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 | 基于价值特征的三星堆遗址公园研究

古遗址是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主要类别，也是文物中价值较高、保护困难的文化遗产。为了加强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国家文物局在2009年启动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工作，试图通过古遗址的国家化和公园化的规划和建设，使文物保护和利用事业惠及遗址在地政府和公众，从而缓解遗址（尤其是大型遗址）所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矛盾。在我国的重要大型古遗址中，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跨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三种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都城遗址。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城址的形态和结构具有独特性，先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三星堆博物馆也是我国较早建设的遗址博物馆（1997年开放），且遗址博物馆陈列和运行很成功，依托博物馆建设的三星堆遗址公园自2005年对外开放迄今已有十余年，随后列入首批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2010年），从地方遗址公园变为国家遗址公园。近年随着三星堆遗址埋藏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推进，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历史价值不断被揭示，遗址的社会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前来三星堆参观的公众越来越多。尽快开展专项研究，完善三星堆遗址公园的建设规划，在开放的过程中推进三星堆遗址公园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在开始正文之前，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公园的全称应是“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二字说明了公园属性和级别，“考古”是对遗址场所的一种限定。为了精简文字，下面除涉及颁布公园名号和公园地位等处使用全称外，其余都简称作“三星堆遗址公园”。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的沱江冲积扇上，地理坐标北纬30°59′38″、东经104°11′58″。遗址地处沱江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鸭子河南岸，距广汉市老城区约4千米，距成都市中心区约40千米（图1）。遗址范围在南兴镇真武村、回龙村、仁胜村和大堰村之间，包括了横贯遗址的马牧河北岸的月亮湾遗址和马牧河南岸的三星堆遗址，由于该遗址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和考古发现多集中在名为“三星堆”的土丘周围，故从1980年代以后，遗址就统称为三星堆遗址[1]。

图1 三星堆遗址位置图

（图片来源：2012年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材料《古蜀国遗址》）

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于1932年，经过90年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遗址的遗存分布状况、历时性文化变化、以及遗址的重要功能区等，已经基本查明。尤其是1986年和近年总共8个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埋藏坑的发现，那些蕴含了大量历史信息的出土文物，更为认识和解释三星堆遗址和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线索，三星堆遗址因此也广为人知。根据目前关于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三星堆遗址的基本情况作些阐述。

三星堆遗址延续时间颇长，分布范围也较广，遗存内容也相当丰富。遗存从纵向时间来说，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

第一大期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时期（公元前2500—前1600年）；

第二大期是三星堆文化时期（公元前1600—前1100年）；

第三大期则属于十二桥文化的前期（公元前1100—前1000年），除第三大期外，其余两大期都经历所属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在三星堆第一大期即宝墩文化之时，三星堆聚落与宝墩文化其他聚落的人们一样，似乎还没有掌握金属冶铸工艺，玉器制作和使用也是在这一时期晚期才有端倪。聚落的房屋建筑已经复杂多样，除了木骨泥墙的方形或长方形普通居住建筑外，还出现了木骨泥墙后室前有带立柱檐廊、整体都是规整立柱的大型居住或公共建筑。这时的聚落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聚落范围主要位居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但聚落的中心区一直延伸至后来三星堆城以西的城外，南部边界也越过马牧河到了三星堆地点1。聚落尽管规模颇大，但似乎没有营建城墙或只在鸭子河与马牧河间修筑了两道南北向的防御设施2。这时期的聚落形态呈现大聚落内再分小聚落的图景，通常是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小房子构成一组，周围有死者的墓葬。三星堆遗址第一大期较大的变化发生在宝墩文化三、四期之际，也就是所谓“鱼凫村文化”（或“鱼凫村三期文化”）之时[2]，这时期出现了像仁胜村地点那样的排列整齐的墓地，墓葬的规模变大，出现了木椁墓，墓葬随葬品也出现了白陶斗笠形饰件和玉锥形器等[3]。

