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是如何进入我们生活的？

从物种角度来讲，中国野生兔类主要有蒙古兔、华南兔、东北兔、高原兔、海南兔等，英文表述通常有“rabbit”和“hare”两种。我们身边最熟悉的萌萌哒小白兔，应该算rabbit的典型。有趣的是，它并非我们本土品种，本源是产于欧洲西南部的穴兔（ Oryctolagus cuniculus ），后被修道士驯化，据说是明代后传入中国。

上海地区的野生种群基本都是华南兔，它也是本地分布最广的小型哺乳动物，上海西部低山残丘及其周围，农田、果园、沿海林地或植被遮蔽的低洼处和浅洞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上海地区历代方志中，都有兔子的记载，一般归入“土产”“物产”“民赋”篇，而且基本都列为“毛之属”。

《光绪青浦县志》（土产 毛之属）中的兔

事实上，历史典籍中，兔子早期多以猎物的形象出现。《诗经·周南》中有一首，开篇便是：“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大约描写的就是“猎兔场景”，作者见英姿威武的猎人，正在打桩张网捕兔，联想到他们的能力，是可以为国家效劳的。

野兔、狐狸，基本都是贵族射猎的对象， “狐兔”连称，才有了“兔死狐悲”的成语。《孟子·梁惠王下》载：“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正因为带猎狗射猎野兔是常有的事，所以《战国策·楚策四》中才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换成现在的俗话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古人将猎兔和圈养野兔作为娱乐项目，也有作为食物之用。《礼记·内则》中载“蜗醢而菰食，雉羹；麦食，脯羹，鸡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糁不蓼。”山东济南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葬，编号为34号的大型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种属包括羊、兔、猪和狗。此外，还发现有2个木质兔笼，根据笼中兔骨骼凌乱等考古现象推测，当时陪葬的是活兔。

《礼记通解》（卷二）中所记“兔羹”（明 赫敬）

近代以后，伴随着国门开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架构受到各种挑战，畜牧业的多样化也随之出现。十九世纪后期，国内开始出现介绍国外养兔业经济效益的文章。兔肉和兔毛出售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颇为可观，谓之：“不用多本，可得大利……得之海外友人调查及证之……”1911年10月8日《申报》也刊文介绍：

“四川汉州人民畜养白兔几如鸡豚，栅比户皆然，其肉销行各酒肆，皮则贩运出口，近年该州出售兔皮年约获银十余万两，为该处出产大宗……”

《申报》1918年10月31日商务印书馆目录中的“养兔法”

如此新兴产业，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是不会甘为人后的。事实上，清末民初，上海本地已出现一些小规模的养兔户，1918年，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的《日用百科全书》中甚至还包括“养兔法”专题。养兔业为何收到青睐，从当时的评论中，我们可见一斑。

这么多好处，精明的上海人当然是不会错过如此生财之道的。

从这百余字的陈述中不难看出，兔子已经被人类“物尽其用”了。而且根据不同的用途，饲养的种类也各异。20世纪2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本普及教材中写道：

“兔有毛用种，皮用种，肉用种，皮肉用种，供玩食肉等五种；其种的来源是英意美荷等四国，至于我国的草兔及野兔却均不适于饲养。毛用的有盎古拉，其毛长约三吋以上的，可纺毛线，织造各种上等毛织品，较短的可制贵重呢帽。皮用的种类很多，比较贵重的有力克司（Lex），分白色，钢灰，黑色，灰等，因其毛短而浓密，保温力大，又不易脱毛。其余如狐兔，貂兔等也很贵重。肉用种有大型弗利密西，及改良肉用种——系用两种西洋种交配，皮亦洁白有用。我国的兔子最重不过三四磅，而此种兔子却有七八磅，甚至十来磅重者。除了兔毛可以制造各种上等毛织品，贵重的兔皮可以做妇女的大衣，或领头，中国野兔或普通白兔，皮旣不大，毛又易脱，每张仅三四角，而力克司种皮旣大，质又高，在日本每张可値四五元。兔肉的销路，在日本及意大利等国，多用以制罐供给军队；或制成肉松，因兔味鲜美，滋养丰富……”

随着养兔业的蓬勃发展，一些有识之士也呼吁当局能出台更积极的政策，以扶植此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当时主要的对手是日本），创造更多的外汇和就业。20世纪30年代，上海诸多行业的动向都是国内的风向标，养兔也不例外。1936年11月，无锡人郑鑫泉创办国内首份养兔专业期刊《兔苑：养兔杂志》，编辑部位于无锡，发行部设在上海。该刊所发表的近百篇文章对推广养兔先进理论，交流养兔经验，促进我国养兔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郑鑫泉、薛明剑等人的大力倡议下，全国养兔数量渐增，全国各地前来购买种兔者络绎不绝，远至广东、福建、宜川等地。由此，上海和无锡也成为当时兔业最盛名之中心。

