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之舟 ——浅谈巴蜀地区船棺葬的外来文化因素
人类发展以来，各种葬式葬制不断更迭变换，表现出各族群对丧葬文化相同又不同的敬畏与信仰。其中，属于巴、蜀的较有特色的葬制——船棺葬，便是一种独特的类型，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巴蜀地区地处内陆，土壤肥沃、降水充足、气候宜居，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涪江、岷江、沱江、乌江等穿流其间，带来了舟楫灌溉之利，也适宜发展渔业，奠定了巴蜀文明起源的基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将“船棺葬”定义为：“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独木舟形的棺木为葬具……中国的船棺葬分布在四川省境内，是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古代巴蜀民族所实行的一种葬俗……” 。笔者认为船棺葬是指将一段整木上部削去，或作为棺盖；下半部分中段掏空，两端上翘或截齐的类似于船形的木棺作为葬具的一种墓葬。另外，因船棺葬形制多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船棺多腐朽，所以应将与船棺葬墓葬形制相似的无葬具的或者有朽木痕迹的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归入船棺葬系统中。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巴蜀地区所出船棺葬近400座，形制较为单一，皆为狭长型竖穴土坑墓（除新都马家木椁墓外）。上世纪50年代以后，船棺葬陆续发现。由船棺葬出土地点来看，其中大部分船棺葬分布于今成都及成都西部（成都平原内）地区，另有小部分出土于重庆冬笋坝、宣汉、广元昭化、云阳、荥经等地，其中冬笋坝墓地是重庆地区目前出土船棺葬最为集中的区域，为研究战国晚期巴人船棺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支撑。
巴蜀地区船棺葬的年代跨度较长，自西周晚期延续至西汉初期，期间这一地区的政治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史记·楚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以及《华阳国志》都有记载战国时期秦与蜀、楚与蜀的往来与战争等，因此，船棺葬从葬具到随葬品上都有外来文化因素的体现。
一、船棺葬典型形制和随葬品组合
自战国早期起，船棺这类葬具开始自上而下流行于王侯乃至平民墓中。船棺葬的形制大致可以分为有葬具和无葬具两类，其中按照葬具形制不同可以分为船形棺、木板和木棺三类。船形棺又可细分为以下3型：
A型：船棺底部斜削两端上翘。
B型：船棺底部一端向上斜削翘起，一端平齐。
C型：船棺两端皆平齐。（图一）
图一 典型船棺葬具类型图
1.A型船棺（宝轮院11号墓（M11，下同）） 2.B型船棺（成都商业街M1-13） 3.C型船棺（成都商业街M1-12）
战国时期，船棺葬内的随葬器物基本成套出现，在随后的发展中，虽然器物形制略有不同与变换，但是器物组合基本一致，陶器以豆、釜、平底罐、尖底盏、钵、壶等为主，铜器则以剑、矛、戈、钺等巴蜀式典型铜兵器以及斤、凿、鍪等生活工具和用具为典型组合。成都商业街、新都木椁墓、绵竹船棺葬等大型墓葬，其随葬品除巴蜀文化典型陶豆、尖底盏、釜，以及剑、钺、戈、矛等典型铜器外，或因墓主身份尊贵，墓中开始随葬成组、套的外来文化铜礼器，主要有鼎、敦、壶、勺等，揭示了上层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等级差距，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各地的文化交流往来。（图二、三）
图二 巴蜀地区船棺葬出土典型陶器
1、2.陶豆（蒲江东北公社M2:28、蒲江飞龙村M5:5） 3、4陶平底罐（成都商业街M1-1:3、宝轮院M8:8） 5、6.陶釜（什邡城关M14：11、什邡城关M69:2） 7、8.陶尖底盏（成都文庙西街M2:36、金沙星河路M2725东:20） 9、10.陶钵（荥经同心村M15:4、M20:8） 11、12.陶器盖（商业街M1-1:1、成都文庙西街M2:46） 13、14.陶瓮（金沙国际花园M928:2、成都商业街M1-1:46） 15、16.陶壶（荥经南罗坝村M11:38、宝轮院M15:14）
图三 巴蜀地区船棺葬出土典型铜器
1、2.铜剑（宣汉罗家坝M62:2、什邡城关M3:4） 3、4.铜矛（冬笋坝M9:1、什邡城关M38:17） 5、6.铜戈（西郊石人小区M8:23、冬笋坝M50:3） 7.铜釜甑（宝轮院墓地） 8、9.铜钺（什邡城关M7:7、冬笋坝M50:4） 10.铜削刀（什邡城关M54:19） 11.铜斤（什邡城关M7:6） 12.铜凿（西郊石人小区M9:41） 13、14.铜鍪（什邡城关M14:10、蒲江飞龙村M2:30）