在三星堆第二大期即三星堆文化之时，三星堆人开始建造遗址西北部月亮湾小城的城墙和大型土筑台基的建筑，先前的聚落似乎已经被焚毁或毁坏，因而有不少宝墩文化时期的房址被叠压在新修建的城墙下或大型建筑基址下。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主要是一群高瘦体的器物，其中的封口三足盉等显然是从二里头文化延续下来的器物造型。玉器工业高度发达，数量之多，体量之大，都达到了异常的程度。这时期的三星堆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冶铸技艺，但青铜工业并不很发达，只是到了晚期为了满足宗教祭祀的需求，制作了一批极具特色的全青铜或铜木复合的神像、人像、供器、仪仗等器具。这时期的三星堆聚落，周边已经围绕着宽大的土筑城墙，城墙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城内也形成或新筑了小城，晚期形成了“田”字格的城市分区格局。就城市功能来说，城内不同小城形成几个不同的功能区。西北部的“月亮湾小城”有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晚期属于城内的世俗行政区。西南部的“三星堆小城”有面临马牧河的河畔祭祀场所，损坏的宗教器具最后也埋藏在祭祀场所附近，这个区域晚期应该属于宗教祭祀区。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及其以北的西泉坎地点，发现有埋藏玉器半成品的埋藏坑等，可能与手工作坊等产业相关。至于三星堆城的普通居民，可能散居在这几个小城之外的一些地方，只是他们的集中居住区和死后埋葬区，目前相关信息不多，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长达500余年的时间里，三星堆遗址也不断发生变化，较大的变化出现在商代中期偏晚阶段即殷墟早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而可将三星堆第二大期划分为早晚两期。在这之前的三星堆文化前期，遗址的文化现象主要是本地传统加二里头文化传统，青铜器只有极少的镶嵌松石铜饰件，城市的重心在马牧河以北的月亮湾小城，世俗军政活动和宗教祭祀活动都集中在那里，故在小城内的东南部和西北部各有一组不同形态的大型建筑群。而到了三星堆文化后期，遗址增加了大量的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商文化要素，青铜工业有所发展，具有长江中游地方特色的商文化酒器如铜尊等，以及三星堆自身创制的铜神像、人像、动物、植物和组合铜供器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这时期的三星堆城市向南发展，除了在大城的东北部出现了“仓包包小城”外，城市功能分区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以横贯城市的马牧河为界，城北部为世俗区，城南部为宗教区的分别开始突显[4]。

到了三星堆第三大期即十二桥文化期时，在三星堆文化末期就已经出现的尖底器和圜底器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具有指征性的陶器，铜器工业似乎已经停止，迄今未在遗址范围内发现这一时期的铜器。城址的形态和规模虽然没有变化，城内遗存却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一是从三星堆城西城墙北段入城穿城而过的河道，在这时已经改道干涸，在原先河道内出现这时期的垃圾坑；二是月亮湾小城内的青关山宫殿区已经废弃，一些普通居民搬上了宫殿所在土台，他们随意丢弃垃圾，青关山主土台与北土台（或以为是北城墙）之间的深沟很快被这时期的堆积填平；三是三星堆小城的宗教祭祀区自从神庙遭到破坏，庙内的像设和供奉礼仪被埋藏以后，宗教祭祀区已经衰败，原先居住在这里的神职人员迁往他处，只有少许普通居民住在土台上，因而在这一地区只有少许十二桥文化的堆积3。

自三星堆都城废弃以后至今，三星堆遗址经历了三千余年的河水泛滥、暴雨冲刷和人为破坏，遗址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城址四周原完整封闭的宽厚土筑城墙只剩部分残段，但城邑的轮廓在地表仍然清晰可辨。城邑平面形态呈北窄南宽的梯形，其中北城墙已经被鸭子河全部冲毁，北部城区也被鸭子河水冲毁了一些。由于城内还有一条名为马牧河的河流从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马牧河历史上的改道和摆动，将城址中部的一些文化遗存和东、西城墙的南段冲毁。三星堆文化时期城的东、西长度在1800米以上，南城墙长约2000米左右，城内面积达3.5平方千米。现存外城墙的长度，东城墙约1090米，南城墙约1150米，西城墙约650米，北城墙可能已经全部无存。城墙用土堆筑，墙基一般宽40余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城内已经确认的三个小城，西北的“月亮湾小城”西城墙与大城共用，东城墙也还保存，但南、北城墙却已基本被毁坏。月亮湾小城中西北人工逐渐垒叠的青关山土台还高于周边地表2～3米，土台上层层叠压着不同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最上层最大的一座建筑基址（F2）长度超过了50米；小城东南部月亮湾地点也有掩埋在地下的大型建筑基址，并出土过多种瓦件。西南的“三星堆小城”绝大部分已经被马牧河冲毁，存留至清代的被称作“三星堆”的三座隆起于地表的土筑土丘（现仅存半座），可能是在城墙上加筑有建筑台基的小城南城墙的残段，城南还有宽20米左右的城濠，城濠西南有铺垫平整的广场，已经在这个广场上发现了8个掩埋有大量宗教用途的器具，从而推断其东北的小城应是三星堆城的宗教祭祀区域。在城邑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保存基本完整，城内情况不明，只是从该城发现存储有玉石制品的成品和半成品的窖藏来看，推测该小城有三星堆城手工业作坊区的可能性[5]（图2）。

