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彩庭院的初步研究

2012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组三彩彩绘庭院模型（以下简称陕历博征集庭院），当时残损为200余片。经过多年拼对修复，复原为一套完整的庭院（图1）。整套庭院共由24件组成，包括房屋12件，亭子2件，拱桥1件，以及其它杂器9件。这套三彩庭院制作精美，组合完整，结构清晰，为探讨唐代三彩庭院的时代、产地、布局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

图1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三彩庭院全景

陕历博征集庭院由房屋、亭子、拱桥及其它杂件组成，均为高岭土瓷胎，胎质略泛土黄。下面分别介绍。

房屋：共12件，除大门外，所有建筑均为悬山顶，由底板、三面墙体、房顶组成，房顶屋面施绿釉，两侧墙体外侧以红彩绘制’人’字形悬山，有栏额。

图2陕历博征集庭院房屋（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为1号~9号房）

1号房：大门，悬山顶。由底板、两侧墙体及对开门扇组成。门扇朱红色，每扇四排每排四个门钉，中间设铺首。通高18.3厘米，门扇每面高11.5厘米，宽6厘米，底板长18厘米，宽7.5厘米（图2-1）。

2~5号房：造型相似，尺寸也相同，所不同的是2号、3号房内各有一陈设方形桌子，4号、5号房内无陈设。尺寸均为通高18.5厘米，底板长17.7厘米，宽7.6厘米，房屋进深6厘米（图2-2~5）。

6号房：房内左侧靠墙为灶台，灶门呈‘凸’字形，灶门上方以红色绘制火焰纹。右侧靠墙陈设一立柜。房间通高18.5厘米，底板长17.7厘米，宽7.6厘米，房屋进深6厘米，灶高6.5厘米，立柜高9.4厘米（图2-6）7号~9号房的造型与尺寸均与此相同。

7号房：房内右侧有一长方形区域，该区域左侧为一竖直梯形墙体，前侧为‘凹’字形矮墙，矮墙上沿以红彩勾边，它们与房屋两面墙共同围合成一片闭合区域（图2-7）。

8号房：房内右侧有一段带方窗半墙与房屋右侧墙体形成一个半开放空间（图2-8）。

9号房：这间房屋比较特殊，屋内由一整个隔板封闭，仅下部有两个方形小门，隔板上部竖向刻四条线，似乎表示这一隔板是由多块板拼接而成。隔板内部中空（图2-9）。

10号房：房内呈一半遮挡另一半敞开的半透视展示形式，右侧有通顶落地木窗，窗格细密，左侧敞开。通高25厘米，底板长26.7厘米，宽10.5厘米。屋子面阔24.2厘米，墙宽7.1厘米，进深4.3厘米（图3）。

图3号房

11号房：呈半透视展示形式。房内左侧为屋墙，墙中间为直棱窗。房内右侧敞开，陈设有一长方形小桌。通高25.5厘米，底板长26.7厘米，宽10.1厘米（图4）。

图4 号房

12号房：房屋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中间是门，门楣、门柱与门槛均施红彩。中门左右两侧墙体中间以黑彩绘直棱窗。房间内正中墙壁上以黑彩绘制六扇屏风的边框，但没有进一步绘制屏风内容。房屋通高25.7厘米，底板长25.7厘米，宽12.3厘米。中门宽8厘米（图5）。

图5 号房

亭子：此套三彩庭院共包含不同类型的亭子2件。

圆顶亭：由顶、立柱及底板组成。彩绘橘红色圆平顶，顶已残缺，修复为宝珠形。顶下四柱合成方形亭体，四面开门，方形底板。通高15.5厘米，圆顶直径14.7厘米，底板边长9.3厘米（图6-1）。

四角攒尖亭：由顶、四立柱及底板组成。顶为方形，施绿釉，四角攒尖，顶尖已残损，修复为宝珠形。顶下四柱合成方形亭体，四面开门，方形底板。通高16厘米，方顶边长12.2厘米，底板边长11.5厘米（图6-2）。

图6亭子两件

拱桥：呈拱形，由桥面、桥栏及栏上方头望柱组成，望柱每侧栏杆上立有三根，前、中、后部各一根。桥全长10.3厘米，桥面宽8厘米（图7）。

图7拱桥

杂器：此套三彩庭院中还包含水井、箭垛等各类杂器9件，分别介绍如下。

水井：由长方形井栏与井栏上支架组成，通高12.2厘米，其中井栏部分高4.5厘米，井栏长6.5，宽6厘米。支架上部近“工”字形，中部挂束腰形辘轳（图8）。

图8水井

箭垛：由垛靶及后背梯形支架两部分组成，垛靶为长方形，下半部分残断修复，修复后高14厘米，宽9厘米。箭垛垛靶中心以红色彩绘圆形靶心及两周同心圆目标区（图9）。

图9箭垛

此外还有黄色方斗两件，大、小各一；方凳两件，大、小各一；踏碓一件；磨盘一件；不知名残器一件，用途不明（图10）。

图10方斗、凳、踏碓、磨盘、不知名器

目前考古发现及国有博物馆收藏的此类三彩庭院主要集中于长安地区，总体来说它们在器型、釉色、内容等多方面均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对它们进行统一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对其制作年代与产地进行分析：

