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高淳花山宋墓出土的绢地星象图

花山宋墓位于南京高淳区花山茅庵山（马鞍山）南麓，距高淳城区约12公里。该墓为长方形砖砌单室墓，长3.5 米，宽0.9 米，高度因施工破坏而不明。墓室后部设有砖砌棺床，棺床上的黑漆棺保存较好，漆棺内出土52 件（套）丝织品，十分精美。其中1 件绘有星象图，较为罕见。

星象图丝织品呈长方形，长3.16 米，宽0.5米，绢地。图上绘有一条弯曲的银河，银河两侧分布着山川、星宿、河流，同一星宿的星星之间以直线相连，星星涂绘成实心，其他图案用线条勾勒轮廓。现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结合墓中出土丝织品中服饰的款式种类、质料及纹样特征等考虑，花山宋墓的年代当为南宋中期以后，即13 世纪中后期。今高淳胥河以南包括花山在内的地域，自宋代端拱元年（988 年）以来就属建平县，两宋时期归广德县（军）所管辖。

从起源与发展看花山宋墓星象图

中国古代星象图起源于史前，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特征。花山宋墓星象图中的星象与墓葬古代所属的广德县的分野星宿的星象有一定关联，其图像的形式与表达也基本符合古代星象图总体的发展规律。

“分野论”

星象图是先民观测星空的形象记录，其绘制基于古代传统天文学知识。古人相信天上与人间是相互对应的，可以通过观测天象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即“天象垂，见吉凶”。为了确定人事凶吉的地点，并建立天上星辰与人世列国或州郡之间相互匹配的稳定关联，出现了“分野”理论，有了“象天法地、界分山河”，以“分野”为内涵的星象图。分野星象图常常出现于古代地理著作或文献中，用不同星宿坐标划分天下列国、州郡，将天上的星宿分别匹配于地上的不同区域，或者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

明代以前的分野星象图基本以“三垣二十八宿”来划分星象及对应的地理区域，各家虽略有差别，但总体较为固定。《诗经图谱慧解》中绘有《十五国星次纪候图》，其中有“斗牛分野吴越之地扬州之域”的注解。此外，《淮南子·天文训》中“斗、牵牛、婺女”对应“越、吴”；《史记·天官书》中“斗、牵牛、婺女”对应“扬州”；《汉书·地理志》中“斗、牵牛、婺女”对应“吴地、越地”；《汉书·天文志》中“斗、牵牛、婺女”对应“江湖、扬州”；《晋书·天文志》中“斗、牵牛、婺女”对应“吴越、扬州”；《乙巳占》中“斗、牛”对应“吴越、扬州”。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知“斗宿”及“牛宿”与“扬州”“吴、越之地”的对应关系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比较稳定。《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记载，广德军置于宣州广德县，属江南西道，是“禹贡扬州之域”。《方舆胜览》卷十八载，广德镇旧为“吴地，斗分野”，广德县内的花山宋墓在分野星象图中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斗宿与牛宿间。有学者在《源·流：99 件文物里的南京》一书中提出花山宋墓星象图中所绘星宿极似心宿、尾宿、箕宿至斗宿，高淳为斗宿，应该也是基于这一分野对应关系得出的。花山宋墓星象图中可辨别的星宿共7 个，其中3 颗星相连的星宿形似“天渊星”，4 颗星相连的星宿形似“狗国星”，“天渊星”与“狗国星”均是“斗宿”中的星官；另外4 个7 颗星相连的星宿及1 个5 颗星相连的星宿尚未辨出。

分野的目的是星占。官修正史中的观象占星主要是围绕“战争、年成、治乱”等军国大事展开的，基本不涉及个人事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宋之际才有了明显改变，以推算普通个人命运及祈福禳灾的星命术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最终成为中国星占术史上完整的一个类别及分支。花山宋墓星象图上只有7 个星宿，并不是常见的全天分野星象图。只有部分星宿的星象图常见于星占图上，但一般会佐以文字进行记录及解释，因此花山宋墓星象图可能不是星占时使用的。