图2 三星堆遗址重要遗迹分布图

（底图来源：“古蜀国遗址”2012年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材料）

从三星堆遗址发展历程和保存现状来看，第一大期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古城林立，已经发现的周围有城墙城濠的遗址就有新津宝墩、郫县古城村、崇州双河场和紫竹、大邑盐店和高山、温江鱼凫村、都江堰芒城古城[6]等。三星堆这一时期的遗址规模尽管也很可观，但却还没有发现城墙城濠4，且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和遗迹多叠压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堆积和遗迹之下，不便进行揭露和展示。除了三星堆古城以西的仁胜村地点等区域，因其没有被三星堆文化堆积叠压而便于展示外，三星堆建设遗址公园应该选取第二大期即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城址作为规划范围。而三星堆第三大期即十二桥文化的遗存尽管位于遗址的最上层，但这一时期的遗存支离破碎，还没有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遗迹可以展示，并且十二桥文化的中心聚落已经迁移到成都城郊的金沙村一带，金沙遗址公园早已经建成开放，三星堆遗址公园应该与金沙遗址公园有所区分，各有侧重。以三星堆文化及其城址作为三星堆遗址公园的主要展示对象，这应该是首先明确的一个认识。

要规划和建设三星堆遗址公园，需要有能够准确反映遗址历史、现状、特点和价值的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才能在保护的前提下编制好遗址公园的建设规划。先前编写和公布的《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因为当时遗址的考古学基础研究还不到位，其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只能采用笼统画大包围圈的方式，并没有体现三星堆遗址的保存现状，把遗址范围及其周边地区的田地、村社、民居等都囊括在遗址保护区划中，增加了保护和管理难度。如果将遗址的保护范围主要限定在城址的濠沟以内，并将城址以西的三星堆第一大期遗存的西部也纳入保护范围，而将城址以内被水冲毁、没有遗址相关文化堆积的区域从保护范围中剔除，与城址周边地带一起作为遗址建控地带。这样的保护区划或许更符合遗址的实际情况，也降低了保护和管理难度，相对容易实施保护规划，更有利于展示利用。

通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现在已经明确，三星堆遗址是延续了三个文化时期的大型遗址，遗址的主体部分是三星堆文化的人们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沱江流域中心聚落废址上建立的城邑，有可能是古史传说中古蜀国在成都平原建立的第一个王朝柏灌王朝的都城遗址（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从公元前1600年前后三星堆古城开始兴建，城邑北部规模宏大的城墙、大型公共建筑等重要遗迹和遗址的主体遗存都是这一个时期的遗留。大约在三星堆文化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三星堆社会出现了神权凸显的礼制改革，新的宗教祭祀区在城西南的马牧河南岸开始形成。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三星堆古城似乎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故，都城已经退变为普通城邑，三星堆宫殿区和宗教区的功能不复存在，宗教区神庙遭到损毁，残损的祭祀用具被掩埋到附近的埋藏坑中。三星堆城衰落后，城中的主要居民很可能迁移到了今成都市郊一带，在那里新建立了金沙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三星堆遗址尽管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三个时期遗址的文化堆积分布范围也有相当大程度的重合，但三个文化的聚落分布还是有较大的错位和增缩。在三星堆第一大期宝墩文化之时，当时的聚落虽也跨越马牧河南北，但分布重心偏于遗址的中西部，西侧超出后来的三星堆城西城墙，一直延伸到仁胜村以西的位置。三星堆遗址第三大期即十二桥文化时期的聚落范围缩小，主要散布在三星堆城西北城区的青关山一带，周围其他地点呈散点式的分布，不少地点在三星堆文化堆积层上不见这一时期的堆积。这种遗址的三个时期的错位分布状况，为三星堆遗址公园规划的展示方案提供了启示。如果要考虑在遗址上展示三星堆遗址发展的全过程（笔者以为，这种过程通过博物馆陈列予以展现，可能更合适），可以将遗址西部没有被三星堆文化城址叠压的遗址西区作为三星堆文化兴起以前的遗址展示区，以仁胜村地点为中心展示三星堆第一大期宝墩文化的聚落形态，包括房址及其附近成排的墓葬，以阐述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三星堆国家都城建立的基础；而将三星堆遗址第三大期即十二桥文化的展示区，集中在三星堆古城北部相对孤立的西泉坎地点，该地点周边的三星堆文化堆积都已经被河水冲毁，不会与三星堆文化的遗存发生混淆，可以相对单纯地展示衰落时期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是第二大期即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城址，其延续时间较长，分布范围较广，文化遗存丰富，这一时期遗址的特点也最鲜明。三星堆文化时期遗址的基本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图3):