1. 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唐三彩庭院模型（以下简称中堡村庭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959年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中出土，全部院落包括悬山顶大门1件，硬山顶偏房4件，硬山顶厢房2件。大型悬山顶正房1件，歇山顶正房1件（发现时仅存顶部，顶部以下修复）。四角攒尖亭一件，八角攒尖亭一件，假山一件。除八角亭顶部为黄釉，其余建筑顶部均为绿釉（图11）。

图11中堡村庭院

图12王石凹庭院

2. 铜川王石凹出土唐代三彩庭院（以下简称王石凹庭院）。

耀州窑博物馆藏，1987年铜川市印台区王石凹出土，一套共计23件（图12），其中建筑共9件，顶部均为绿釉，包括大门1件，偏房4件，厢房2件，正房1件，四角攒尖亭1件。此外还有壸门榻、水井、箭垛等杂件6件。另有8件小陶俑。未见发掘报告，出土情况不明。

3. 长安灵沼乡出土唐三彩庭院。

西安博物院藏，1994年西安市长安县灵沼乡唐墓出土（图13），包括绿釉大门1件，偏房5件，厢房2件，正房1件。此外还有侍从俑3件，动物俑12件。最大的房屋高17.5厘米。未见发掘简报，出土情况不明。

图13灵沼乡出土庭院

4. 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出土陶庭院（以下简称王休泰庭院）。

1964年山西长治唐大历六年（771）王休泰墓中发现（图14），是目前所见唯一有明确纪年墓葬出土的唐代此类庭院模型，而且发掘时这套模型原随葬时摆放的位置基本保留了下来。这组院落前后三进，呈轴线对称布局，由大门、大门两侧的院墙、影壁、左右对称的偏房、以及正房构成第一进院落。正房后是第二进院落，由左右两侧的偏房和正中的厢房组成，第二进院落后还有一间小房间作为第三进院落。

图14王休泰庭院

将陕历博征集庭院与上述多组三彩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虽然院落组成件数有多寡之分，制作精良程度也有差别。但总体来说，这几套院落的基本构成是一致的。首先，上述几组三彩、彩绘庭院结构上都是以多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的较为松散的多院落合院结构，多数院落没有围墙或围廊，彼此间的结构布局缺乏很强的确定性。这与汉代考古发现中所见的单体陶房、坞堡以及明代考古发现中所见的以围墙合围多建筑严谨闭合的四合院均有明显不同。其次，上述几套三彩庭院无论是房屋、亭子等建筑的外观形式，还是胎色、三彩釉色等工艺特征均高度相似，说明其时代应大体接近。除建筑外，陕历博征集庭院中的一些附属陈设或杂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比如6号房中的陶灶与永徽四年（653）薛元嘏夫妇墓出土陶灶非常相似，属于关中地区唐墓常见陶灶样式；杂件中的陶井也与神功元年（697）康文通墓出土三彩井相似，踏碓与神龙二年（706）阎识微夫妇墓出土彩绘踏碓相似。最后，中堡村唐墓虽然没有出土墓志，但是随葬陶俑时代特色鲜明，发掘者认为基本与1957年发掘的开元十一年（723）鲜于庭诲墓时代相当，这一判断非常准确。其它几组唐三彩庭院时代也应该与其接近。因此我们认为陕历博征集三彩庭院与其它几组三彩庭院的时代均应为盛唐时期。

唐代三彩器烧造地点不少，但考虑到已发现的三彩庭院仅见于长安周边，且只有黄堡窑发掘出土过类似标本。1984年在黄堡窑窑址中发现了绿釉建筑模型33片，其中包括一件绿釉歇山顶建筑模型残块，残长14厘米，残高4厘米（图15）。而在西安发现的另一重要三彩窑址唐长安城醴泉坊三彩窑址中则并未发现三彩建筑模型。因此，这几组胎质、釉色高度一致的三彩庭院的产地很有可能就是铜川黄堡窑。

