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唐故郡车马坑所见的戎狄华夏化进程探微
河北行唐故郡地处滹沱河畔，其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地下车马世界，终于在近年重见天日。2015年4月起，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8000平方米左右的城址、墓地和居址进行了细致的勘探和发掘。
根据对出土器物和陪葬方式所显示的文化特征，发掘者认为属鲜虞白狄遗存。根据《车出中山-行唐故郡考古发现》一书中鲜虞﹒中山国时间轴，鲜虞在中山武公建立中山国前处在故郡遗址的绝对年代应在白狄东迁后。其中所发现的除具备北方民族标志性特色的青铜鍑、盘丝金耳环、铜泡及玛瑙、绿松石饰品等珍贵材料外，还发现了一座五车十六马的大型车马陪葬坑（图一）。
图一 故郡车马坑CMK2及殉牲坑M25（上为西北）
（来源：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行唐县故郡东周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
车马随葬的现象（以车马坑为代表）在殷商墓葬中较少，西周时期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葬俗，并成为高等级墓葬最主要的随葬方式之一。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他车马器还发现在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遗址、西周时期的浚县辛村、陕西长安张家坡、洛阳中州路西周车马坑、北京房山琉璃河、山东胶县西庵、陕西宝鸡的弓鱼国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图二）、湖北枣阳曾国墓（图三）、北赵晋侯墓地等；东周时期遗址有河南辉县琉璃阁（图四）、汲县山彪镇、山西太原金胜村春秋赵卿墓、山西侯马上马春秋墓地、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厝墓、湖北江陵九店战国墓、河南淮阳瓦房庄马鞍冢楚国墓、洛阳中州路战国墓等。
其中，商代晚期的车马器以安阳殷墟为代表，基本特征为独辀两轮、方形车舆；西周时期以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48辆车最为壮观；东周时期的湖北九连墩楚墓M1发现33辆车、6乘马在发掘之时成为当时所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最完整的陪葬车马器。从考古材料中可见，自商代至战国时期，车马坑陪葬制度在中原文化中举足轻重，并逐渐成为统治阶层礼乐制度中必不可少的规制。
图二 上村岭虢国墓地第1727号车马坑
（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图三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CHK1
（来源：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 年第 3 期总第 138期。）
图四 辉县车马坑
（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在鲜虞白狄的墓地中，出土了如此装饰华丽、积厚成势的“车马列队”体现出了哪些在与中原文化融合中吐故纳新的元素呢？
其一，车体形制与在墓葬中的摆放方式。故郡车马坑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结构，车马同坑，马在下葬时呈驾车状。故郡车马坑年代为战国早期，距离春秋时期的车马陪葬繁盛时期较近，且由于地处中原，从地理和文化空间上易受到中原礼制的影响。这点从CMK2的车马下葬摆放的排列上可以看出。CMK2东西长20.85米、宽4.1米，东西一字排开摆放1辆小车和4辆驷马独辀车。且不同车车饰不同，车饰不同应是由车的功用不同使然。其中，5号车从车上放置有铜戈来看，应为战车类。故郡存在以车辀通过窝槽，从而将车坑和马坑相连的现象。“在车马坑前单独辟出以槽通连的殉牲坑，坑内分层埋放大量牛、羊、马头蹄，形制独特，系考古中首次发现。”有研究显示这体现了对墓主人生前的车库和马厩，车輈通过横梁与殉牲坑相同则是分别代表了隔墙和门。故郡特有的车輈摆放形制很有特点，与之类似的还有太原赵卿战国墓车马坑中的车輈摆放形制（图五）。
此外，类似故郡将车坑与马坑以物体分隔开的埋葬形式，还可以在辉县琉璃阁131号车马坑中看到，系由一生土隔梁将车坑和马坑分开，东面放马，西面放车。另外，还有中山王墓的两座车马坑中，由木板隔成南北两部分，北边放车，南边置马的形制，鲜虞白狄人建立的中山国，应是传承了故郡这种原始的摆放规制。这种独特的埋藏方式，似乎象征着墓主人驾车前往了极乐世界。究竟是游牧人保留了自身特有的习俗，亦或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被吸收，都成为了一种文化交融的特色标志。
图五 太原晋国赵卿墓车马坑交汇处
（来源：陶正刚、侯毅、渠川福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其二，单独的车马坑陪葬方式。从商代大司空、殷墟遗址以及西周琉璃河遗址发现的车马坑来看，这种单独的车马坑陪葬方式在商周时期大中型墓葬陪葬方式中较为普遍。商代时期车马坑与墓室几乎全部为平行或同轴的朝向关系，并且大多数为同向，仅有个别反向，常见一座墓葬伴随3~4座坑的现象，出现有车马兼葬坑、马坑，或伴有羊坑，均与主墓横向排列；西周时期，共用车马坑通常出现在较低等级的墓葬遗址中，均位于主墓东侧 。故郡的车马坑埋葬方式，似乎遵循了商周以来的埋葬制度。从车马坑位置上来看，故郡遗址车马坑有与墓室独立分开的情况，位置距离墓葬较近。7座车马坑均位于墓葬的东侧，分别对应积石墓M5、M58、M53、M40、M33、M34和M28。（图六、图七、图八）。以故郡M53为例，东侧的车马坑和殉牲坑与墓葬主体仅为一梁之隔，从距离上可以看出M53的墓葬等级较M46、M71和M79要高。这一点从该墓葬发现的考古材料中同时得到了印证，M53坑口较周围4座墓葬也大得多，并伴有4名人殉；壁龛随葬鼎、敦、壶、鉴、匜等共计7件青铜器。同样，在中山王厝墓（图九），中山成公墓（图十）的车马坑也是与墓室独立分开，与故郡不同的是车马坑与墓室所处方向有东西向或西南、东北向变成了正南正北向，车马坑均位于墓室的南侧。这种埋藏方式，具有明显的礼乐制度意味，说明鲜虞人在逐步走向更加严格的礼制化。其作用，一方面是彰显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又体现出鲜虞的政权阶层吸收了中原礼制的愿望与实践。
图六 故郡M53、三号车马坑、殉牲坑关系（墓葬在西侧）
（来源：《行唐故郡遗址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2018年2月27日，https://www.sohu.com/a/224298588_158213。）
图七 故郡M53及周边积石墓、车马坑
（来源：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行唐县故郡东周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
图九 中山王厝墓平面图
图十 中山成公墓平面图
（图九来源：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图十来源：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