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天津大学”创办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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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9 16:56 来源:皇史宬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十四日,北洋西学堂正式创办。北洋西学堂即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 北洋西学堂遗址,包括今天海河中学、解放南园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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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艰孔亟  
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促使着封建士大夫们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洋务运动从此兴起。随着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民族生存和国家自强更是成为不可逃避的议题。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光绪帝曾在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发布上谕,强调目前国事艰难,务要因时制宜,上下一心以图自强。要达到这个目的,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光绪帝在上谕里列举了需要及时兴办的实政:修铁路、造机器、开矿产、练陆军、整海军等等,立学堂就是其中之一。
《清实录》中的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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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盛宣怀同样希望通过创办西学堂来解决洋务人才缺乏的问题,从而达到国家自强的最终目的。国家自强首先需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首先需要设立学堂,这是他创办北洋西学堂的初衷。
在直隶,盛宣怀并不是第一个办西学的人。光绪十二年的时候,前津海关道周馥就请求设立博文学院,同时开设中西学的课程,因为与当时管理税务司的外国人德璀琳意见不和,最终把博文学院的房屋抵押给了银行,办学没能成功。
面对这种情形,盛宣怀的观点是:学堂晚开一年,人才培养就会晚一年。邻国日本已经开始学习西方,广开学堂,不仅选拔海军陆军官兵,还培养外交、制造以及矿业等方面的人才。中国并不缺乏人才,但如果仅仅通过传统方式选拔,是很难和各国来一较高下的。
因此盛宣怀请求设立两所西学堂,即天津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并且和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学堂章程。
 
  总督具奏  
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曾任湖南巡抚、兵部侍郎、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他在办理洋务及发展教育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光绪二十一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向光绪帝上折,专门奏报了关于津海关道盛宣怀倡捐集资创办北洋西学堂的相关事宜。
❖ 直隶总督王文韶为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堂奏明立案事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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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奏折里首先转述盛宣怀禀文的内容,包括办学的目的,背景和具体的学堂章程,即“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
头等学堂就是大学堂,二等学堂就是大学预科。
生源及学制方面,二等学堂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处招生,按照水平高低分为4个班(头班、二班、三班、四班)或者说是年级,每班30人。完成二等学堂学业的头班学生30人升入头等学堂,完成头等学堂学业的头班学生经过考试,挑选出人员出洋留学或者委派和洋务有关的职务等等。
经费方面,头等学堂每年需要银4万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要经费15000余两,不使用公款,而是通过倡捐集资来进行。其中,盛宣怀倡捐津海关税银15000两,其他由电报局、招商局的商人捐银、再加上天津米麦进口抽捐,大概可以筹款54000两左右。
房屋方面,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设法筹款,向银行赎回原来博文书院抵押的房屋给头等学堂使用;二等学堂需要另外建造,在房屋没有盖好之前,暂时借用头等学堂的房屋。此外还规定了4年的具体课程设置等其他内容。
紧接着,王文韶引用光绪帝的上谕来论证西学堂创办的合法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委派两个学堂的总办、总教习等负责人。
王文韶肯定了盛宣怀筹款创办西学堂的做法符合国情世情,认为章程非常周到妥帖,应该立即实施。同时王文韶又指出,创办学堂事务繁重,必须是既通晓西学又有综合能力的人员才能胜任,因此提出以伍廷芳总办头等学堂、蔡绍基总办二等学堂,并且聘请美国人丁家立做学堂总教习,一切事务由盛宣怀协调办理。
有趣的是,这份奏折所涉及的人物,无论是具奏人直隶总督王文韶,还是其中所提及的现任津海关道盛宣怀、前津海关道周馥,或是学堂总办伍廷芳、蔡绍基、总教习丁家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和李鸿章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王文韶是在李鸿章被召入京负责甲午中日谈判后,接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盛宣怀、周馥、伍廷芳都做过李鸿章的幕僚,丁家立曾是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蔡绍基则是首批留美幼童的一员,而其时容闳的幼童留学的倡议,支持者之一就是李鸿章。

❖ 从左至右:王文韶、盛宣怀、伍廷芳、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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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创办  
王文韶奏请北洋西学堂的奏折是在当年八月十二日上呈给光绪帝的,同时还将奏折内容抄录后和原章程一起,分别呈给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八月十四日,也就是公历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在奏折上朱批“该衙门知道”,标志着津海关道盛宣怀提议创办并倡捐集资的北洋西学堂在形式上通过了最高官方认证。北洋西学堂正式创办,校址就在天津大营门外的梁家园。
5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洋西学堂成为当时德军的兵营,学堂教学因此而中断。到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具奏设立天津大学堂,梁家园仍被德军占据,遂重新选择天津西沽武库旧址作为重建之地,任命蔡绍基为总办筹建新校舍,次年4月复学开课。光绪三十一年北洋西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 北洋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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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西学堂的创办,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北洋西学堂的大学堂或者说天津头等学堂,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大学的校史正是从王文韶的这份奏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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