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祥：绘制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长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中原农耕民族及周边各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近代以来，西方和日本学界持续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开展研究，形成了“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南北二元对抗论”等多种话语体系，妄图割裂其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因此，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与错误思潮做斗争，成为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研究、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
岗嘎墓地2014年度考古发掘现场（东—西） 图片来自作者
2012年8月，“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该项目采取以考古学为主导，结合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式予以推进，力争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就要求在呼伦贝尔地区系统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蒙古族起源研究提供系列考古实证资料的同时，还需组织学术团队编写出版与蒙古族起源具有密切关系的系统性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以廓清国外学界关于蒙古族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民族起源、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北方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维护国家统一、文化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在此背景下，2017年8月，《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的撰写工作正式启动，并于2021年8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面梳理古代北方民族史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以中国历史上活动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匈奴、乌桓、拓跋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契丹、库莫奚、室韦十个北方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族别史体例整体设计，总计约270万字。全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这些北方民族的族名族源、历史变迁、政治制度、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民族关系、迁徙流向等做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具体而言，《匈奴卷》全面探讨匈奴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匈奴政权与两汉政权并存近三百年，其间和亲与战争交替出现，呈现出多样性的民族关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全面、深入、广泛的交流正是由匈奴开始的。《乌桓卷》深入研究了东胡和乌桓的历史，并针对乌桓的源流、乌桓山等历史问题展开讨论，肯定了乌桓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拓跋鲜卑卷》将公元386年以前的拓跋鲜卑历史概括为“大鲜卑山”“大泽”“匈奴故地”“盛乐”等几个时期，并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就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之前鲜卑拓跋部的历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柔然卷》对柔然的名号与来源、历史发展脉络、政治军事制度以及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做了系统研究，论述了柔然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突厥卷》以汉文史料和古代突厥文碑铭材料为基础，结合相关考古材料，对突厥的族名、族属来源、政权内讧、西突厥政权形成、于都斤山以及突厥的社会结构、官职、分封制、可汗继承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及其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做了系统研究。
《回鹘卷》探讨了回鹘的名号、来源，以及8至9世纪的漠北回鹘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其与中原政权和周边各族关系。《黠戛斯卷》探究了黠戛斯的族名族源、历史变迁、政治军事制度、经济生活，与唐朝及北方诸族的关系及其文化习俗，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和全面研究黠戛斯历史的学术著作。《契丹卷》主要针对契丹族名、族源以及早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对外关系、文化习俗展开研究论述，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中外学界研究中比较薄弱的辽朝建立以前的契丹早期历史面貌和发展脉络。《库莫奚卷》围绕库莫奚的基本资料、研究状况、族源、政治军事形态、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库莫奚与中原政权及周边民族的关系、文化习俗等方面做了具体研究，是国内外首部系统和全面研究库莫奚历史的学术专著。《室韦卷》利用文献史料和新的考古材料，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室韦的族名、族源、部落变迁、地域分布、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其考古学文化做了系统论述，是一部全面研究室韦历史与考古的学术著作。
注重运用考古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在编写过程中，注重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的运用，实现了在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如《拓跋鲜卑卷》在结合考古材料论述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同时，还系统梳理了对嘎仙洞遗址以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墓葬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历程。再如，《室韦卷》在结合考古资料论述室韦相关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围绕西乌珠尔墓地、谢尔塔拉墓地和岗嘎墓地等以谢尔塔拉文化为代表的室韦遗存，做了全面梳理和研究。
其他各卷亦根据具体情况，充分结合、运用考古材料，以达到证史、纠史、补史的目的，突出了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例如，《匈奴卷》充分利用了中国境内桃红巴拉、阿鲁柴登，蒙古国境内诺彦乌拉、高勒毛都等匈奴墓葬的考古材料；《柔然卷》吸收了相关碑刻及高昌文书等出土资料；《突厥卷》以《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突厥鲁尼文碑铭为重要研究资料；《回鹘卷》在以《默延啜碑》《铁尔痕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为研究资料的同时，还吸收了蒙古国四方形遗址等回鹘贵族墓葬遗存的考古发掘成果；《黠戛斯卷》充分利用了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与黠戛斯有关的碑铭资料；《契丹卷》在运用汉文、契丹文碑铭资料丰富研究内容的同时，还充分利用辽代早期的墓葬壁画、出土文物等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论证了与契丹早期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等相关的内容；《库莫奚卷》亦充分利用《奚国质子热瓌墓志》《李宝臣碑》《张茂宣墓志》等11方奚人墓志，以及其他与奚族有关的碑铭资料及相关考古材料。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是作为“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子课题而开展研究并撰写的一部书稿，全书所选取研究的十个古代北方民族，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亦与古代蒙古族存在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历史渊源，通过系统论述这些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变迁，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与古代蒙古族的历史关系。总体来看，这部书梳理、辨析了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科学评价了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变迁，及其与中原诸政权和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分析探讨了有规律性的问题，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地位、作用与贡献。
研究证实蒙古族源问题
中外学界长期对蒙古族源问题开展研究，并形成了匈奴、东胡、鲜卑、敕勒—高车、柔然、突厥、蒙汉同源、吐蕃、室韦、突厥与吐蕃混合、东夷等十余种观点。我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蒙古族祖源东胡，鲜卑—室韦—蒙古有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这是有着充分的文献依据和考古学证据的。《旧唐书·室韦传》称，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东经蒙兀室韦之北”。历史文献中关于室韦来源的记载，室韦和鲜卑译名根据相同，与早期拓跋鲜卑活动地域相同、语言相通、有代表性的风俗习惯相近等特征，可证室韦的主要部分应与早期拓跋鲜卑同源。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墓地、海拉尔区谢尔塔拉墓地和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则分别代表了7—8世纪、9—10世纪和8—10世纪的室韦遗存，为蒙古族主体来源于室韦，以及呼伦贝尔是蒙古族发祥地提供了有力佐证。
以岗嘎墓地为例，2013—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联合发掘，共清理出22座墓葬，以独木棺为主要葬具，随葬品丰富，具有典型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其年代为8—10世纪。岗嘎墓地的发掘，是21世纪以来呼伦贝尔草原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据《元史·祭祀志》记载，元代蒙古皇族以独木棺作为葬具，“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明叶子奇《草木子》亦载：“元朝官裏，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1999—2000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清理的一座位于沽源县境内的元代贵族墓葬中，亦出土与《元史·祭祀志》所载独木棺形制相符的葬具。岗嘎墓地独木棺葬具的发现，为元代蒙古皇族葬具形制找到了直接源头，是“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实施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考古成果。岗嘎墓地的考古发掘成果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在《室韦卷》中均有充分体现，为室韦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
岗嘎墓地M15出土玛瑙珠 图片来自作者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由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的。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对中国古代疆域、中西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面和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是北方民族历史与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