1937年4月8日，上海市养兔研究会在位于文庙路的市立动物园成立，该会由动物园主任沈祥瑞倡导，旨在积极推广养兔业，有组织开展包括养殖、收购、营销以及兽医等相关工作，注册会员对全社会开放，“凡实地养兔者及有志养兔者、暨兽医、畜牧家等、均可向文庙路该园请求入会。”

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方兴未艾的养兔业很快跌入谷底，20世纪40年代后期，有所恢复。如1947年，南汇万祥地区一农户，饲养长毛兔100多只，但总体处于无序散养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各地，特别是郊县的养兔业传统得到延续。据相关方志记载，肉兔饲养是上海县传统家庭副业，1949年圈存2.25万只。1960—1962年，猪肉等副食品供应紧张，居民开始习惯以兔肉代猪肉，市场对肉用兔需求猛增；1961年春中共上海县委发文发动农民开展养兔生产，全年上市10.7万只，次年23.8万只。1972年起主要供出口，当年上市30.3万只。

20世纪60年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养兔宣传画

1980年后，外贸市场对兔毛需要增加，兔毛收购价逐年提高，毛兔饲养量大幅度增长。当年上海县有毛兔11.4万只，占全县兔只圈存量74.6％，产兔毛2.11万公斤。1982年上半年饲养量猛增至30万只。1984年，略有回落，毛兔饲养量为21.73万只。1983年，产毛4.97万公斤、产值174万元。1984年5.53万公斤、产值380万元。

原南汇县，也是上海最重要的养兔基地。解放前，农民一般都饲养皮肉兼用的地方种白兔。20世纪50年代，从外省引进青紫兰和力克司兔种饲养，有的农户还将上述兔种与当地白兔杂交，繁殖饲养杂种肉兔。1954年，中国兔肉进入国际市场，上海口岸经营冻兔肉出口，肉兔饲养有所发展。1957和1958两年，全县收购肉兔20多万只。1969年，引进日本大耳兔，该兔体型大，平均体重在4公斤～4.5公斤，深受农户欢迎。1966年，南汇县肉兔存栏量20多万只，是历史上肉兔养殖最多的年份。

1980年8月27—29日，上海市政府在南汇县召开上海郊区养兔生产会议，提出“公私并举，以私为主，大力发展养兔生产”的号召，实施以毛换料，自繁调剂留种补贴，调整兔毛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扶持政策。1981年，市有关部门批准南汇县为长毛兔生产基地，南汇县直接从德国引进德系长毛兔种，先后建立南汇县种兔场、南汇县长毛兔联合育种场、新场种兔场、滨海种兔场、南汇县土畜产公司城北原种兔场、惠南种兔场及六灶种兔场等7个种兔场，纯种繁育德系长毛兔种供应各养兔场和农民养兔户，同时，全县还建立了11个毛兔配种站，大力开展德系长毛兔良种的推广和杂交改良。六灶种兔场还推行人工授精，获得成功。

20世纪80年代，上海养兔业经历了辉煌时期。据相关数据显示，1985年，仅长毛兔一种，原南汇、川沙等地饲养量达110万只，集体兔场68个，专业养兔户445户，重点户47900 多户，年产兔毛达400吨，年收入达7000多万元。其后，因为区划合并、产业调整等，兔业开始进入平稳期。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家庭养殖业也随之改变，养兔户逐年减少，饲养量逐年下降。以南汇为例，2005年，全区长毛兔饲养量15.16万只，年产毛81185公斤，2007年，圈存量15.06万只，产毛5.67万公斤，2008年，圈存量11.80万只、年产毛3.95万公斤。

1999年11月19日，南汇县农户培育的良种长毛兔获奖消息

1999年，浦东江镇的养兔大户

图片摄影 | 茅正元

近十几年，养兔业在上海郊区又逐步回暖，并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壮大。2014年，浦东新区饲养户有1.1万余户，兔子饲养量达20多万只（其中长毛兔18万只，其他兔子２ 万多只）。2020年疫情期间，不少农业生产者遭遇困境，但也有能人，提高养殖产业的附加值，保证养殖的生态效益，扛住了疫情带来的经营压力，其中就有奉贤庄行“养兔大王“的事例。由此，这家年产兔子10万只，其中五分之一出口国外的腾达兔业专业合作社也被诸多沪上和全国媒体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