图3 三星堆遗址保存现状（上）及

城址复原方案之一（下）

（作者自绘）

一是被河流制约的城市形态和方向。三星堆古城选址于一条大河（鸭子河）的南岸，另有一条大致平行的河流马牧河穿城而过，将城市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这是三星堆城的一个鲜明特点。由于成都平原的河流基本上都是西北至东南走向，故沿着河流建设的城市，临河一侧的城墙通常也不是正方向，以此为基准营建的城邑也就随之呈现倾斜形态。三星堆城如果以河流来水方向为背向而以流往方向为面向的话，城市的朝向就是坐西北朝东南。又由于城市北面和中间都各有一条西北—东南流向的河流，城内外的人们往来于南北方向因有河流阻隔多有不便，向东南或向西北出入城市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主要城门及出入城市的主干道也应该以西北至东南向，次干道才是南北方向。受到城邑形态和城内道路的制约，三星堆城内的大型公共建筑和礼仪场所，也都修筑成坐西北朝东南，从而成为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的形成却是河流水环境导致的。

二是被河水分隔的世俗和宗教空间。三星堆城址的平面形态大致呈北窄南宽的梯形，马牧河将城市分隔为南北两部分。在马牧河北的城市北部，分布着多组大型建筑群，但却没有发现多少具有宗教祭祀色彩的遗物，该区域应当属于三星堆城的世俗行政区。与此相对应的是，在马牧河南的城市南部，发现了不少具有浓厚宗教祭祀色彩的遗迹和遗物，如三星堆的3个土台（可能是在进行土筑城墙建设）、1个埋藏广场、6个埋藏坑，以及大量神像、人像和供奉用具等，都说明该区域应当属于宗教祭祀区。世俗空间与宗教空间分离，中间以河水分隔和联系，这是三星堆都城形态的显著特点。

三是南北二分和东西并列的城邑结构和分区。三星堆城除了有一条被人工管控的河流东西横贯全城，将城邑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外，城内的中央还有一道南北向的宽大的城墙和城濠，将北城和南城各自又一分为二，形成了西北、东北、西南和东南4个城区（或3个）5。在这个“田”字格的城市分区中，可能围绕着宫殿、神庙等重要建筑群可能还有更小的小城（宫城之类），除了东北小城南部的“仓包包小城”外，西北小城内可能还有青关山小城，西南小城内可能还有三星堆小城。如果是这样的话，三星堆城从外至内分为外郭、中城、小城三级，并且外郭与中城不是层层相套，而是用河流和内城墙进行大致对称的分隔。这样的逐层分格的城市规划，很有特色。

四是两分的城内大型建筑布局。三星堆城南、北两个城区有不同功能。在最早也最重要的西北城区内，有两组不同的大型建筑，月亮湾大型建筑群在城中偏东南，青关山大型建筑群在城中偏西北，二者前后错位布局。月亮湾建筑群被水冲毁一半，整体形态还不清楚，但已经探出的形态似乎原先为面阔大于进深的横向基址，附近出土过多种瓦件，可能是加固屋脊和屋檐的盖瓦。青关山建筑群为两侧密列方柱的长度超过50米的长纵向屋，房基附近没有瓦件发现，可能屋顶覆以茅草或树皮。鉴于青关山建筑群具有守旧的神秘性质，该建筑群使用者可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神权贵族，也有特殊用途如国家府库的可能性6；而月亮湾建筑较宽的面阔更接近于普通建筑，其主要使用者更像是世俗贵族。