战国早中期时，随着外来人口的进入，外来文化因素逐渐影响巴蜀地区的思想文化观念，船棺葬中的葬具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新都木椁墓的木椁和独木棺（图四），木椁为长方形，由三十四根楠木长枋和十二根短枋叠砌而成，上置枕木，椁内用四根短木将其分隔成棺室和八个边箱，椁顶原有盖板，经扰乱已毁，棺室内放置一具独木棺。独木棺因被盗而呈现三段，其构筑方式与传统船棺相同，均为用一整段原木刳凿而成，但并不似船型，其东端内凿成凹圆状，西端平直，原有棺盖，棺壁内外皆髹漆。学界对新都木椁墓族属的判定大致分为2种，沈仲常、徐中舒、李学勤等认为从此墓的铜器铭文与形制来看，应当是楚文化；宋治民认为新都木椁墓从出土器物判断有蜀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三种文化因素，但是从其铜器典型组合来看仍归属于蜀文化，因此此墓应为蜀人的墓葬。笔者比较认同宋先生的观点，将新都木椁墓归属为蜀文化船棺葬系统墓葬。原报告中认为从随葬品规格来看，此墓墓主人应该为开明九世至十一世中的一位。从葬具来看，此墓以木椁作为葬具，与青川郝家坪M50楚墓十分相似，木椁制度在俞伟超先生的《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一文中被认为是仿造周代宫室制度而建立的葬具制度，楚墓多流行木椁制度。而独木棺则在战国初期仅见于巴蜀地区，新都木椁墓出土的独木棺可看做是传统形制的变形，其两端平直有可能是为了适应棺室的大小，或者是由于其他特殊的原因，但其仍旧属于船棺葬系统。因此可将新都木椁墓中的木椁看做是船棺葬文化中受外来因素影响的传入体现。
冬笋坝、宝轮院墓地的船棺可以分为有小棺和无小棺两种（图五），其中无小棺的墓葬多数集中在冬笋坝墓地，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同时段还存在不少狭长型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基本上为巴蜀式器物。宝轮院墓地有几座船棺中内置小棺，船棺变成了船椁，可以看做是一棺一椁的葬式，与楚地和中原文化的棺椁葬俗十分类似，也许是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的结果。
图四 新都木椁墓葬具
图五 带小棺的船棺葬具
在战国早期的巴蜀船棺葬墓葬中就出现了鼎、敦、壶、勺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例如，百花潭中学M10和白果林M4中出的铜壶（图六），均以小口、长颈、深鼓腹、圈足为特点。有盖，腹身上布满图案，可以分为三或四层，有羽人仙鹤图、狩猎纹和水陆攻战图等图案。
此类壶在洛阳中州路M2717和河南汲县山彪镇M1（图七）中也有相似出土，其年代均为东周战国时期。百花潭中学铜壶的铜质与中原地区的有所不同，其质地稍软，不似山彪镇所用的紫色厚重金属，百花潭中学铜壶应为在本地就地取材所铸造，只是在形制上模仿了中原地区，这也体现了当时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另百花潭中学所出铜鼎，其附耳、蹄足，腹部上饰雷纹，形制较小，通高20.9厘米，与洛阳中州路东周墓地所出铜鼎较为相似。西郊石人小区M8、M9所出铜敦、铜鼎、铜镦等，也带有楚文化因素的特征。
图七 河南山彪镇M1出土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图案展开图
除铜器外，此时船棺墓葬中还有不少漆器出土，成都商业街墓葬中的漆器就体现了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地文化因素的融合。商业街墓葬漆器主要为生活用具：簋、盘、盒、案、几、篦子、耳杯等，还有少量乐器，如鼓、鼓槌等。这些漆器均为木胎，外部髹漆，与楚式漆器内外髹漆较为不同。商业街漆器纹饰多为龙纹、蟠螭纹和变形龙纹，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龙纹、窃曲纹、蟠虺纹比较相近，例如与河南辉县战国早期错嵌红铜的青铜扁壶（图九）上的龙纹就十分相似。这种在漆器上模仿青铜器纹饰的做法在战国早期的湖北曾侯乙墓中也有见到，只是曾侯乙墓的纹饰变化较多，且线条流畅，商业街墓葬则纹饰较为单一僵硬（图八）。宋治民先生在《成都市商业街墓葬的问题》一文中还认为：商业街所出的C型图案与曾侯乙墓中的漆案有相似之处，只是后者几面较平缓。而绵竹船棺墓所出的镶嵌龙纹的铜豆则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漆器纹饰应是模仿青铜龙纹这一点，巴蜀地区同时存在这两类器物。这也证明了在战国早期，中原地区与巴蜀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致使巴蜀在手工业制造上有模仿和创新。
