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保论坛| 向辉：稀见嘉靖本《传习录》二种递藏源流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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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傳習録》是陽明學的主要著作。國内外各大圖書館收藏的早期刻本（嘉靖本）不止一種。在古籍調查中，我們發現了兩種稀見刻本，即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刻嘉靖二十九年（1550）蕭彦修補本，是目前所見《傳習録》傳本中唯一有嘉靖三年原版的傳本；日本國士館大學圖書館藏嘉靖三十八年（1559）刻本，是《傳習録》及《續録》編定後的一個重要傳本，此本自晚明以來傳承有自。

 

關鍵詞：《傳習録》  版本  嘉靖本 遞藏源流

 

作者/ 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 向輝

《傳習録》是陽明學的主要著作，隨着陽明學的傳播，不僅經歷了多次編集，不同時期的編定版本也一再刊行，這就造成人人皆知《傳習録》，但可能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版本。這些不同版本，除了刊刻時間、地點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内容方面也存在着較爲明顯的差异，因此對《傳習録》存世版本展開全面的調查和考訂也就成爲陽明學研究的一個不能繞過的問題。

《傳習録》自編定刊行以來，曾廣爲流傳，但作爲古籍善本傳承至今的却不多。經過當代古籍工作者的調查，我們知道《傳習録》存世的基本情形有單行本和叢書本兩種。其中，單行本有明嘉靖、萬曆時期的刻本；叢書本則或在《陽明先生文録》，或在《王文成公全書》。在《陽明先生文録》單出書名，尚作爲單獨一部書，而在《王文成公全書》則僅爲其中的前三卷[1]。與《王文成公全書》類似，尚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閭東序《陽明先生文録》、宋儀望輯《陽明先生文粹》等，皆附録了《傳習録》。

嘉靖本《傳習録》存世多種，爲各大圖書館珍藏。最近，筆者有幸獲觀數種《傳習録》嘉靖刊本，其中一種是被前人視爲早已失傳的南大吉刻本的原刻遞修本，一種是錢德洪編訂的天真書院刻本。前者乃國家圖書館藏本，爲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刻嘉靖二十九年（1550）蕭彦修補（以下簡稱“南大吉刻補本”）。後者乃日本國士館大學圖書館藏本，爲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胡宗憲刻（以下簡稱“胡宗憲本”）。此二種版本對于我們重新認識《傳習録》的編刊過程，以及重新梳理陽明學術傳播皆有重要學術價值。本文主要梳理考訂兩部嘉靖本《傳習録》收藏情形和基本著録情况，至于兩部《傳習録》的版本、文本，以及相關的閲讀史情况則有待將來進一步細考。

 

一

國家圖書館藏南大吉刻補本

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刻嘉靖二十九年（1550）蕭彥修補本《傳習錄》二卷

國家圖書館藏南大吉刻補本，目前收藏于普通古籍書庫，不僅不爲陽明學研究者所重視，也不被版本目録學研究者所關注[2]。這與該書被視爲一套書的零種有關。如“國家圖書館書目檢索系統”（http://opacnlccn）還保留着舊的書目信息：

 

陽明先生文録外集［普通古籍］：九卷/（明）王守仁撰；（明）錢德洪等編

索書號：23048

 

在古籍普查過程中，古籍編目者對舊藏古籍善本進行了系統的梳理。關于此書，“中華古籍書目數據庫”[3]公布了新的信息：

 

普查編號：110000—0101—0067724 FGPG 23048

書名：陽明先生文録五卷文録外集九卷别録十卷傳習録七卷[4]則言二卷

著者：（明）王守仁撰（明）錢德洪等編

版本：明嘉靖刻本

册數：24册

館藏：國家圖書館

 

李文潔等《王陽明著述提要》中對索書號23048的這套陽明著述中的《傳習録》有這樣的表述：

《傳習録》。半葉10行17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中鎸“傳習録”及卷次，下鎸葉次。《傳習録》首有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刻傳習録序》、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王畿《重刻傳習録序》，末有嘉靖二十九年蕭彦《重刻傳習録後跋》。是書《傳習録》記王守仁與弟子門人講習答問之語，其中上卷分爲一二三，分别爲徐愛、陸澄、薛侃録；下卷分一二三四五，爲論學書、教約等；上下二卷内容相當于《王文成公全書》中《傳習録》之一、二卷，而無陳九川、錢德洪所録諸條。據王畿《重刻傳習録序》，此《傳習録》爲嘉靖二十九年蕭彦刊刻。[5]