五是以太阳神为中心的三神崇拜体系。目前已发掘出遗址埋藏的三星堆人神庙中基本完整的像设和陈设，这些器具包含了青铜、黄金、玉石、象牙等多种材质，人首鸟身的三尊主神、象征宇宙东西两极的太阳神树、多层人兽与器具结合的供奉用具、大量的真人大小立人像，以及人们在仪式中使用的仪仗礼仪用具。这些重要文物表现出三星堆人以像生的太阳神为核心的宗教崇拜，展现出三星堆文化强烈的宗教热忱和独特的宇宙观念，折射出三星堆社会统治阶级的二元结构，赋予三星堆遗址和文化重要的具象和抽象的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文化既然特征鲜明，三星堆遗址公园规划和建设如何体现这些特征，就是主持遗址公园规划和建设之人应该关注的问题。理想的三星堆遗址公园需要具有城址的整体性，在园区边界和结构上，应该体现城址的亲水、崇水和控水的特征；在园区的分区和功能上，应该体现城址南、北区的分别以及二者的形态和边界；在园区节点和展示重点上，应该体现三星堆城址内世俗和宗教二分的建筑特色；在园区的标识和展示内容上，应该体现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和三神信仰；在城内道路和园区游线上，也需要能反映遗址历史发展或功能排序的逻辑序列。

接着我们讨论三星堆遗址的价值，以及基于价值认知的遗址公园建设策略。

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在三星堆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等材料中，都曾作过一些归纳，不外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之类。笔者曾经评述过目前关于遗产价值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目前关于文化遗产价值的评判，存在着对于遗产价值属性缺乏认知、对遗产价值类型分析错误、大多数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都不够准确或意义不大等问题。三星堆遗址是通过考古工作发现和认知的古代遗存，该遗址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先秦文化的演进过程，对于认识三星堆文化时期四川古代国家的历史，对于理解传说时代古代蜀国的面貌，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或意义，当然都属于往昔价值即历史价值。这些历史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就遗址纵向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三星堆遗址跨越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三个文化时期7，延续时间长、文化堆积厚、埋藏遗存多。因此三星堆遗址的分期编年成果，可以作为一个标尺，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许多遗址串联起来，从而构建公元前2500—前1000年间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古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序列[1][8]。考古学家看重三星堆遗址，不仅仅在于三星堆埋藏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还在于该遗址是一个考古学上的典型遗址，它是三星堆文化命名的代表性遗址，它与成都金沙遗址等一起，构成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先秦物质文化发展的标尺。

就遗址中三星堆文化的城址来看，三星堆城的规模虽不算同时期最大，但城的结构复杂，规建极具特点，遗存种类也相对全面。最终形成的三星堆城是将都城规划在一条河流的两岸，河的北岸布置宫殿等世俗建筑，河的南岸安排神庙等宗教祭祀建筑，当时三星堆人有可能是按照一种两分或三分的观念来规划他们的城市空间：城市居中的河流代表着“水”，它既分隔又联系着河北面人的空间与河南面神的空间；人是足踏大地的，神是高居天上的，人的空间可以象征为“地”，神的空间可以比喻为“天”。水与天、地构成了一种哲学上的基本关联元素，如果推论不误，这正是后来道家思想的基础，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图4）。

图4 三星堆城规划模式示意

（作者自绘）

就城市规划对后世都城的影响来看，三星堆城的城市被河流切分为北、南二城，并有内城墙将北、南城各分隔为两个区域，西北城区是城市的行政中枢，最为重要。这种城市规划思想可以简称为“法象上天”或“法天象地”的思想，影响到了三星堆国家以后的四川盆地先秦国家的都城建设，金沙遗址、东周成都城址，都体现了这种规划思想。秦灭巴蜀后，该规划思想被秦帝国营建新咸阳所采用，对后世的都城建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统一帝国的都城秦都咸阳、西汉长安、隋唐洛阳都可以看见这种规划思想的烙印。三星堆城的规划思想是中国两大城市规划思想之一，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有重要贡献。

就遗址文化因素的多样性来看，三星堆遗址无论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还是在其前的宝墩文化或其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都是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重要大型聚落，集聚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及其文化因素。从宝墩文化时期南、北交汇的文化因素，再到宝墩文化晚期至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及随后的商文化、长江中游文化等因素，再到开启十二桥文化最早特征的峡江文化因素（如尖底器等），三星堆遗址都堪称多样文化的渊薮，它是公元前2500—前1000年间这一地区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的实物见证。