图八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漆器图案与曾侯乙墓出土器物图案对比
1.成都商业街M1出土漆案蟠螭纹 2.曾侯乙墓出土铜钩型器蟠螭纹 3.曾侯乙墓陪葬棺木纹饰
到了战国中期，随着与秦、楚等地的文化交流日渐加深，船棺葬中体现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种类也越来越多。典型墓葬有新都木椁墓、绵竹船棺墓等。新都木椁墓出土大量铜器，其中鼎、敦、盘、豆、勺等多为楚式形制，盖豆、壶、罍、剑等有中原文化因素的特点。战国早期，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铜器多为礼器，到战国中期开始出现兵器，铜剑形制有中原式的中空圆茎一字格剑。绵竹船棺墓的铜壶、豆、敦、鼎、罍、勺、盒、剑等均为外来文化因素器物，与新都木椁墓类似的是，绵竹船棺墓在随葬品的数量上也有5件一组的特点，许是蜀人某些丧葬思想的表现。宋治民先生认为绵竹船棺墓的外来文化因素较为复杂且有时代早晚之分，例如该墓2号铜盖豆附耳，盖身皆饰下凹的龙纹，与春秋寿县蔡侯墓的镶嵌红铜花纹十分相似，年代不会晚于战国早期。6号提梁圆壶，有盖呈斗笠状，壶身敞口方唇，颈部四个铺首衔环，肩部和壶身共饰有7段环带纹，皆以蟠虺纹为主题，提梁上饰有窃曲纹，其形制与河南汲县山彪镇、洛阳中州路东周墓地的提梁壶形制十分相似，年代大致在战国早期（图十）。铜鼎、敦则带有楚文化因素。此墓同样开始出现中原式中空圆茎剑。从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来看，这一时期巴蜀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程度大大加深，手工业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秦在巴蜀建侯置相，分置蜀郡和巴郡。这一时期船棺葬的发展不仅仅限于成都地区或川西平原，在重庆冬笋坝、昭化宝轮院、荥经等地皆有较大型的船棺葬墓地出现。因政治上的变革，巴蜀两地与秦、楚以及中原地区的联系大大加深，这一时期的外来文化因素随葬品仍以铜器为主，主要见于鼎、敦、壶、盘、豆、剑等，典型墓葬有金沙巷M2，冬笋坝、宝轮院、什邡城关墓地以及蒲江飞龙村等均有出土。金沙巷M2的鼎腹壁较直、双桥形耳、三足外撇，为越式鼎的形制。铜敦盖顶三兽形钮，身三兽形足，盖顶正中饰涡纹，是楚文化因素的器物。铜壶为中原文化器物。铜豆盖微隆起，盖沿下折，豆身口微敛、腹较深，整体较矮胖。盖上饰有弦纹、窃曲纹、夔兽纹和变形兽面纹等，口沿处也有变形兽面纹，此豆形制较为特殊，未见外来文化因素，但是夔兽纹饰与中原文化春秋时期铜器上的龙纹相似（图十一）。
图十一 成都金沙巷M2出土铜器
1.铜鼎 2.铜壶 3.铜敦 4.铜盖豆
宝轮院、冬笋坝墓地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主要为铜剑，可分为改装式剑和中原式剑，改装式剑主要是在巴蜀式的扁茎无格柳叶形剑的基础上将茎与身相接处的圆曲交界挫去，变为直交角且加上铜格，带有一定的中原文化因素。中原式剑则是有格、首，剑茎扁平且在茎末加标首（图十二）。
1、2.改装式铜剑（冬笋坝M49:9、M56:9） 3、4.中原式铜剑（绵竹船棺墓M1:59、新都木椁墓铜剑）
在荥经同心村、南罗坝墓地船棺葬中还出土了一些铜泡饰、扣饰等，这些铜饰件多见于川西高原和云南西北部的石棺葬墓地中，冬笋坝和南罗坝船棺墓中出土的双耳罐也是石棺葬中的典型器物。同时在冬笋坝、宝轮院墓地还出土了一些不对称型铜钺且并不见于其他船棺墓中，这类铜钺与云南滇文化中的不对称型铜钺十分相似。可以推测，在战国晚期之后，巴蜀地区与云贵地区也有了一定的交流，铜饰件、双耳罐和不对称型铜钺可以视为西南夷文化因素的体现。
总的来说，巴蜀地区船棺葬随葬物品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多为巴蜀式器物。到了战国早期，开始出现一些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多为铜器，以鼎、敦、壶、豆、勺、盒、剑等为主，吸收的外来文化多为秦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外来文化因素的传播主要通过二种方式：一是在本地文化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因素进行吸收和加工，体现在改装式剑、变形龙纹漆器、新都木椁墓葬具等；二是直接吸收外来文化器物，例如铜鼎、水陆攻战纹铜壶、铜勺、中原式剑等。多样的文化因素体现了当时社会情况的复杂性，战国时期的战争和对外交流与迁徙频繁，导致了在巴蜀地区出现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可以看做是时代的进步，因为这些交流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还进一步加速了民族的融合，为华夏大一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