提要撰寫人已經注意到這部《傳習録》與通行本的差异，但因爲它與《文録》《外集》《别録》《則言》等混在一起，極具迷惑性。所以作者認爲《陽明先生文録》五卷《外集》九卷《别録》十卷《傳習録》二卷《則言》二卷是一部完整的書，即一套陽明的文集。作者細緻比對的結果是：《文録》《外集》《别録》部分是用明嘉靖十四年（1535）聞人詮刻本舊版刷印，《則言》是用明嘉靖十七年薛侃刻本舊版刷印，而《傳習録》則是用明嘉靖二十九年蕭彦刻本刷印。因此，這是一部用不同時期的陽明著作版片三合一而成的匯印本。提要作者又説：“此本（指23048號古籍）合已刻《文録》《傳習録》《則言》諸書彙編刊印，與嘉靖二十九年閭東刻本之匯印相似。但閭東刻本之《别録》爲十四卷，與此本不同。且現存閭東刻本皆未存《傳習録》《則言》兩部分，無從對比。此本暫著録爲嘉靖刻本，待進一步考察。”[6]所謂匯印本，在古籍著録時相當棘手。崔建英《舊板匯印本及著録》一文[7]曾對此有細緻討論。他認爲匯印本以明清刻本較爲常見，其特點包括：（1）與古籍中的叢書、總集、全集相似，但既無總名，也無總目，因爲刻板時間不同，版刻目的不一，後來者衹是按照某種目的收集了不同的書板加以刷印。由此産生了判别的特徵。（2）紙張的一致性。雖然不同版片刻于异地异時，但有人收攏一處，匯而印之，則用紙當爲一時一地所産。（3）原版各有獨立的序跋，刻書年代可徵，版有模泐，間有補刻。（4）前人著録中有種數、卷數相合或相近者，但與世存之本未必相同。（5）書名著録或以代擬名爲題，或以書中某一種爲題，或集合多種書名而無總名。就本文所述這部陽明文集來説，其情况似與這種匯印本相類，但是否確定無疑爲匯印本則需要進一步的考察。

我們認爲，除了匯印本的這種可能之外，另一可能是多種刻本的匯集本[8]，如果用百衲本來形容亦不爲過。這套百衲本的陽明全書是由三種不同版本的書凑成的：《文録》《外集》《别録》是一種，爲聞人詮本；《則言》是一種，爲薛侃本；《傳習録》是一種，爲南大吉本。之所以將諸書匯集一處，當是該書的藏家所爲。

此國家圖書館藏本原爲天津延古堂李氏舊藏。李氏僅在《陽明先生文録》一書第一頁上鈐“延古堂李氏珍藏”印。這24册古籍的封面皆有書名簽條，但《傳習録》所在二册有簽條無題名。尚不知是何人何時將上述幾種不同的書歸置在一起的，或許藏書人有意識地收集了陽明的多種著作以成一全書亦未可知。

天津李氏原居江蘇昆山，自清康熙年間李大倫始遷居天津。李大倫設延古堂藏書樓，經幾代人努力，所藏蔚爲可觀。李大倫的曾孫爲李士鉁（1813—1884）、李士銘（1849—1925）。李士鉁是清同治四年（1865）進士，曾任吏部主事，後辭官從事商業活動，樂善好施，嗜好古籍。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于李士鉁作詩云：“濱海居鹽李士鉁，搜書吴越迄京津。”説明云：“天津鹽商李士鉁，人皆稱以善人，未諗其實也。喜積書，京津書客争趨之。嘗收得上海徐氏積學齋、四明盧氏抱經樓書之一部分。士鉁殁，其子以所有歸北平圖書館，得值六萬金。中多明抄精刻本及他精刻本，宋本項安世《周易玩辭》最佳。”[9]凌雯《志餘隨筆》稱，李氏書目“所著録有宋元版百餘種，明抄本二百餘種，收藏之富，爲北省之冠”。李氏藏書印有“延古齋”“身行萬里半天下”“延古堂李氏珍藏”等[10]，其藏書目録有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所編《天津延古堂李氏舊藏書目》（油印本）。

據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記載，1933年度至1934年度從李氏後裔李寶訓處以6萬元價格[11]購得延古堂舊藏1000餘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云：“本年度承購書委員會中文組之指導，購入中文書二千餘種二萬餘册，其中三之二爲天津李氏延古堂舊物，餘則零星購自各方者。延古堂藏書方面廣博，甚合圖書館購藏之用。就中宋金舊本、抄校精刻者無不備具。宋本則有項安石《周易玩辭》，乃元季俞琰讀易樓舊物，宇内應無第二帙。金本則有平陽府刻本《證類本草》，乃顧氏水東館、毛氏汲古閣舊物，雖略有殘脱，亦自可珍。明本尤不可勝舉，其最著者如《唐語林》《顔氏家訓》《詩話總龜》，皆嘉靖刻本。張綗（原文如此，應爲“網”）《華陽集》、鄭若曾《江南經略》，皆萬曆刻本，并可補館藏之缺。……本館普通書庫爲之生色不少，兹不詳及。”[12]延古堂所藏古籍進入平館後除了部分進入善本書庫外，大部分藏于普通古籍書庫，其中就有這部包含《傳習録》的《陽明先生文録》。

