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阐释2023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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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2 09:33 来源:国际博物馆杂志国际博物馆协会正式公布
2023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
博物馆、可持续性和福祉
主题阐释（本刊译自ICOM官网 ）：
博物馆为我们的社区福祉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关键贡献。作为我们共同社会结构中值得信赖的机构和重要线索，博物馆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创造联动效应，促进积极变革。博物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支持气候行动和促进包容性，到消除社会隔阂以及改善心理健康。
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决议“关于可持续性和2030年议程的实施，改变我们的世界”（2019年，京都）所强调的，所有博物馆在塑造和创造可持续未来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它们可以通过教育项目、展览、社区参与和研究来实现这一点。
自2020年以来，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都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一系列目标。2023年，国际博协将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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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 全球健康与福祉：确保健康生活，促进各年龄段的福祉，尤其关注心理健康和社会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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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13 气候行动：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在北半球采取低碳做法，在南半球采取缓解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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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15 陆地生命：保护、恢复和促进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增强本地领导人话语，提高对生物多样性流失的认识。
在本刊2022年《博物馆与地方发展》专号中，特约编辑凯伦·布朗撰写《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福祉》一文对此有专门阐述。在此将全文发布，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主题。
博物馆与地方发展：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福祉
凯伦·布朗
对于博物馆和文物领域的专业人员而言，“放眼世界，立足本地”（Think global, act local，帕特里克·盖迪斯语）的能力已成为迫切要求。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领域内的从业人员承受了多方位的剧烈冲击，包括自然灾害、移民、各种冲突、战争、年轻人的事业以及相关的社会与环境挑战。
尤其在中低收入群体中，此类冲击尤为严重；面对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快速变化，他们更需要努力维持平等、福利和社区的恢复能力，而对于生活在偏远农村和岛屿的人们来说，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及环境动荡不安，且缺少获取资源的渠道，人口减少以及违背良知的发展都使得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博物馆和文物机构承担了重大的责任，旨在为21世纪的社区服务。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地，博物馆都是最受公众信任的机构之一，因此博物馆富有道义上的责任以促进社会团结与发展，确保在文物征集与管理过程中秉承传统的标准。基于此，博物馆与文物研究人员常会产生如下的疑问：“博物馆的宗旨究竟是什么？”如果21世纪的博物馆能够被视为关乎人类福祉的“复调空间”（polyphonic spaces，见ICOM官方网站，“博物馆定义”页面），那么除了要关注传统议题外，作为一门学科，博物馆学还需要关注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争议。
01
可持续性
对于学术领域、政策制定者和众多社区而言，“可持续性”一词的使用日益广泛，然而在博物馆学领域内，对这一术语尚未进行准确的界定。最近，国际博协将“可持续性”作为其优先考虑的领域之一。2018年，协会专门成立一个工作组，其使命是“帮助国际博物馆协会考虑如何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巴黎协定》融入协会各项活动，使之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内容，并对协会成员和成员博物馆提供支持，为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为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做出建设性贡献” （ICOM官方网站，“关于可持续性的工作组”页面；《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巴黎协定》，2016）。
同时，通过协会的地区性联盟组织、国际委员会、国家委员会以及专家委员会，国际博协也日益关注在应对一些紧急的、棘手的全球性问题时博物馆所能发挥的作用，包括气候变化、应急准备和反应、移民以及非殖民化。
在可持续发展行动中，关于博物馆与文化在全球的定位问题，表述并不清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即为人们所熟知的《布伦特兰报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该报告罗列可持续性的核心要素—环境、经济和社会，后来被称为可持续性的三大支柱，并将文化作为第四个支柱。
自那时起，生态经济学已提出一些新的方式，使人们更直观地考察可持续发展，例如“强可持续性”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人们的行为必须被限定在一定的环境之内；又比如“社会与人类活动边界的甜甜圈”概念，通过建设性方法讨论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的优先目标必须是创建一个健康的、公正的社会，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生活在完整的生态结构之中。
博物馆与文物机构均致力于保护各种财富，这不仅仅指文物本身，还包括社区和经济财富。与此同时，博物馆学家和博物馆专业人士把气候正义的宏观和微观层面视为一个系统性问题，并借此目前盛行的意识形态，同时通过减少消费以推动藏品的非殖民化进程，博物馆机构也以更道德的方式发展。研究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专家道格拉斯·沃茨指出：“我们的经济严重依靠消费，消费则直接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而这正是气候危机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我们认为虽然微观经济的任何发展都会推动宏观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使社会沿着一个危险的方向行进。”