图像表达

历史上的星象图是由“象”图逐渐向“星”图发展过渡的，图像上的要素也并非恒定不变，从长时段来看，是一个由繁至简的发展过程。河南濮阳西水坡45 号墓中，分布在墓主左右两侧的青龙、白虎及脚部的北斗蚌壳图是已知较早的与墓葬相关的星象图，表现的就是“象”。到了汉代，墓葬中的星象图则变为星、象杂糅的状态。江苏盱眙东阳汉墓中出土了一块置于棺椁之间的木质顶板，板上刻有金乌、蟾蜍、玉兔及星点，其中三颗星用双线连接。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墓顶除“日象”与“月象”外，出现了以直线连接恒星的星宿示意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魏元乂墓中，墓顶的星象图就没有“象”而只有300 余颗星点了，但此时墓室四壁仍然有四象图。同时，“银河”这一要素也首次在星象图中出现。发展到隋唐，星象图中四象、二十八宿等要素又减少了，章怀太子墓前室穹窿顶星象图中只有星辰与银河，星辰满天分布，没有“象”，甚至没有特指的星宿了。

星象图的图像表达很有可能是随着天文认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简化的。五代吴越国钱元瓘墓墓室顶部刻有星象图，图中表现的星宿位置及距离均相当准确，已经有了很高的科学价值。到了宋代，星象图基本具有了科学化天文星图的水平。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中共有5幅星象图，以实际天文观测为依据，是目前我国中古时期最科学和完整的星图之一。南宋黄裳绘制的平面圆形星图，如今仍以石碑的形式完好地保存在苏州博物馆，构图严谨规范，注重天象观测。可能也正是因为其基于“实际观测”，与早期墓葬中的星象图相比，这些星象图的图像表达更为“写实”，形式更加简洁。

星象图的繁简程度有时也能反映阶级或是地位差别。其一，星宿及星数的多少是体现墓主身份的标准。五代吴越国钱元瓘及其王后马氏、次妃吴氏的墓葬顶部均刻有星图，但三幅星图由于墓主地位的高下而完省不一，钱元瓘的最完整，王后次之，次妃最省略。而晚唐钱宽夫妇作为钱元瓘的祖父母，其墓中的星图较之次妃吴氏的星数更少，设计更为简略，反映了墓主身份对星象图的直接影响。其二，星象图的物化表现形式，也能体现墓主身份之别。江西德安周氏墓是目前已知的除了花山宋墓外唯一出土了绢地星象图的宋代墓葬，根据墓葬中同出的墓志分析，周氏应是南宋新太平洲通判吴畴的妻子，此幅星象图中的星辰以银白色金属片（一说是金箔）作贴饰。花山宋墓未出金饰，且无墓志，根据其他出土文物推测，墓主可能为南宋中期以后建平县富有人家的妇女，这幅星象图上的星辰只是涂绘实心，并无贴塑，亦可见二人身份等级的差别。

中国古代星象图大致可分为示意性星象图与写实性星象图两种，前者使用象征性的星象图形及文字对天区进行示意或抽象描绘，后者则能够真实反映星空中所见恒星的实际位置和相对位置。花山宋墓星象图的构成中有银河、散星，亦有直线连接的星宿，还绘有山川、水流等要素，应是示意性而非写实性的星象图。山川与水流表示分野星象图中地上的区域，图中部分星宿也与花山分野对应的“斗宿”内的星象极其相似；并且总体而言星数不多，设计简单，亦符合墓主不太高的身份。

从性质与功能看花山宋墓星象图

出土于各类墓葬中的星象图主要以壁画的形式绘制于墓室的顶部和四壁，既是当时人们宇宙观的体现，也反映了古人死后希望升天的愿望。也有部分星象元素会出现在棺椁内，如盱眙东阳汉墓的木质顶板。此外，还有烟袋山汉墓中女棺棺盖内的北斗七星星象以及固原北魏墓男性墓主漆棺盖上绘出的日月、天河。巫鸿先生在《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一书中指出，“天界”是人死后理想世界中的一个界域，古人依靠“二十八星宿”“四神”“星官”等传统天文知识及“牛郎织女”“银河”等传说来构建自己死后的理想“天界”，棺内的星象元素可能也具有这一功能。

德安周氏墓出土的宋代绢地星象图，覆盖于棺内表面，图上绘有银河、星宿与行云。这幅绢地星象图在棺内最高一层，不管从“人与图”的相对位置，还是从图像来看，其都是在构建类似于墓顶天象的灵魂归处，只是这一功能的承载主体由以前的木制品替换成了丝织品。但特殊的是，同为绢地星象图，花山宋墓星象图出土时被内折数道呈窄长条状披挂于墓主脖颈两侧，并未采用平铺在上的方式来表现“墓葬宇宙观”下的人与宇宙关系。