1934年，參與策劃李氏延古堂所藏善本入藏平館事宜的人有平館購書委員會中文組陳垣等人[13]，而具體事務則由平館善本部相關工作人員辦理。因其時局勢緊張，平館所藏善本南遷，隨後抗戰軍興，無暇逐册細緻清點編目并展開版本鑒别考訂。這部書因藏于國圖的普通古籍書庫，故1959年版《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録了《陽明先生文録》的幾種版本，如嘉靖十四年（1535）聞人詮刻本、明刻本、嘉靖二十六年（1547）范慶刻本等本[14]，并没有列入此延古堂李氏藏本。

南大吉刻補本包括南大吉原刻和蕭彦補刻。補刻書板與原刻字體截然不同，一望便知。另外，補刻完成後還附有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王畿《重刻傳習録序》與嘉靖二十九年蕭彦《重刻傳習録後跋》，記録修補過程。王畿在其序文中已明確表示所謂的重刻并非是重新再刻一套書板，而是修版：南大吉刻本“傳且久，漶闕至不可讀，學者病之。畿乃謀諸郡倅蕭子奇士，命江生涌檢勒，得其漶且闕者若干篇付工補刻，而二册復完”[15]。

與其他各種版本《傳習録》相比較，南大吉原刻的最大特點是正文有圈點句讀。這種圈點格式出自宋代的官書樣式，即所謂的“館閣校書式”。岳浚《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有專門的“句讀”條：“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開卷瞭然，于學者爲便。”[16]在明代的刻本中，内府刻本多有圈點斷句，傳承了宋代的“館閣校書式”。這種格式對于讀者而言較爲友好，爲讀者閲讀提供了便利，它提供了較爲準確的句讀，節省了讀者圈點的時間，也提高了文本閲讀的準確性。南大吉原刻《傳習録》之所以廣爲流傳，與編刊者爲讀者考慮有着很密切的關係。

或許正是因爲如此，這一部書的板片經短短30年間的刷印，已有部分板片漫漶不清，需要修補方堪刷印。據修補本所附的王畿序文，修補書板的工作是在紹興府郡倅（知府之下的副職，即通判）蕭彦支持下完成的，而具體執行者則是一位名爲江涌的學者。所謂修補書板，是對原板片的破損加以修復，有處理舊板、補刻新板等工序。如無特殊要求，新板在字體風格、版式等項目上不必與舊板統一。《傳習録》一書在紹興府的刊刻首先得到了知府南大吉資助，26年之後通判蕭彦繼續充當贊助人，支持這部書的修補工作，故而此後刷印的書本有他的貢獻。

 

二

日本國土館大學圖書館藏胡宗憲本

日本國士館大學圖書館藏嘉靖三十八年（1559）刊本《傳習錄》三卷

日本國士館大學圖書館藏嘉靖三十八年（1559）刊本《傳習録》三卷。該校圖書館網絡發布的書目信息如下：

刊年：1559

形態：3册；259×175cm

别書名：陽明先生傳習録[17]

 

此本卷一卷端編刊者署名爲：“後學新安胡宗憲重刻，門人錢德洪、王畿編次，唐堯臣、桂軏校正。”卷末署：“後學生酈琥、徐天民、方木、錢君澤、鄭忠、錢彪校對。”

日本國士館大學圖書館藏嘉靖三十八年（1559）刊本《傳習錄》三卷

日本國士館大學圖書館藏本遞藏較爲清晰。書中所鈐藏印有：“麗雪居珍藏”、“蘭雪堂王氏珍藏”（以上王心一藏印）；“張興載印”、“晦堂”、“宋和國公之後”、“誓與此君共老”、“蓴菜橋西散吏”、“鑽閲六經泛濫百氏”（以上張興載藏印）；“新陽縣儒學記”；“高世异圖書印”、“德啓藏書”、“枕經閣印”、“蒼茫齋高氏藏書記”、“華陽高氏蒼茫齋攷藏金石書籍記”、“蒼茫處”、“華陽國士”、“華陽國士藏書”、“留耕草堂”（以上高世异藏印）；“國士館大學藏書”等[18]。第一册書題後有高世异題識：“蒼茫齋收存單行本。戊午元夜題，時客江寧。尚同手書。”從上述鈐印和題記可知，自晚明以來，此本迭經王心一、張興載、新陽縣儒學和藏書家高世异收藏，後流至東瀛。下面具體説明。

