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科学类博物馆史实疏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内留存博物馆先后被接管。1950年1月28日，国家文物局为了解全国博物馆情况，开始对各地各种博物馆、科学馆、自然馆、水族馆、人文馆及各类陈列馆情况进行调查。所得博物馆统计数量为25所，分别是：“国立博物馆四所（北京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南京博物院）；省（市）立的博物馆十六所（天津、沈阳、大连各二所，杭州、青岛、南通、承德、上海、锦州、成都、西安、旅顺、开封各一所），干部三百三十一人；私立的博物馆五所（天津，上海二所，济南，成都）。”因国家文物局主要统计的是文化部门上报的博物馆，名录中没有科学馆。而1950年7月同属中央文化部负责科学馆工作的科学普及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是全国有科学馆12所（表1）。

表1 全国科学馆概况一览表（1950年7月）

此表所列，除中央人民科学馆和湖南省立人民科学馆两个筹备处外，其余均为政府接管的留存科学馆。两个统计结果的差异，源自对科学馆是否为博物馆概念的认识不同。史实上，在民国政府1928年颁布的文件中明确科学馆即科学博物馆，“若各地设立科学博物馆，则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于何人，皆可公开展览，而无各种限制之缺点”。1956年前，国家文物局没有提出学理上的博物馆概念。实际行政管理上，博物馆和科学馆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政府早期对留存科学馆多更名为人民科学馆，如有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建立的大多数科学馆在1950年改组成了“各地的人民馆”。实际上，人民科学馆存续时间相对较短，不久即以各种方式改组成了博物馆。两者之间相互融会的史实很复杂，既有博物馆改组成科学馆的，也有科学馆改组成博物馆的，还有博物馆改组成科学馆后，又并入博物馆的。梳理此时期两者沿革关系如下表（表2）。

表2 新中国初期博物馆与科学馆沿革关系一览表

此时期科学馆与博物馆关系沿革现象并非单向，科学馆改组成博物馆；反过来一些博物馆又被改组成科学馆。甚至地方综合性的河南省博物馆还发生了博物馆、科学馆之间往复变更的现象。史实上，河南省博物馆科学实验工作开始较早，早在1936年该博物馆就在馆内辟出儿童科学馆，采购科学仪器，向学龄前儿童、小学生进行科普宣传。1948年被接管后，尽管再次明确了地方综合性质，但1951年发现河南省博物馆存在工作目的性不明确、工作范围不明确、工作重叠导致馆内中心工作无法开展等情况。即将河南省博物馆的实验室独立出来建成河南人民科学馆，仪器制造所独立出来建成河南教育用品供应社，河南省博物馆仅保留了古物室和总务室。1953年4月，河南省博物馆性质调整为地志性博物馆后，才又将河南人民科学馆重新并入河南省博物馆。

综上，新中国初期接管的民国时期科学馆，以各种方式融入了新的博物馆体系，继续发挥着其应有的科学普及作用。尤其是科学馆并入地志性博物馆后，构成三大部之一自然部的藏品基础。当时就有研究者总结：“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由于大多数省级地志博物馆的基础是科学馆或旧的古物陈列所……”如1953年湖南省人民科学馆将地质类、矿物类等标本全部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使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开馆时，即可配合全省农林水利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联合举办“湖南农林水利建设成就展”，展览内容包括湖南矿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业、农业作物病虫害、家畜共6个部分。

博物馆类型细分是明确博物馆特性和工作方向的依据，但在新中国初期的博物馆工作实践中，既有从归属单位行政级别上的划分，如文化部直属、大区直属、省市直属及县域博物馆等；也有文化部门所属和非文化部门所属之分。当时较为统一的是将博物馆分为地志性、纪念性和专门性三个大类。科学类博物馆被归入专门性大类中。

1959年中央文物局统计公布的《全国博物馆名单》中，首先按照文化部门所属和非文化部门所属分别统计。又将1957年前文化部门所属72所博物馆分为地志性、纪念性和专门性3种类型。其中17所专门性博物馆见下表（表3）。

表3 1959年统计文化部门所属专门性博物馆名录

将非地志性、纪念性的博物馆全部纳入专门性博物馆，并未考虑各博物馆藏品性质的差异问题，科学类与自然类、文化艺术类、历史类、考古遗址类等一并被归在了专门性博物馆中。《全国博物馆名单》的《1958年初—1959年8月建立的专门性博物馆名单》中的17所博物馆，既有革命史类、交通史类、陶瓷专题类，还有民间工艺类、陵墓类、地主庄园类、贫民住宅类和宫殿遗址类等。专门性所指相当庞杂。同时统计的与文化部门相对应的非文化部门所属博物馆20所则全部纳入专门性，包括华侨博物院、南京地质陈列馆、治淮陈列馆、北京天文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