就三星堆遗址文物的独特性来说，城址南部宗教祭祀区以名为“三星”的三个高耸土台为标志，在这里的神庙中供奉着三尊巨大的凸目尖耳、人首鸟身的神像，其余神像也都呈数字“三”或三的倍数。这有可能是早期道教三神系统（即天官、地官、水官这“三官”）的雏形，为以后产生于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早期道教奠定了基础。三星堆的像设造型及陈设组合极具想象力，是基于三星堆人哲学思想和神话传说的宗教造像，在宗教思想、审美意识、像设配置、像设造型方面上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不同于中国夏商周文明和其他域外文明，为研究商代四川地区和长江流域的造型艺术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星堆遗址的现世价值即当代价值，也就是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或社会具有的作用[9]。首先可以排除的是科学价值，因为三星堆遗址所反映的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念、天地认知、城市规划、建筑技术等，已经属于过去的知识体系，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会再借鉴和运用。至于艺术价值，也就是三星堆青铜像设和陈设造型对当代艺术家、艺术创作和艺术取向的影响，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过，三星堆遗址及它的当代价值，恐怕更主要的还是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类本来就具有怀旧情结，三星堆遗址及其文化承载的古老历史，具有的独特面貌和强烈的神秘魅力，足以勾起人们对这个遗址的向往。来自国内外的公众千里迢迢来到三星堆遗址参观，三星堆遗址所在的村社、地区乃至国人也因此产生某种拥有感和自豪感，正是这种精神情感促使地方积极建设三星堆博物馆以及三星堆遗址公园。

在掌握该遗址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了该遗址的特点和价值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可以重启遗址公园的规划和建设了。因为只有明确遗址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才能在规划层面突显最能代表该遗址的历史辉煌、本质特征和突出价值等遗址要素。

三星堆遗址由于三星堆埋藏坑的发现，在1980年代“一出惊天下”，不仅学术界高度重视三星堆，国内外社会公众也很关注三星堆，希望能够亲眼看看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也期盼能够到三星堆遗址领略身临其境的临场感。三星堆出土文物没有专门的博物馆可供陈列、三星堆遗址没有展示条件的问题迅速凸显出来。故在1986年一、二号埋藏坑出土文物公布不久，广汉市有关部门就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达成协议，由广汉市贷款出资，在三星堆遗址东北角被洪水冲毁的地域规划建设了三星堆博物馆8。该博物馆通过收藏和陈列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比较全面地向公众展现了三星堆遗址的发展进程和历史意义。三星堆博物馆开馆后，由于该馆是我国较早规划建设的遗址博物馆，再加上其陈列设计采用了当时国内还较少采用的讲故事的手法（当然这个故事讲得是否确切，另当别论）[10]，观众一直络绎不绝。

三星堆遗址的遗址博物馆先于遗址公园规建。当初建设博物馆主要是为满足观众在遗址附近能近距离观摩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需求，没有过多考虑引导观众参观三星堆遗址，因而在进行博物馆馆舍和园区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如何建立与三星堆遗址的游线联系。不过，三星堆遗址、尤其是埋藏坑所在地毕竟是远道而来观众的心仪之地，为了满足观众到遗址现场参观的要求，21世纪初，三星堆管理委员会依托三星堆博物馆开始了筹建遗址公园的行动。当然在建设过程中也经过了体制机制的反复、规划建设的失误等波折9。尽管有过波折，经过一段时间的规划建设，三星堆遗址公园还是初见成效，于2005年向公众开放。201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首批规划建设的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遗址公园成为其中之一，获得正式授牌。

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三星堆遗址核心区，以三星堆文化城址和三星堆博物馆为主体。管理委员会基于馆园一体的理念，将博物馆陈列与遗址展示相结合，以考古工作和研究为基础，以博物馆陈列为核心，以遗址遗迹和景观展示为外围，完成了三星堆城址的西城墙、月亮湾内城墙的土地流转，租赁了三星堆埋藏坑区和青关山宫殿区的土地，进行退耕还草的标识。利用三星堆北的河堤、穿城而过的公路、城内乡村道路，兴建了从博物馆西侧至西城墙、从西城墙至月亮湾至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计4.8千米的游道，基本形成了遗址展示游线。在原三星堆土垄和埋藏坑地点复制了一、二号坑，按照城市小型园区的惯用做法建设了祭祀区的想象景观。此外，在西城墙的“西水门”铺设了木质参观栈道，利用月亮湾城墙的解剖探沟建设了城墙夯土断面保护展示棚。通过这些建设，具有了展示节点，贯通了展示游线，三星堆古城的部分信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连同管理用房、观景平台、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遗址公园初具规模，并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10。