王心一，生卒年不詳，字純甫，吴縣人，室名别號有：一止、元珠、元渚、玄珠、泛紅軒、歸田園、蘭雪堂、半禪野叟等[19]。清彭藴璨《歷代畫史彙傳》卷二十八載：“王心一，字純甫，號元渚，又號元珠，一號半禪野叟。吴縣人。萬曆癸丑進士，授行人，纍遷刑部左侍郞，署尚書。初生寒素，執事丹青，爲陳焕入室弟子。畫仿大痴。幼有大志，不願俯首藝事。書祖坡仙，極精妙。曾抗疏言事，歷遭降斥。朝右俱爲之危，而意見愈奮。其志節實矯矯云。《明史·侯震暘傳》。”王心一熱衷書畫與圖書收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仿王蒙山水圖》即爲王氏所藏，鈐有“蘭雪堂王氏珍藏”印[20]。王心一在蘇州有一院落，名爲歸田園。清錢泳《履園叢話》載云：“歸田園，在拙政園東，僅隔一墻。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構。中有蘭雪堂、泛紅軒、竹香廊諸景。今王氏子孫尚居其中。相傳王氏欲售于人屢矣。輒見紅袍紗帽者隱約其間，或呼嘯達旦，似不能割愛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時嘗見侍郎與蔣伯玉手札，其時在崇禎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書中言，小園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乞分付園丁，時加防護云云。其明年，侍郎即歸道山，宜一靈之不泯耳。”[21]由此可知其去世後子孫尚能守家業，但藏書、藏畫或已逐漸散出。王氏家藏善本散出時間或在嘉慶年間。其時，此本《傳習録》爲張興載購得。

張興載，清初人，生卒年不詳，松江華亭（今屬上海市松江區）人，曾任蘇州府新陽縣訓導。著有《寶禊軒詩存》，參與過《［乾隆］婁縣志》的校對。清李銘皖《［同治］蘇州府志》[22]卷第七十三載其生平：“張興載，字悔堂，華亭人。以廩貢權新陽訓導。會重修學宫告竣，興載仿淮陽阮學浩灑掃成規，斟酌行之（《道光崑新志》）。”該志卷五十七“新陽縣儒學”訓導名録又載：“張興載，坤厚，華亭人，廩貢，嘉慶十一年署。”張興載藏書印有：“張興載印”“晦堂”“宋和國公之後”“少宰後人”“少宰希範先生之曾孫張興載”等。

張興載任新陽縣儒學訓導，而該書又鈐有“新陽縣儒學記”印，可知張氏後來將自己珍藏的《傳習録》贈予了新陽縣儒學。此書或從此即在該縣儒學藏書庫中長期保存，直到民國元年（1912）新陽縣撤銷建制。之後，該書被藏書家高世异獲得。

高世异，清末民初人，生卒年不詳，字尚同，一字德啓，號念陶，華陽（今屬四川成都）人，官至阜城知縣。所藏有明抄本《三唐詩品》、嘉靖本《皇明詔令》《丘隅集》《震澤先生集》等。高世异所藏善本散去後，分藏海内外，如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卷22570、22571、22572之册書衣有高氏甲寅年（1914）的題記，云該年初夏收得此册《永樂大典》，隨即贈與袁克文。除此之外，他的藏書尚有元刻殘本《戰國策》，現藏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23]，嘉靖本《胡蒙溪詩集》（《國家珍貴古籍名録》09186號）現藏首都圖書館，嘉靖本《李文》現藏上海圖書館。嘉靖本《李文》亦有高世异題跋，稱李翱《李文》一書明刻本中成化本最優，然有頗多墨釘，當是刻書者所據底本有缺。而黄景夔嘉靖二年（1523）刻本中有景泰年間邢讓題辭，或可證該刊本與成化本出自不同傳本。跋末題“戊午重九日，尚同書于金陵惠圓寺側僑寓”。高跋後又有張元濟跋文一則。張氏説，他從忠厚書齋主人李紫東處得此書，價值銀幣壹佰拾圓，傅增湘告之此嘉靖本比成化本更爲難得云云[24]。張氏跋文落款日期是“己未孟秋”，也就是1919年。嘉靖本《李文》與本文所述嘉靖本《傳習録》同爲高世异于戊午年（1918）收得，嘉靖本《李文》于次年即經書賈李紫東售與張元濟。不知此《傳習録》是否也在同時散去，并最終漂洋過海。