近年来，文物研究领域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日益具有前瞻性，相关人员针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旅游业发展的行业道德、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战争遗产以及保护文化遗产等众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和探讨。国际博物馆领域也在逐步提高认识，承认其对文化景观的生态责任和义务，将其作为可持续未来的基本资源。为了应对社会变化，积极的可持续发展方法也在快速发展。
这些行动的前提是，博物馆可以为社区提供聚会、工作、分享和协调思想的场所，建立社会可持续性，并为共同利益促进个人和集体的福祉。要理解它们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中的作用，就意味着要改变我们对不同类型博物馆的认知—从多元文化城市环境中的大型国家博物馆到本土或原居民环境中的小型社区博物馆—并且认识到，在这里我们可以在人类福祉与地球健康之间维持平衡。
50年前，在1972年智利圣地亚哥圆桌会议上以及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中，这种推动地方全面发展的方式成为激辩的话题。在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解放神学和被压迫者教育学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集了来自博物馆、农业和发展领域中的积极分子，该报告建议博物馆应该聚焦于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最为积极的组织者之一雨果·戴瓦兰指出，“这一活动把两个不同领域—博物馆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内的专家学者汇集一堂以解决一个问题：将博物馆纳入发展过程”。
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的情况被完整记录，从档案中可以看出，这次会议诞生了所谓的“拉美”新博物馆学，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并通过反精英主义的理念与实践开启了文化领域内去殖民化的进程。正如其他期刊所论证的，这一学说与英国文化背景下的新博物馆学不同。
从那时起，以社区为基础的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在全球各地陆续建立，这些博物馆大多由草根阶层建立，代表了当地的发展；彼得·戴维斯对这类博物馆的定义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社区驱动的博物馆或文物项目”。1972年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的倡议以及同年发表的《世界遗产公约》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融为一体，面对当今的全球挑战，这些都能产生巨大的共鸣。究其原因，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博物馆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紧密联系，是建立社会可持续性和复原力的最有社区参与性、以福祉为导向的催化剂。从进步博物馆与地区发展日程的角度看，目前对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关注文化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CH），或“活的遗产”在社区遗产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当人们力图缝合过去、理解现在并规划有意义的将来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道德传统、传统手工艺技能、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以及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成为全球社区保持复原力的关键。事实证明，对于那些在生活中珍爱自然环境的原居民族而言，该公约具有重要意义，颁布时也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尤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因为公约认可了他们关于遗产的观点与世界观。
虽然公约自颁布之日起便广受批评，因为其有可能会强化二分法思维（西方和本土，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但事实证明，这一概念非常有助于解构那些影响我们理解遗产和“利用历史”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遵循生态博物馆学目前的研究方法，就需要改变关注的焦点：不再关注主观的、侧重个人健康与福利的事务以及博物馆仅仅聚焦于观众的做法，而是应该关注具体化学习、灵性和特定范围内的集体利益。基于此，学术圈和博物馆领域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博物馆学研究平台，这一平台可以影响日益增多的关于福祉与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国际辩论。
02
福祉
在不同国家，对于人类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西方的本体论并非全球唯一的标准。博物馆学研究揭示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过程性的集体记忆、传统的宇宙观和知识的代际传递如何共同推动博物馆与遗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有可能颠覆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和维系这一理念的思维方式。国际博协内的博物馆组织愈发关注“地球福祉”，社区主导的遗产研究进程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视为遗产。在英语世界中，对博物馆、健康和福祉的研究正在加速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把景观与自然在福祉的视野下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朱莉·泰勒提出的“作为治疗环境的野生空间”学说。其他的最新研究表明，公众参与博物馆活动能够带来巨大的健康福利，例如减少社会孤立、增强积极情绪、增加自尊与身份感等。
英国已建立了一个全国博物馆健康和福祉联盟（National Alliance for Museums Health and Wellbeing）。从2011年起，由托尼·巴特勒领导的“欢乐博物馆”（Happy Museum）项目同样广受欢迎，该项目综合考虑了博物馆对于福祉和可持续性的作用，尤其聚焦于鼓励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有趣的是，艺术治疗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
目前，文化和遗产研究机构面临愈发沉重的压力，因此必须证明它们对于社会的价值。在相关辩论中，英国博物馆协会在很多方面主导着公众思维模式的形成。英国博物馆协会为其会员博物馆罗列了一份关于健康和福祉的清单：精神健康、老年人福利、边缘人士的福祉、学习能力障碍与康复等。全国博物馆健康和福祉联盟以该组织之前的宣言—《博物馆改变生活》（2014）—为基础，对整个博物馆行业进行了一次调查。2018年，该协会发表了题为《作为福祉空间的博物馆》的报告，该报告就是调查的结果。调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与医疗保健部门合作的驱动力；二是认识到博物馆行业的参与及志愿者活动能够推动福祉发展、自信培养并拓宽人们的视野。