三星堆遗址公园现状是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渐建设形成的，重视博物馆陈列和保管而不那么关注三星堆遗址的展示和管理，是过去一直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遗址重点区域的确认、遗址重点区域的保护管理措施，到遗址不同区域土地的流转、遗址整体展示的构建，再到遗址节点的处理和节点间游线的连接等，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还不够。21世纪初三星堆遗址公园启动规划和建设之时，三星堆遗址的内城墙除了月亮湾城墙和三星堆城墙外，其他还没有探明，青关山大型建筑群还没有揭示，月亮湾大型建筑基址还无线索，三星堆埋藏坑也只发现了一、二号坑，埋藏坑区以及其他埋藏坑还没有发现。考古学界对于三星堆遗址的研究，重在纵向时间过程及其发展节奏，而对横向空间分布和功能分区研究不够，而遗址的展示和遗址公园的规建，尤其需要掌握遗址布局结构、重点节点、出入路径等方面的信息。此外，1986年三星堆两个埋藏坑被发现以后，学术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两个埋藏坑及其中的埋藏器物，关于这两个坑及出土器物的埋藏年代、埋藏性质、功能推测、背景推测、历史演绎等的分析和阐述数以百计，但这些研究结论大多与遗址公园的建设关联不大。这些都影响和制约了三星堆遗址的展示（包括博物馆陈列的内容设计）和遗址公园的建设。

二是三星堆遗址重点区域的土地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三星堆遗址范围内的重要遗迹所在土地，尽管经过三星堆管理委员会多方努力，已经将三星堆博物馆所在区域、三星堆残垄、月亮湾城墙和西城墙土地共约25公顷征收流转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另租赁了三星堆埋藏坑区域、青关山土台等土地27公顷。但三星堆古城的东城墙、南城墙、仓包包小城城墙、月亮湾大型建筑区的土地还没有流转或租赁。由于只有部分城墙土地进行了权属流转或租赁，既不利于遗址地上遗迹的保护控制，也不利于对遗址进行三星堆城址轮廓的标识展示。此外，先前由于过去的三星堆遗址保护范围划得相当大，重点保护范围都有6平方千米，超过城址面积（3.5平方千米）近一倍，而遗址土地权属流转的面积仅0.52平方千米（包括租赁土地面积），仅及城址面积的七分之一，二者形成很大的反差，不利于城址的整体保护和重点展示。

三是三星堆遗址公园整体展示目标还没达成。三星堆遗址公园是展示整个三星堆遗址，不仅仅是三星堆遗址中个别重要遗迹的展示园区。由于遗址只有部分重要遗迹的土地完成了权属流转，目前三星堆遗址的核心三星堆古城，也只有西城墙、月亮湾城墙和三星堆祭祀区的局部进行了展示设计，还没有能够完成三星堆城址的边界、北城区与南城区之间界线、城内小城城墙的系统植草或补缺标识，城址还不能以一种整体的古都遗址的面貌呈现给公众。城址内的青关山、月亮湾大型建筑基址这样的具有标志性的遗迹，也还没有纳入遗址公园的展示建设计划。

四是遗址公园某些展示设施建设不当。三星堆遗址公园目前的展示设施绝大多数都是2003—2004年间建设的，那时正是三星堆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广汉市三星堆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三星堆遗址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的时期，企业当然比较强调三星堆遗址的经济价值，强调快速建设和早见效益，遗址公园的建设规划没有深入研究和仔细推敲，造成一些不当建设。例如三星堆一、二号坑展示设施建设没有经过前期考古工作，结果把重要的真文物压在新建的“假古董”下，现在不得不全部拆除；再如月亮湾城墙保护展示棚，需要展示的城墙断面密布粗大的柱子，遮挡了城墙断面的地层剖面，完工不到十年又重新建设。此外，三星堆残堆及一、二号坑的景观设计，也是城市小区的景观模样，不像遗址公园的景观[11]。

针对三星堆遗址公园存在的问题，未来三星堆遗址公园的规划和建设应该在深入和全面研究遗址历史、特点和价值的基础上，根据遗址范围内村社、居民、农田和房舍的实际情况，做好遗址公园规建的研究，在《三星堆遗址保护规划》修编的同时11，编制出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现实性的可操作的《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笔者对总体框架的初步设想如下：

