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呈色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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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5 10:44 来源:南方文物

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为主要类型,不仅造型奇特,装饰别致,而且基本上属高锡高铅三元铜合金材质,几乎全部以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在世界艺术史、技术史和物质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于青铜器的呈色却几乎没有研究,本文即是基于考古材料,通过对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青铜尊的填色复原,初步探讨此一现象。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呈色

高锡高铅三元青铜合金,因其中合金元素含量的不同,颜色在纯铜的淡桃红和锡铅的灰银白之间变化1。商周青铜器中多数含6%~20%的锡和低于8%的铅2,为橙黄色(图一)。复原铸造的青铜鼎和簋即是如此,仅受光洁度或表面氧化层等影响,色泽橙黄发暗(图二:1-2),可认为商周青铜器本色如此。这样的色相,在一定距离下,器表纹饰和凸起的附饰就无法看清,使这些穷其技艺制作模范、旨在使器物华丽繁复的图案与附件黯然失色。如此视觉表达,虽逻辑欠通,但确有考古发现的实例。1983年光山宝相寺出土的黄夫人鼎,锈蚀程度很低甚至没有锈蚀,年代在春秋早期(图三:1);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亚矣簋,颈部、腹部和圈足纹带及双耳基本为金色(图三:2)。但后者的颈部、下腹、圈足下沿、颈部纹带、腹部纹带之间的窄素带,以及腹部菱格纹中的圆乳丁的表面,都有一层较为致密的“锈蚀层”(3),两相对照,很可能原本为彩绘,经三千多年蜕变,已经残缺和变色,原色如何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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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铜-锡-铅三元合金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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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新铸青铜鼎原色

(铜陵新九鼎铜产业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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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2新铸青铜簋原色

(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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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1黄夫人鼎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7图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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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2亚矣簋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4图41)

古代青铜器彩绘或纹饰中填色,确是被长期漠视的现象。北宋至20世纪的金石学家未有提及,19世纪之后的艺术史家罕有几句提示,20世纪前半叶开始的考古学,只有少数考古学家注意到所发掘器物有漆绘3。真正将这一现象作为问题研究的,是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学者。首先是大英博物馆的科学家普林德雷斯(Harold J.Plenderleith,1898—1997),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研究其馆藏中国青铜器,他首次在实验室辨识出纹饰中的黑色残留物是一种“镶嵌”(inlay),黑色物包括碳、硅酸盐和磷酸盐,可能属某种原始形式的漆4。此后,直到六十年代,盖滕斯(Rutherford J.Gettens,1900—1974)在考察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藏青铜器时,关注到了填色物质,并对之进行了研究。弗利尔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青铜盘(编号56.26),盘内龙身纹线较为突出。经分析,为黑色赤铜矿且不乏在灰绿色锈下,可认为是制作盘时,为使之呈黑色,将赤铜矿与炭研粉调和为纹饰填充物(图四:1—3)5。弗利尔收藏的一件残觚(SC529,图五:1),腹部有细密纹饰。经取样并切片分析,确定纹线中明显有黑色填充物(图五:2)。这些填充物在放大视场泛白,纹饰沟槽中填充物相当致密(图五:3)。显微镜下,石英颗粒细小、多角而白亮,散布在黑色碳素体中(图五:4)。很明显,填充物不是黄土,而是有意加工的细石英。颜色既有黑色,也有发白的,粘结剂似乎是漆。即以漆调和多角、匀细石英粉并将之填入纹饰的沟槽或坑点之中。虽然某些铜器曾作炊器,底部和器表残留烟炱,易于与填纹混淆。但在显微镜下,二者还是易于区分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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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1蟠龙纹盘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3图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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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2蟠龙纹盘内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3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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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3蟠龙纹盘内填纹

(引自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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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1弗利尔残觚SC529

(引自The Freer ChineseBronzes,

Volume II,p.201 fig.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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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2残觚纹饰

(引自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I,p.201 fig.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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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3残觚样品断面

(引自The Freer ChineseBronzes,

Volume II,p.201 fig.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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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4残觚样品显微视场

(引自The Freer ChineseBronzes,

Volume II,p.201 fig.269)

事实上,古代青铜器的彩绘和填纹处理是相当普遍的现象7,但往往被当作锈蚀、泥土、范土或后期保护的干预材料而未深究。在发掘、清理、剔纹和修复中,仅有的些许残留被再次清理甚至除尽8。虽然如此,现有器物残存之痕迹还是可以明确昭示:相当数量的古代青铜器有其不同寻常的色彩搭配。只有深入揭示和探究彩绘和填纹处理这一现象,才能对青铜器功能和审美理念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增加有关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和材料的知识。