对此，有学者认为其可能是作铭旌使用的。在对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帛画的“铭旌说”与“非衣说”的讨论中，余英时先生因帛画中没有书写死者的名字对铭旌说进行了否认。因此，若认为花山宋墓星象图也是铭旌，恐怕不太妥当。除了书写死者名讳这一要求，根据《司马氏书仪》“掌事者置上服铭旌于柩上”与《朱子家礼》“已下，再整柩衣铭旌，令平正”的记载，铭旌在下葬时会放置在早已封好的棺椁之上，而花山宋墓与德安周氏墓中出土的绢地星象图却都是在棺内发现的。这两幅绢地星象图应该都不是作为铭旌使用的。另《司马氏书仪》“小敛”条云“又去枕，舒绢或叠衣藉首，卷其两端夹首两旁，以补肩上空虚之处”，《朱子家礼》“小敛”条载“先去枕而舒绢叠衣以藉其首，仍卷两端以补两肩空处”；《司马氏书仪》“大殓殡”条云“即又揣其空缺之处，卷衣塞之，务令充实，不可摇动……令棺中平满”，《朱子家礼》“大殓”条载“掩首，结绞，共举尸，纳于棺中，实生时所落发齿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处卷衣塞之，务令充实，不可摇动。……收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满。……乃召匠加盖，下钉，彻床，覆柩以衣”。因此，花山宋墓墓主脖子两侧的星象图可能是“小敛”时补垫在其头下的物品，或“大殓”时用来填充棺椁的丝织品之一。

虽然不是铭旌，但花山宋墓星象图上星象要素依旧沿袭前朝，与德安周氏墓的星象图相比，图像要素也并没有明显不同，应该也有构建死后理想世界及表现升天之意。

由宋人的宗教信仰看花山宋墓星象图

吴敬在《长江下游地区宋代葬俗的考古学研究》中对长江下游地区宋代墓葬进行梳理时提到佛教信仰、道教信仰及儒释道合流趋势的几重影响。宋代的佛教宗派有七，但宋人根据其修持方式的不同，合并为禅、律、教三大类。北宋时各家由于对佛教经典理解不同发生过各种争论，到了南宋，随着佛教世俗化程度的加深，各宗各派间彼此融合，界限不再严格，以建康府为中心的江南东路佛教也较为兴盛。道教自魏晋南北朝后一直是符箓派占主流地位，北宋后期，符箓派中的上清派以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今茅山）为中心形成了宗坛，南宋后虽逐渐衰微但仍有传承。两宋时期还开创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格局，大兴儒学的同时扶持佛、道两教，出现了“以佛俢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三教合一”局面。

宗教的影响通过世俗化与平民化的过程，实现了普遍的社会化。从墓葬出土器物以及墓主身份来看，江阴北宋孙四娘子墓中出土了10卷佛经、1 卷道经及四灵木俑，“瑞昌县君”是其当时的诰封。溧阳北宋李彬夫妇墓的墓志铭中记载李彬“平时诵佛书日书卷”，墓中出有“五星神像”1 套5 尊、“二十八宿”俑中的八宿等器物，墓主家中“累世不仕”，只是个地方富豪。花山宋墓中除了出有绢地星象图，还有多件佛教瑞相“卍”字纹服饰，另有可能与道教堪舆术相关的铁牛2 件，而墓主本人只是个富有之家的女子。这些墓葬就是宋代宗教普遍社会化后的一种证明。

由于宗教的社会化，宋代的星命知识及观念普遍流行。如庄程恒在《江苏溧阳北宋李彬夫妇墓五星镇墓葬俗考》一文中认为，溧阳李彬夫妇墓中五星俑与两宋“五星镇墓”葬俗有关，是在唐宋世俗普遍的星命观念普及之后的抽象表达。唐宋之际中外交流带来的域外星命元素刺激了本土星命术及其门类的大发展，加上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和普及、传统军国星占术及五行理论成熟的理论基础（宋神秘：《继承、改造和融合：文化渗透视野下的唐宋星命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星命术以及星象知识在社会中有了广泛流传，打破了早期中国的星占术被操控在皇权手中、“贵族化”的特征。在此背景下，花山宋墓中的星象图应也是天象图从贵族走向士庶的一种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