图15黄堡窑遗址出土绿釉歇山顶建筑模型残件

目前这几组院落的复原布局（即上述照片中的摆放方式）都是将正房放在最后，偏房、厢房左右环绕，亭子放在院落中，围成一个四合院的格局。但是王休泰墓出土的陶院落提示我们，这些院落并不是简单的围成一圈，而是各自具备不同功能的多进院落。此次新见的陕历博征集唐三彩庭院中的建筑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室内陈设的丰富性为以往所未见，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判断各建筑的性质和功能，并以此激活对其它几个三彩庭院建筑功能与布局的重新认识。下面我们分别探讨：

1. 陕历博新征集庭院的建筑功能及布局复原

首先，庖厨功能附院的恢复。陕历博征集庭院中的6号房内有灶及柜，性质明确，应为灶房。此外院落中还有水井、磨盘和踏碓。古代院落中水井通常与正房不在同一个院落中，而是和磨盘一同，与作为厨房的偏房共同构成一个独立庖厨功能附属院落，这种情况我们在汉代画像石中就有所发现。山东微山县沟南村汉墓出土庖厨图画像石中，灶房、水井和炊煮的场景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独立的场景。庖厨处于独立环境中既是出于卫生的需要，也符合儒家“君子远庖厨”的道德立场。唐代的庭院依然如此。因此，这组三彩庭院中应复原一个由水井、磨盘等与灶房组成的庖厨附院。

其次，仓储功能附院的恢复。陕历博征集庭院中的9号房的内部格局是目前唐代类似建筑模型及建筑图像中首次发现的。由于缺乏直接资料，我们引用两个间接资料对其性质加以印证。一个是日本正仓院的‘校仓’建筑，时代约在八世纪中期的奈良时期。其建筑下部以杆栏式支撑起整个建筑，起到防潮、通风及防止蛇鼠为患的作用（图16）。另一个例子则是四川成都大邑镇的刘文彩庄园，主体建筑时代为民国时期。其中的红仓（粮仓）主体虽为砖砌，但依然保留了下部抬高建筑，室内以木质搭建，并以木板作为正面外立面隔板的做法（图17）。基于上述资料，我们认为，9号房从其下部开两小门，内里中空的结构看，可能是储存器物用的仓房，下部开口是为了通风或防潮，形制可能是模仿南方建筑，与以往所见唐代考古发现中的陶仓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院落中应该复原一个以9号房为主，承担仓储功能的附院。

图16日本正仓院建筑

图17大邑刘文彩庄园红仓

第三，厩院的恢复。陕历博征集庭院中的7号房与8号房的性质可以一并讨论，7号房内右侧有‘凹’字形小矮墙围合区域，从矮墙高度及形制，类似于饲养动物的槽。8号房内有带方形小窗的矮墙，类似室内结构的房间在王休泰墓中出土的三进陶院落中的最后一间曾出现。该房间室内左侧有一曲尺形带方形小窗的矮墙，右侧则有一小矮墙围城的槽（图18）。从室内布局看，相当于7号房与8号房功能的合并。王休泰墓陶院落中的这一间，发掘者认为是马厩，是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7号房与8号房的性质应该是厩房。而厩房通常与主院是分隔开的单独附院。贞观五年（631）李寿墓墓室西壁上部马厩及草料库图中，马厩即处于单独的外院中。另外，敦煌莫高窟第八五窟（晚唐）窟顶南坡法华经变穷子喻图中绘有一个两进院落，院落外侧有一附属的厩院，佣人正在喂养、清洗马匹（图19）。由此可以看出，这组庭院中应该存在一个厩院需要恢复。

图18王休泰墓出土陶马厩

图19穷子喻图中绘庭院

最后，园林的恢复。陕历博征集庭院中的两个观赏性的亭子以及杂器中的箭垛显示出庭院中应当存在一个独立的园林。根据上述分析，可将陕历博征集三彩院落重新恢复如下（图20）：

图20陕历博征集院落布局复原示意图

2. 中堡村唐墓三彩院落的布局复原

中堡村庭院布局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堂’‘寝’错位。目前我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合院遗址是1976年在陕西岐山贺村发现的西周初年凤雏甲组遗址。这组建筑的基本结构为前堂后室的‘日’字形三进院落。建筑性质可能是周人祭祀的宗庙。从这时开始，前堂后寝的形制就成为合院建筑的基本形制，而堂作为合院建筑的礼制性核心，通常有着最高的等级，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反观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院落，仅存歇山顶的建筑显然是等级最高的一座，应该是整组建筑中的‘堂’，将其放在了‘寝’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图21绿釉方亭