在广汉三星堆器物坑所出土的青铜器中,彩绘和填纹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9,器物填色后的呈现如何,未见复原。本文以大口折肩尊K2(2):79为例,对其纹饰的填朱工艺进行复原,提供器物瘗埋前的基本面貌,抛砖引玉,供学界更深入全面研究古代青铜器。

三星堆大口折肩尊

K2(2):79造型与纹饰

1986年发掘的广汉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出土完整大口折肩尊八件,另有三件尊的残片和一件方尊的残片。其中大口折肩尊K2(2):79位于器物坑东南角,上有象牙。

该尊侈口折肩、鼓腹高足,通高442毫米、口径415毫米(图六:1—2)10。颈根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饰六夔纹组成的纹带,纹线平铺,夔形不清,只有眼珠突出(图七:1)。夔纹两两成组,对头之间各设片状鸟饰,伏卧在纹带上。鸟饰昂首向外,粗短喙,两眼巨大且眼珠圆突,颈粗且长,两侧饰鳞纹;腹两侧勾云纹,翘尾,尾稍前卷,因纵向披缝略宽,喙与尾均不够清晰,尾与颈根交连(图七:2)。与三鸟饰相间60°,肩纹带的两夔尾间各设一圆雕牺首,扣在肩面,大嘴伸出肩沿并搭在腹部纹带上边。牺首阔鼻,勾卷曲鼻翼但嘴短,双眼位置也出肩沿,球形眼珠圆突,面布刀纹。牺首额中高竖扉棱形冠饰,其两侧是一对虺形大角斜弯向脑后至颈根,上面饰云纹和鳞纹。两角之间的平面,饰平铺横置的刀纹。三个牺首仅一个冠饰完整,另两个残缺(图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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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1尊K2(2):79(作者摄)

图六:2尊K2(2):79线图

(引自《三星堆祭祀坑》页242图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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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1尊K2(2):79肩部纹带(作者摄)

图七:2尊K2(2):79肩鸟饰(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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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3尊K2(2):79牺首(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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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4尊K2(2):79牺首(作者摄)

腹壁斜直,宽纹带由三组构成,组间设不透空的勾牙式扉棱,与肩部鸟饰相应。每组兽面均是平铺的兽面纹,兽面两侧下边填平铺的夔纹。兽面纹阔口微张露出牙齿,尖吻上起脊棱式窄鼻梁,两侧勾宽线云纹,并自额中上耸为冠饰,因上方有牺首嘴,故冠饰较矮。一对臣字形大眼中眼珠圆突(图八:1),其外侧横伸着窄的兽身,再上折向外出尾,尾稍向下回勾,兽身勾宽线云纹。兽面眼和身上面的部分功能不详,或者为翅。身下出足,足后填抽象夔纹。夔纹有向前长伸并勾卷的鼻,眼大但眼珠不凸。整个纹饰空白处填细线云雷纹(图八:2),与兽身、角之宽线云雷纹相异,借此突出兽面与夔纹。

图八:1尊K2(2):79腹部纹带

(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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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2尊K2(2):79腹部纹带及补铸痕迹

(作者摄)

细线云雷纹粗细均一、走线流畅,宽线云雷纹粗细不定、走线磕绊。由此可知纹饰范制作之时当为直接刻划。现今所见阳文当均为制范时刻去之阴纹,且一次全部刻出,未经制模、翻印等多次刻画过程。

圈足高而壁微弧,顶部均布三个形状近乎长方形透孔,上与肩部鸟饰、腹部扉棱相应,下置近乎长条形不透空的勾牙式扉棱。扉棱将圈足宽纹带也分三组并与肩部牺首、腹部纹饰组相应,且纹饰结构与腹部纹饰完全一致,略大的差别在于沿上的几字形角,微小的差别是冠饰略高但眼珠略小且突出略低(图九:1—2)。整器布满绿色锈蚀,局部区域有褐、黑、黄和蓝等色锈蚀,分布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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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1尊K2(2):79圈足纹带(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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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2尊K2(2):79圈足纹带及浇道

(作者摄)

三星堆大口折肩尊

K2(2):79的铸造工艺、

填纹处理及复原

三星堆大口折肩尊K2(2):79器身留有明确的铸造和加工工艺信息,可据以复原其基本的和关键的工艺。

首先是肩部牺首的与肩面有接缝(图七:3-4),牺首扣在肩面和尖沿,表明牺首后铸。与牺首相应的腹内壁,通过镜子可以看到有不规则形状的铸铆头(图一〇:1),证明牺首以铸铆式后铸成形。牺首冠饰中间的披缝与两角间平面中的披缝一致,说明牺首左右对开分型11。这种工艺在南方风格大口尊中具有典型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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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1尊K2(2):79内壁铸铆头(作者摄)