注釋：

[1]《陽明先生文録》所附《傳習録》未作單獨一書，故《中國叢書綜録》不收此書。《中國叢書綜録》中著録《傳習録》兩種：《王陽明先生傳習録》五卷，《國粹叢書》第一集；《傳習録》三卷附《朱子晚年定論》，《王文成公全書》本（隆慶本、同治光緒本）、《四部叢刊》（二次印本、縮印二次印本）·集部·《王文成公全書》、《四部備要》（排印本、縮印本）·子部儒家·《王文成公全書》。（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二册732頁）

[2]任文利曾到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查閲了該書，并撰寫了《王畿重刻南大吉本〈傳習録〉與南本相關問題》長文（《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122—130頁）。任文認爲國家圖書館藏本是王畿重刻本的理由是該書有王畿的重刻序，不過王氏序雖然爲《重刻傳習録序》，但其中已經明確表示是據舊版加以處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重修，王畿是補刻本的倡議人，實際工作是紹興府通判蕭彦贊助的。任文認爲該書的卷數是上册三卷，下册五卷，故可著録爲八卷。由于斷定這部書是王畿的重刻本，所以任文得出了南大吉刊本今已不可見的結論。事實上，這部書就是南本。蕭彦所作的工作是將南本中漫漶、模糊的不堪用的一半左右的板片加以重刻，而舊板尚有一半存在。

[3]中華古籍書目數據庫公布了“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啓動以來全國古籍普查的系列成果，網址爲：http://202.96.31.78/xlsworkbench/publish.

[4]這裏的“七卷”當是“二卷”之誤，《王陽明文獻普查目録》《王陽明著述提要》等書對此已修訂。

[5]李文潔等：《王陽明著述提要》，學苑出版社，2019年，30—31頁。

[6]同上，31頁。

[7]崔建英：《崔建英版本目録學文集》，鳳凰出版社，2012年，72—81頁。

[8]任文利《王畿重刻南大吉本〈傳習録〉與南本相關問題》一文説：“《陽明文録》嘉靖間刻本如范慶本、閭東本有附刻《語録》《傳習録》者，乃原本刊刻如此，與國圖此種情况不同，國圖此種《傳習録》實爲單行刻本。”（《王畿重刻南大吉本〈傳習録〉與南本相關問題》，122頁）

[9]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228頁。

[10]李玉安、黄正雨：《中國藏書家通典》，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709—710頁。

[11]6萬元的經費相當于平館當時年度購中文書經費的一半左右。據1933年12月16日平館《呈教育部請撥購書經費函》所稱“歷年以來，大部經費支絀，僅由董事會按季撥給。截至二十二年度止，共撥中文購書費國幣四十六萬一千二百五十元，西文購書費美金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元八角九分。惟年來書價騰貴，各舊家藏書時有待價而沽之訊。本館亟應儘量收羅。……擬請大部于廿三年度起，每年籌給本館購中文書費國幣十二萬元，列入預算，按月照數撥發，以符部會合作之義，而利館務之進行。”（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909—1949》，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393—394頁）

[12]《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國立北平圖書館，1934年，5頁。

[13]平館購書中文組主席陳垣，書記趙萬里，委員陳垣、孟森、顧頡剛、傅斯年、胡適、徐鴻寶（森玉）、趙萬里。（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909—1949》，345頁）

[14]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編：《北京圖書善本書目》，中華書局，1959年，第7册28頁。

[15]李文潔等：《王陽明著述序跋輯録》，學苑出版社，2019年，88頁。

[16]（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17]國士館大學圖書館書志情報，網址：https://opackokushikanacjp/Main/Book?book_id=TS01262329&q=1&qt=0&qp=1&qv=10&qs=sort_title&qd=0&qn=9.

[18]國士館大學圖書館藏本《傳習録》之藏印印文全部請國家圖書館宋凱先生釋讀。

[19]楊廷福、楊同甫編：《明人室名别稱字號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下册第21頁。

[20]郭涓：《〈書苑菁華〉明鈔本中部分藏印考》，《散文百家（新語文活頁）》2018年第7期，23—24頁。

[21]（清）錢泳著，張偉點校：《履園叢話》，中華書局，1979年，524頁。

[22]（清）李銘皖:《［同治］蘇州府志》,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23]喬曉勤、趙清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4頁。

[24]陳先行、郭立暄編著：《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録（附版本考）》，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528—5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