1961年编印的《博物馆工作概论（初稿）》一书，定义专门性博物馆是：“内容比较专一的博物馆，它以历史、革命、生产、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各个不同专门内容为主要表现对象，与综合性内容的博物馆有所区别。”罗列了各种可以包含在专门性下的博物馆类型，首次单独列出了科技类，但外延界定仍然宽泛。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此时期专门性博物馆并非此后的专题性博物馆，而是一种大致的分类。准确理解当时类型划分应是地志性指向省市综合性博物馆，而专门性指向中央级和其他专题性博物馆。地志性博物馆使命中有配合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及时反映本地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郑振铎在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提出：“发展博物馆事业还应该有适当的分工，要依靠其他系统（科学院和各产业部门）筹办博物馆的积极性。文化部系统主要发展公共性（对全民服务）的博物馆，我们要推动专业部门筹办工业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技术博物馆……”此处提出的工业博物馆、农业博物馆和技术博物馆均与科学类博物馆有关，说明中央已意识到科学类博物馆建设的必要性。也有研究者关注到科学类博物馆建设的不足问题，“这种专门博物馆的确太少了。科学院与文化部应该关心到这一个问题”。因此有专家提出博物馆建设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下问题：“文化部门所领导的博物馆和科学研究部门、高等院校、产业部门所领导的博物馆，在性质、方针和任务方面应有哪些区别？”中央文化部呼吁各团体、学校和行业建立专业的博物馆，如中国科学院、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及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等均参与了科学类博物馆的建设活动。

1960年，博物馆研究者已认识到博物馆类型细分的重要性，提出“在每一大类中间，又可以细分为若干类别”，如将专门性博物馆细分为“历史类、革命史类、文化艺术类、民族类、自然类、生产和科技类等”。强调指出：“我国各专门性博物馆，都以特定的内容和范围作为自己反映的对象，因而虽属于专门性博物馆的大类，但因所反映的内容不同，又可分出不同的类型……。同一类别的专门性博物馆又因范围的广狭不同，还可以再分为细类，如生产科技类的工业、农业等等，自然类的地质、生物等等。”此处将科学技术类博物馆从专门性中细分出来，明确了科学类博物馆的独特作用：“对于专业科学研究、教学或者某一方面的生产建设的作用很大。”“为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研究提供资料，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服务。这一类博物馆在推广先进经验、推动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作用很大。”

地方建馆实践中也讨论了科学类博物馆建设的问题。如陕西省于1958年2月制定全省博物馆网建设规划意见，提出近几年应筹设的博物馆有八类，其中一类就是科学技术博物馆，认为应由科普协会或科联举办。规划在陕西省筹设农业展览馆或博物馆、科学技术博物馆等新型博物馆。在博物馆建设的顺序上还提出：“对农业、水利、科学技术、陶瓷等展览馆或博物馆，是否可以提早筹设。”认为此类博物馆“使人们参观后获得科学教育知识”。概念上，陕西省提出的专门性与中央文化部的专门性不同，有所细分，内涵更加丰富，“专门性的博物馆包括的范围很广，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化部门可以办，也可以发动其他业务部门举办，举办专门性的博物馆，主要应根据各地区和各个业务部门的性质、特点和需要”。认为在陕西省：“各农业社，各工厂可举办工农业生产技术博物馆。另外，像工业、农业、水利、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民俗等方面，都可以举办专门的博物馆。”整体上评价这样的博物馆：“不仅可以宣传自己的业务，对人们进行教育；而且可以供科学研究参考。”1959年在1960—1967年文化艺术建设规划中提出筹建陕西省科学技术博物馆等。

新中国初期国家文化政策调整的影响痕迹，大量留存在科学类博物馆史实中，见证了中国博物馆时代命题的变迁。1949年以前，中国博物馆建设多围绕着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进行，以科学类、教育类博物馆为主。1949年以后，历史文物类博物馆才逐渐成为博物馆主体类型。有研究认为新型社会主义博物馆多以历史文物类为主，可能是导致科学馆转向博物馆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为数不少的省博物馆如山西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就是在原科学博物馆或科学馆的基础上重建的。”

另一方面，民国政府教育部规定科学博物馆的基本任务：辅导学校科学教育，推行通俗科学教育和推进科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文化部科普局认为留存科学馆任务不明确，要将之改造成人民科学馆，把陈列展览作为工作中心，使之成为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社会文化普及机构。因此重新拟定了科学馆的办馆方向，在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上，“科学普及工作要能为群众所接受便必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最好采用实物教育，形象教育的方法”。“陈列方式要反对字典式的，学院派的脱离实际的方式，应该是有主题的，有系统的，从人民的生活生产实际出发的陈列。”在新的建设方针指导下，科学馆致力于成为人民的科普教育场地。这无疑也是科学馆转向博物馆的重要时代因素。

尽管在新中国初期博物馆名称上多隐去了“科学”二字，但在实践中却始终发挥着应有的科学普及作用。早在1951年由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举办的“伟大的祖国”展览中，专门设置了“五千年来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单元，陈列古代科技发明、工业品等。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讲话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作为回应，故宫博物院立即举办了“清初科学仪器展”。当年5月国家文物局随即召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博物馆科学研究的主题，明确了博物馆的“三性二务”，推动并奠定了全国博物馆建设的新格局。郑振铎评价此时的博物馆已变成“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机构了”。至1965年，全国各类博物馆214所，类型构成为：地志类43%，纪念类33%，专题类9%，自然科学类10%，艺术类4%。科学类博物馆比重明显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