过上文所述的研学实践，笔者对研学活动的三方进行反馈调查，从适宜人数、校方投入、馆方投入、活动开展重复率、研学前的兴趣指数、研学后的获知感等几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综合表2看，传统的参观研学社会认可度较好，馆校合作成熟，在博物馆学习成为惯性，由此也出现了“兴趣疲劳”。文体结合的徒步研学，各方保障度较高，学生的“期待值”高，但研学时长较长加之学生体质体能的因素，研学后的获知感一般。以考古体验为主的研学，对学生的吸引力最大，获取知识量大，但可能因为专业度较高，可认同的获知感并不高。网络直播的研学课程，由于极大的便捷性和接受度，学生兴趣度和重复率很高。竞赛打卡的研学能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也因为有明确的“任务”，学考结合，目标性学习强，知识量大，但毕竟胜出者少，重复率不高，可以探索更加合理的分值及赛制。情境演出研学，参与人数受限、前期准备投入较大，虽更易引起关注，但获得认同感较低。沉浸体验研学，体验感强、认同率高，只需前期一次性投入，知识可视化强，获知感高，但受设备限制明显。

在实际的研学活动中，在同样的成本和人力投入下，多项目交叉组合的研学活动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例如：角色扮演+网络直播；徒步+打卡竞赛；传统参观+沉浸体验；考古体验+网络直播，这些组合的研学活动既能有效利用资源，又能减少成本投入，达到的研学效果也较好，是一种“性价比”最高的研学方式。

从参加研学前后的学生问卷调查来看，因为研学前对活动认知不足，研学前的兴趣度和研学后的获知感出现“倒挂”现象。一是因为馆校双方对大遗址研学的经验都不足。二是因为在研学课程和研学方案的设计方面，还是按照传统博物馆研学的思路，没有充分考虑大遗址自身的特性，大遗址“广阔天地”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因为学生对大遗址研学的心理准备不足，很多学生认为大遗址研学就是“踏青”“郊游”，“玩”的心态较重，忽视了“学”才是主要目的。

在齐国故城研学中，临淄淄江中学组织的固定活动，暑期“齐文化遗址考察”研学，经学生、家长、老师多方反馈，研学效果和社会反响较好。总结来看：一是学校把大遗址研学作为暑期实践的必备科目，老师和家长重视程度高，学生准备充分；二是学校和馆方沟通充分，经多次实地模拟演练后设计专门针对这一学校的课程方案，预案细致周到；三是活动总结及时，每年都会在研学结束后召开座谈会邀请各方参与，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下一年度的研学中进行修正和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相比博物馆研学，大遗址研学更适合开展系列或延续性活动。每处大遗址应充分考虑自身遗址特性和环境特质，量身定制研学课程和研学计划，馆校双方要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设计研学预案。

基于大遗址的遗产性质，研学方案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学生的智力因素，还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体质因素，同时做好研学前的预热，充分调动学生的热情和兴趣。做到以上几点，才能达到“文化传承”“遗产传承”的目的。

馆校合作是文物资源单位和学校在学生社会教育方面的深度合作，是政策推动、市场驱动、教育需求下的多方资源整合。齐国故城与中小学合作开展研学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大遗址研学有几点思考。

首先，文物保护是开展研学活动的前提。大遗址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小学研学活动中，大遗址保护机构不仅要加强对遗址本体尤其是脆弱遗迹的保护监测，特别要注意人类活动对大遗址的影响；同时要普及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和基本常识。对研学活动加强人防和技防监控，避免因孩子的“好奇”或“好动”对遗址本体产生不可逆的破坏。

其次，要突出大遗址独特的资源优势。大遗址保护机构要突出遗址文物资源优势，通过常年开展的考古活动和展览活动，把文化属性的标签贴牢、贴实。研学活动要与遗址所在地的现实环境相适应，民居建筑、地方风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地域文化都可以植入研学中，丰富大遗址研学的内涵。大遗址保护机构可以与当地园林、农业等部门合作，充分利用遗址土地优越的自然环境，还可以将自然资源作为研学附加资源予以统筹利用，开展更多活动。

再次，要最大化阐释大遗址价值或内涵。大遗址要对室内建筑空间集约利用，做好遗址博物馆或展示中心的基本陈列展示。同时应丰富遗址本体和考古现场展示手段，活化遗址现场标识，注重历史氛围营造和场景融合展示，大胆应用科技手段复原历史场景。新技术新媒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日臻成熟的VR、AR技术和5G+APP时代的到来，突破了大遗址研学展示壁垒。

最后，大遗址研学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大遗址保护机构其一要加强编制内专业人才引进和员工专题培训，建设专业化文博研学队伍作为大遗址研学的主力部队。其二应充分利用馆校合作中校方师资，培训老师及家长成为“准文博”人才，建成大遗址研学的“友军”。其三应充分利用常驻大遗址的考古队、文保队、专家团等建成大遗址研学的“后备军”，有效补充大遗址研学人力资源。

此外，应与开设考古、文保、文博专业的高校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吸收高校师生加盟大遗址研学团队，为大遗址研学注入新鲜活力的“青春血液”。

大遗址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大遗址保护的持续深入，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各地兴起，大遗址研学活动日渐丰富，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要求：研学围绕大遗址考古和价值内涵研发一批普及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强化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兼具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研学实践活动课程；增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大遗址现场的中华文明体验感。这在顶层设计上为我国大遗址研学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大遗址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齐国故城在大遗址研学实践方面尚有不足，下一步将继续探索大遗址研学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其他大遗址开展中小学研学活动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