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类型与组合变迁反映的京津冀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之历程

晚商：

对中原“奢侈品”和简易“食礼”、

兵戈的初步吸纳

该地区包含中原系青铜器的已知最早遗存——北京平谷刘家河1号墓共出土铜礼器15件，有鼎无簋，有爵无觚，另有鬲、甗、瓿、罍、盉、盘及兵器铁刃铜钺，形制、纹饰反映其年代跨度较大，经历了自早商后期至晚商二期的积累过程，组合方式明显异于同时期中原贵族墓葬。两件小方鼎工艺较粗糙，提梁三足盉在中原未见同类器，皆体现一定地方性特征。此时当地北方族群土著方国很可能已接触并初步掌握中原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其首领应仅将礼器视为奢侈品而尚未接受商王朝“酒礼”和“食礼”的浸淫。

提梁三足盉

天津蓟州张家园、冀东滦州后迁义、陈山头、迁安小山东庄、马哨村、卢龙东阚各庄等地点的晚商后期贵族墓随葬青铜鼎、簋组合或单件铜鼎，体现更多地方政治体的形成和商王朝影响下中原“食礼”的通行。共出銎内戈反映中原戈兵与北方管銎作风的融合，弓形器或认为系马具“挂缰钩”，应是中原青铜铸造技术与北方“骑马文化”结合并“回馈”北地的产物。其中较早的后迁义5号墓礼器、马具之形制、纹饰与殷墟二期妇好墓同类器近似，稳定的食礼器组合与较晚诸墓鼎、簋方格乳钉纹作风反映墓主或同以陕西岐山贺家M1墓主为代表的先周贵族集团有密切交流。

以上墓葬多被归入围坊三期文化，皆不见腰坑、殉狗等“商系”葬俗，墓主多佩戴中原文化区罕见的耳环、臂钏等金饰，与商人显非同一民族，但已在商王朝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影响下初步吸纳中原文化的核心要素，开始了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进程。与吸纳“酒礼”的先周集团不同，该集团不见接受“酒礼”的迹象，可能主要与其农业基础薄弱，难以如中原、关中般保证酿酒原料稳定供应有关。

西周：

燕国之封建和中原礼乐、

兵制的局部推行

周革殷命，开启了以宗法——分封制为主线的大一统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构建的历史进程。“封召公于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的史事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城址和墓地发现后得到了证实和补充。

该遗址是西周时期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等级最高、遗存最丰富的封国都邑之一。城内分为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分为I、II两区，每区又分为多个墓群，高等级墓葬所出青铜礼器、兵器与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的同类器物形制近似。II区A群中多座大、中型墓均遭盗掘，1193号大墓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实证其为西周早期燕侯家族墓群。I区M52、M53等具备含族徽、日名礼器铭文和腰坑殉狗、商式陶器、整体车马等“商系”文化特征者可能为殷遗民贵族之墓，II区M251、M253等仅有族徽、日名礼器一类“商系”文化要素的中型墓或与“周化的殷遗民”贵族相关。整个都城的文化面貌体现周人与殷遗民紧密联合以统治土著居民的社会形势，包含的中原礼制与兵制辐射范围仍较有限，向北达到昌平白浮、顺义牛栏山等殷遗民中小贵族墓，而东部蓟州邦均贵族墓仍延续晚商后期的单纯鼎、簋组合，反映当地土著方国仍长期保持相对独立性，这应与当时燕国统治策略上排斥、压制土著集团的局限性密切相关。

克罍及铭文

白浮木椁墓随葬兽首、菌首短剑等北方系青铜武器，燕山以北兴隆小河南北方系青铜器埋藏组合中也出现中原式簋盖和融合型銎内戈，标志着中原、北方两大集团更加频繁的冲突和交流。

春秋：

“中原化”进程中的波折

和南北民族文化传统的第二次结合

进入春秋早期，周王朝的地方政权体系在内部分裂和外族入侵影响下迅速分崩离析，燕国亦经历长期内忧外患，或因“山戎病燕”之严峻形势迁都冀中“临易”。该阶段其文化面貌特别是礼制、兵制仍有较多不明之处，总体呈现衰落迹象。此时与山戎相关的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处于全盛阶段，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地点发现的大型石椁墓多随葬中原式青铜礼器，但不见明确组合规律，和上述晚商前期刘家河1号墓类似，可见该族群通过掠夺或交流获得的中原青铜器多数仍被上层贵族视为奢侈品，未能起到促进其吸纳“礼制”的作用。