图22黄釉八角亭

图23韩休墓山水图壁画

其次，园林消失。中堡村唐墓三彩庭院中出现了两座不同式样的亭子和一座带有湖的假山，我们分别加以分析。两座亭子中绿釉顶的四角攒尖方亭南北两侧开门（图21），是具有装饰性的景观凉亭，这样的亭子应当安置于园林之中，目前放置在堂前的空地中显然是有误的。另一座黄釉八角攒尖顶圆亭（图22），顶部通过戳印的方式制作出参差叠累的堆砌感，这种做法显然是在模仿用黄色茅草铺砌顶部的茅亭。这种模仿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美学上的模仿，而是代表了其处于山水园林之中的语境。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唐代韩休墓北壁东侧的独屏山水图中也曾发现（图23）。画面中间溪流右侧的竹林间就矗立着这样一间茅亭，它所体现的是隐逸田园的风格。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八角攒尖茅亭应该与假山一起组合成为一种园林环境。带有湖面的假山（图24）是这组院落中存在园林景观的最重要要素证据。目前无论是敦煌壁画还是唐代墓葬壁画中都没有发现带有湖泊和假山的园林图像，说明在城市中的民居院落里，带有湖泊假山的园林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应该是需要占据很大空间的。将其放置于寝室之前的空地上显然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两个亭子和假山一起，应该放置于整个建筑的最后部，代表了一个独立的园林空间。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将中堡村唐墓唐三彩庭院重新复原为下图（图25）。

图24三彩假山

图25中堡村三彩庭院布局复原示意图

3. 王石凹庭院布局复原

王石凹庭院中除了建筑，还包含有大量的杂件。这些杂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组，首先，水井和磨盘一组，代表了院落中存在与陕历博征集庭院一样的庖厨功能附院需要恢复。其次，箭垛与亭子一起代表了院落中应该存在的园林。最后，这组庭院中的壸门榻与长凳从尺寸比例看应该是放置于室外使用的。在室外使用时，成对的壸门榻往往出现于院落或者园林之中的空地上。这样的场景见于武惠妃墓墓室东壁的壁画中。壁画虽然损坏较为严重，但仍然能看出东壁整体绘制的是一幅大帐乐舞图。画面左、右下角则各残留有一个壸门榻，榻上依稀可以辨认出男性乐师分作两组，分居两边榻上正在表演。根据这三点分析可以将王石凹院落恢复为一个寝、厨分开，庭院独立的三进院落（图26）。

图26王石凹三彩院落布局复原示意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上述几组三彩庭院应该是盛唐时期黄堡窑烧造的建筑模型明器。其制作精良，内涵丰富，通过对其中建筑功能的深入分析，使得我们可以将其重新复原为结构更为合理，功能区更加明确的多院落合院。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这几组三彩庭院在造型上还体现出了共同的展示性特点，即房屋均以半敞开或完全敞开的形式展示其结构与内部陈设。这种展示性提示我们，此类庭院的形象来源并非是对现实庭院的直接照搬，而是来源于“宅图”一类的画稿。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白居易《题洛中第宅》诗云“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唯展宅图看。”诗中的‘宅图’提示我们，在唐代，部分高等级官员的住宅在施工前会绘制设计图样，为了让主人具体了解整个院落的布局以及每个房间的作用，这种图样可能包含多个视角，并对一些房间进行解剖式的画法展示。主人可以据此进行选择及调整修改。当这些达官显贵的宅邸建成后，往往会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成为了一些相对富裕但没有官阶的人心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奢侈品’。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使得民间可能出现临摹、售卖宅邸图样的生意，也许正是在盛唐时期，黄堡窑的工匠可能购买了相关的图样，并用来制作三彩庭院的建筑模型明器。

其次，目前留存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保留了大量的建筑画，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表现佛教故事的场景，为了清楚交代故事情节，建筑中的许多部分往往都采取展示性的画法。比如敦煌莫高窟二一五窟北壁西侧“九品往生与圣众来迎”图（图27），为了展示佛与菩萨接引屋内患病将死病人的灵魂去‘极乐净土’，众多的房屋在绘制时都采取了展示性的画法，不画或只画出部分房屋的墙壁和窗户，此类画法在敦煌壁画中极多。莫高窟壁画显然是有画稿的，那么与莫高窟壁画中的建筑画虽然材质不同但是也同样有明显展示性特征的多组三彩庭院，其形象很可能也有画稿的所本。

图27“九品往生与圣众来迎”图

最后，《唐六典》“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条下注云：“天子之宫殿皆施重拱、藻井。王公、诸臣三品已上九架，五品已上七架，并厅厦两头；六品已下五架。其门舍三品已上五架三间，五品已上三间两厦、六品已下及庶人一间两厦。五品已上得制乌头门。”据此观察，这些三彩庭院均没有乌头门，房顶没有垂脊、鸱吻，房屋的间架结构大约相当于五品官员的等级。说明了其制作者想为购买者提供的是比照五品官员等级规模的民间宅院。那么作为民间匠人，通过购买高等级的宅图，然后据此进行一定程度的夸大或者减省来制作模型就是极其方便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