在尊肩鸟饰、腹部扉棱和圈足扉棱的中心,都有纵贯的披缝,且三道披缝重合(图一〇:2),通过圈足透孔,构成尊体的分型面,说明尊是由三块相同的范与腹芯和圈足芯组成的铸型。在腹部和圈足兽面纹的口中,都有与脊棱形鼻梁贯通的披缝(图八:1—2;图九:1—2),但披缝并未上下贯通,说明腹和圈足每组兽面纹都是由左右两块范拼合的,即尊的每块范都在相应位置嵌着两块腹部纹饰和两块圈足纹饰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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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2尊K2(2):79扉棱与鸟饰披缝

(作者摄)

 

 

该尊初铸明显不够精美,缺陷较多。首先是圈足底沿不够平齐(图九:2),具有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共同特点,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也十分普遍。这是浇道的残存,说明南方铸铜作坊的很多铸工设计浇道不够精当,浇注凝固后在打掉浇道时留下残迹,无法去除而留存的13。其次是其表面较为毛糙,花费了很多时间进行打磨,腹部纹带上有清晰磨痕(图一〇:3)。但颈部、下腹等无纹饰的部位见不到披缝痕迹,包括颈根突弦纹上也未有披缝的打磨痕迹,说明这些地方的披缝曾被精心处理过。然而,初铸的浇不足和大气孔不少,便对其中的较大缺陷进行了补铸,器腹有明显的补块(图八:2)。此外,尊腹还存在未曾补缀的孔洞(图一〇:4—5),表明这件尊不能作通常所说的盛装酒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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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3尊K2(2):79腹部纹饰打磨痕

(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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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4尊K2(2):79腹壁孔洞(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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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5尊K2(2):79扉棱下孔洞(作者摄)

这件器物的重要,还在于器表和纹饰中的颜料痕迹,发掘报告已经指出,但不够具体。红色颜料存在于肩部纹饰(图七:1)、牺首(图七:3—4)及鸟饰(图七:2)、腹部纹饰(图八:1)和圈足纹饰及扉棱纹线(图九:1—2)。肩部的色泽鲜亮若朱砂,腹部和圈足的较沉暗如铁锈红。此外,在肩部的鸟饰、牺首上还残存有白色和褐色,腹部兽面冠饰顶与牺首嘴下残存有粉白色覆盖物,究竟是颜料还是锈蚀有待进一步研究。这里仅对红色填充物进行讨论和复原。

根据对商周青铜器材质的研究,选取14K黄金色为铜器本色,颜色近乎16进制值#E9BF61,而据尊填色照片的红,颜色为16进制值#FD4E50,据此可复原尊的填朱(图一一)。至于颜料的组成和色值,以及牺首、鸟饰和腹部纹带的其他颜色,有待测定和全面复原。此外,兽面纹突出的眼珠,目前未在其上发现颜料,本复原权作本色处理(图一二)。较为特别的是肩部纹带,大多数都可见填朱痕迹,但一处完全无色,底色灰白,夔眼珠青灰,纹线中似乎未填充颜料(图一三),为何如此,还得深入研究,不排除尊的不同部位有不同染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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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尊K2(2):79腹部纹饰填色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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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尊K2(2):79填朱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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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尊K2(2):79肩部纹带特别颜色

(作者摄)

初步的填朱复原,仅仅再现了尊K2(2):79的金黄底色和朱红纹带,颜色对比强烈而和谐,附饰和纹样均突出醒目,相信全部颜色复原后,该尊的呈色是瑰丽多彩的。

 

如前所述,三星堆存在多件填纹处理的青铜尊,发掘简报曾指出还有尊K2(2):127和K2(2):146经填纹处理14,发掘报告中涉及还有尊K2 (2):112,但不包括尊K2(2):79。在与之同出土的人头像、面具和动物形器上,则可见到多种涂色。这批青铜容器具有南方风格特征,年代早于殷墟而属中商16,填色处理是否是南方风格青铜器的一个特征抑或一种例外,值得深探。更进一步,这些填色处理的南方风格青铜器,是铸铜作坊的原作,抑或流入天府之后再对其进行的填色处理,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事实上,中原出土青铜器中,不少属填纹处理之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封顶盉M5:859(图一四),颈部纹带和腹部兽面纹纹线中,即残留不少淡黄色颜料,发掘报告未予留意17,后人也缺乏研究。前文已及,商周青铜器填纹彩绘装饰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哪些器物、哪类器物填纹?谁做处理、牢固度如何、地域性怎样?等等,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当然,新出土器物表面和纹饰中残存物的辨识和保护,应当首先提到议事日程,否则上述一系列重要而有趣的问题,都将无法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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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妇好封顶盉M5:859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3图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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