春秋中晚期燕国国力逐渐恢复，开始新的扩展进程，山戎则在齐燕联合征伐和西北牧业民族东进打击下衰亡，部分成员融入自黄土高原北部东迁而来的白狄集团，在冀北形成玉皇庙文化，建立起无终、代等方国，由此构成京津冀地区新的政治、文化格局。

易县燕下都、顺义龙湾屯、三河大唐廻和双村、唐山贾各庄等地该阶段燕国贵族墓葬出土的鼎、簋、豆、壶、盘、匜和剑、戈等已形成地方性特征，为“燕系”青铜文化的开端。玉皇庙文化吸收了较多中原式礼器和兵器，食器敦、酒器舟与北方民族特有的炊器铜鍑受到“偏爱”，铜戈未能取代直刃铜剑的主导地位，或仅作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从仅有极少数高级贵族墓随葬食、酒、水器俱备的铜礼器组合可知其统治集团总体仍未接受中原礼制，但有部分人物与中原文化区诸国联系密切。玉皇庙墓地2号墓女性墓主或为与狄人首领联姻之中原贵族女子，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无终子嘉父请和诸戎”（《左传·襄公四年》）和“（赵）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史记·赵世家》）等重要记述。和平交往在春秋晚期已成为北狄族群同燕、晋等国关系的主流，他们对中原礼制文明的认同也随之加强，为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创造了必要前提。

单耳云纹铜舟

战国：

以成熟、统一的“燕系”姿态跻身

“多元”并走向中华“一体”

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七雄并立”之势的形成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端，燕国国力亦逐步走向全盛。“燕系”铜礼器鼎、簋、盨、敦、豆、壶、盘、匜与三晋、齐、楚、秦等国礼器总体一致而在造型、纹饰上独具地方特色，并与各国大体同时采纳以仿铜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随葬的做法；兵器剑、戈、矛铭文包含燕君名讳、制造及使用职官名号、特有器型称谓，充分体现武备制度的完善。这些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文献记述简略的燕国“中央集权化”进程及与其他六国在文化上“同频共振”趋势的认识。

玉皇庙文化代表的北狄集团在经受赵襄子“兴兵平代地”（《史记·赵世家》）的沉重打击后急剧衰微，逐渐融入中原诸国主导的统一洪流。怀来北辛堡1号墓可能为接受燕国庇护的战国中期狄（代）贵族之墓，既保留宽大墓室、众多殉牲等北方民族传统，又充分吸收以礼器、兵器和车辆为代表的“燕系”礼制，其铜鍑器形、纹饰与燕系铜豆趋同，体现南北文化因素的深度融合。与其文化背景相似的滦平虎什哈炮台山6号墓随葬铜敦、车軎和钮钟。大体同时的涿鹿故城M1、M2和承德平房木椁墓不包含北方民族传统元素，墓主可能为派驻北地的燕人贵族或完全“燕化”的狄人首领，标志着燕山南北政治、文化“一体化”总体实现。

豆形铜鍑

燕国局部一统的成果——郡县行政区划和长城为完成大一统的秦王朝继承，其国内文化的一体化也为京津冀地区顺利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华文明共同体走向“帝国时代”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

总结

由以上分析，我们已能大致勾勒出晚商至战国时期京津冀地区与中原和周边其他区域同频共振、走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并可得到对该地区文化发展特质的几点认识。

北方文化人群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历程可以西周晚期为界分为两大阶段。两个阶段中不同的主体人群均经历了将中原青铜器视为奢侈品、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礼制和兵制、与中原系文化深度融合三个时段，差异主要在于前一阶段的方国统治者普遍接受中原“食礼”并曾长期维持，而后一阶段的方国统治阶层仅有少数人深度吸纳了中原礼制，这与前者多经营定居农业而后者多经营牧业相关。京津冀与晋陕地区同处北方草原地带南缘，气候变化和人群迁移造成主要生业方式的重大变化，使中原文化深入、扩展的进程出现了较大波折，与南方吴越、荆楚、巴蜀等农业稳定发展的文化区之统一进程差异显著。

与王室同姓的燕国统治集团自西周起成为京津冀地区传播中原礼制、兵制的主导，这对增强该地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甚为有利，但其立国初期统治策略同当地社会形势不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原文化认同的加强和扩展，也造成其国力长期孱弱并在统一进程中遭遇波折。后期统治者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笼络不同生业方式、文化传统的族群，并不失时机推进中央集权化统治，得以重获历史主动。由此可见，将尊重地方民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与积极发挥主导集团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紧密结合是增强中华文明向心力的关键，这也是京津冀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历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