同样，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也投资了文化价值项目，研究艺术与文化对于生活的影响；安德鲁·纽曼负责了多个跨学科研究项目，主要关注痴呆症的研究（2018）。上述报告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对于英国的众多博物馆而言，参与健康事务意味着必须与卫生部门加强沟通并建立伙伴关系。
2018年，国际博协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简称经合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并发布了《文化与地方发展：影响最大化—地方政府、社群与博物馆指南》（Culture and Local Development: Maximising the Impact. Guide for Local Governments, Communities and Museums，以下简称《指南》），在《指南》中，健康与福祉被列为五个战略目标之一。2018年12月6日、7日，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经合组织“文化与地方发展”会议上，《指南》由经合组织、欧盟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首发。《指南》提供了评价和评估框架建构工具，包括伦敦大学学院的“博物馆福祉测量工具包”以及“艺术促进健康和福祉：评估框架”。
关于福祉的变化指标很难测量，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汤姆逊和查特基已经开始研究“博物馆福祉测量工具包”，同时，英国一项名为“参与”的调查发现参观遗产地所带来的福利价值约为每人每年1646英镑。调查对象平均年龄47岁、有工作且平均每年参观3.4个遗产地。评测社会福祉价值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018年，在福利经济体政府组织（包含苏格兰、冰岛和新西兰）的议题中，这一问题也愈发紧迫。为了解决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尼古拉·斯特金在2019年的TED演讲中提出了一套以福祉价值衡量社会财富的方法，而不再主要聚焦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事实上，在英国的国家彩票遗产基金和其他的资助机构中，福利都是资助重点（国家彩票遗产基金，2018）。
《指南》主张，博物馆应该与就业机构、社会服务中心、医院和监狱等机构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项目。经济学家努力量化遗产对于人们的价值，这一努力与《指南》的努力类似：《指南》倡导博物馆与地方政府合作，将其视为合作伙伴和推动者，以便推动地方层面上中央政府社会服务和州政府社会服务的去中心化，这些服务涉及教育、培训、就业培训、健康和福利等方面。
《指南》中的一个内容是讨论博物馆中的志愿服务，以及这种志愿服务如何推动当地的发展，“并非是为了节省工资支出或者寻找替代工作人员，而是因为志愿者们带来了新的技能，并且能够将民众与遗产联系在一起，从而促使社区与博物馆联系在一起，同时还能够创造机会增加社交能力，提高一部分志愿者的就业能力”。《指南》继续指出：“志愿者……还能帮助弥合博物馆思维与当地发展问题之间的差异。”在实践中，志愿服务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但与此同时，如果志愿服务过多的话，也会给遗产领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在经济衰退期以及就业机会不足时，抑或大多数的社区遗产项目领导人是那些经验丰富却无法吸引年轻人推动项目发展的退休志愿者之时，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虽然不断发展的旅游业能够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并非没有风险，例如如果对传统或文化景观的开发成为掠夺性的、损害了当地福祉的时候，风险就会出现。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很多当代生态博物馆成了博物馆界的典范，例如意大利生态博物馆与“慢食”意大利之间的创造性联系，再比如苏格兰斯凯岛和凯特兰生态博物馆的案例。在思考如何应对地球所面临的挑战时，我们应该放眼全球，但是在采取具体行动措施时，我们应该立足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03
以社区为基础的博物馆
遗产是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社区整体，还是社区中每一个成员或者成员组织都应该视之为一种不可再生但是充满创新的资源。推动发展的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众的—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近年来，全球化的进程促使人们通过社区遗产以追求“本地感”“地方感” “自身感”。因此，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虑如何把上述关于可持续性和福祉的国际关注转化为当地背景和观念。基于此，本期刊登的文章对“地方发展”会有不同的阐释，但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博物馆个案分析属于例外，对于这一类博物馆而言，更加普遍的社区参与和行动对于本地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近十年来，博物馆研究领域开始重视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关系问题，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博物馆在社会包容、参与和行动主义方面的责任。然而，在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还是无法通过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比较彻底地解决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问题。在不同的背景下，社区博物馆的定义各不相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在这个问题上，最具建设性的方法是谈论“以社区为基础的博物馆”，表明社区博物馆学能够促进地方发展。
这些草根阶层的社区博物馆的一个特征在于，它们并不符合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因而常常缺乏来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建议、财政支持和关注。为了能够持续发展并相互扶持，这种类型的博物馆需要在本地或者跨国、跨地区进行合作，结成网络，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1985年出现了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MINOM），2000年成立了美洲社区博物馆网络，2016年意大利生态博物馆平台成立（Drops website），此外还有（本期刊物将要介绍的）巴尔干博物馆网络和新的萨斯喀彻温生态博物馆网络，上述这些网络的成立充分说明了草根博物馆进行合作的益处。
目前，一个新的苏格兰草根社区博物馆网络也处于规划之中。社区博物馆学打破了博物馆和学界的等级制度，建立相互间的平等地位，以此与社区建立联系，这一学科也常常与遗产研究工作交叉、重合。采用布鲁诺·布鲁伦·索耶斯称为“反思法”的博物馆研究方法对社区博物馆进行研究，需要批判性地认识自身的主体位置，并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相关方—也包括遗产社区本身—进行合作，并且承认西方文化的思路并非当代博物馆学的唯一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