三星堆遗址公园既然是国家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国家一级为了保护国家具有代表性的遗址类文化遗产，依托古遗址所设立的国家拥有、国家管理、国家运营的为全体国民提供学习、怀旧、旅游和休憩服务的公共园区和设施。因此，三星堆遗址公园的国有化程度无疑是衡量其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项重要指标。三星堆遗址从所在区位来说属于乡村型，乡村的土地属于以村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设计和政策规范下，遗址土地所有权名义上为村集体，使用权实际却为村民家庭，有的家庭还将土地使用权承包给他人，进一步增加了土地权属的复杂性。成都平原本来就人多地少，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很高，目前三星堆遗址的土地都属基本农田，对全部遗址范围进行保护管控难度很大，需要区分遗址最重要遗存所在地块，优先采取保护措施。

三星堆遗址范围内按照遗存的分布状况，本来可以划分为有重要遗迹露出的重点保护区，有地下遗存埋藏的一般保护区，没有遗迹埋藏的建设控制地带三级（图5上），遗址公园建设的土地利用也适合依次采取征购土地流转土地所有权、租赁土地改变用地性质、维持原有土地权属和用地性质但适度管控这三种方式（图5下）。然而，由于三星堆遗址范围内有遗存埋藏的区域，通常位于较高的台地上，这里散布着世代生息在这里的村社居民的住房、园地和农地，在目前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情况下，难以采取将遗址内居民全部迁出遗址的行政措施；而被洪水冲毁的遗址范围内的土地位置较低，相对较少村社居民的房屋和园地，现在呈现相对单一的农田景观（往往是一季水稻，一季小麦或油菜），适宜于发展集约化的大农业。因此，三星堆遗址公园比较具有操作性的园区土地利用途径是：全部征购三星堆遗址耸立在地表的重要遗迹（如内外城墙、青关山土台、三星堆土垄）和最重要的地下埋藏区（如三星堆埋藏坑区）的土地，这些遗迹占地面积不大，且并不适宜农业生产，今后也不可能再转为他用，征购作为遗址公园展示区使用的公共用地比较合适。采取股份制或“反租倒包”的方式，由三星堆管理委员会与当地村社共同组织合作社，将遗址低处没有地下埋藏的土地集中起来，消除目前的田埂界限，发展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根据季节种植单一作物，从而营造三星堆遗址穿城而过的河谷景观。至于三星堆遗址的主体即地下遗存保存较好的区域，维持现有的土地权属和土地利用方式，在文物保护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下，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在保证重点保护区遗迹的保护、展示和景观的前提下，统一规划该区域的交通道路、旅游道路、停车场所、保障设施等，从而使该区域成为延续川西农村传统的新农村景观。

图5 三星堆遗址保存区划建议（上）及

遗址公园土地利用规划建议（下）

（作者自绘）

如果三星堆遗址解决了土地权属和用途问题，基于考古工作和研究对遗址的认识，选取遗址最具代表性的三星堆文化城址作为主要展示对象。首先依托并加固地表的既有城墙，标识残毁部分城墙墙段，疏通城墙外的城濠，使古城边界更加清晰，城内分界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三星堆北城重点保护和展示青关山土台及其大型建筑基址；三星堆南城重点标志展示三星堆土垄并原址展示六个埋藏坑及其场所。然后，按照从三星堆博物馆沿东城墙外南下至“仓包包小城”东南角外，转入城内沿“仓包包小城”南城墙前往“月亮湾小城”，观览三星堆国家的行政中心后，登月亮湾城墙遥望河对岸的南城宗教中心，向南跨越马牧河进入“三星堆小城”，参观三星堆土垄和埋藏坑现场，最后从西城墙的“水门”出城，沿西城墙北上至鸭子河堤东转回到三星堆博物馆（或从三星堆埋藏坑至考古工作站旁公路上车）的顺序设计游道和游线，从而将三星堆遗址公园的区域、节点和功能区联系起来（图6）。

图6 三星堆古城展示分区和游线设想图

（作者自绘）

三星堆遗址公园是在建设和运营相当成功的三星堆博物馆的基础上建设的，如何将博物馆与遗址很好地系联起来，使博物馆成为遗址公园的展示窗口，引导中心和参观的起点，做到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一体化，也就是馆內陈列与馆外展示、可移动文物陈列和不可移动文物展示、文物保护展示与环境景观保护营造、保护与管理的一体化，是今后三星堆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和运营所要关注的问题。三星堆遗址既有的博物馆运营经验，尤其是当下三星堆三至八号埋藏坑发现和发掘的契机，三星堆遗址受到国家、地方、行业和公众越来越多的重视，博物馆正在扩建中，遗址公园建设规划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并拟以三星堆遗址公园为依托构建“四川广汉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我们有理由相信，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和建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今后的管理和运营也会如同三星堆博物馆一样成为遗址公园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