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沈岳明 周雪妍：千年龙泉窑的百年求索路——龙泉窑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龙泉窑主要分布在瓯江流域的上游地区，窑址所在地多山坡溪流，有着制瓷所需的优越自然条件。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不断的调查表明，龙泉窑系的青瓷窑址在龙泉、庆元、云和、景宁、丽水、遂昌、松阳、缙云、青田、武义、永嘉、泰顺、文成以及福建浦城、松溪等地均有发现，窑址数量达600余处，构成了一个窑场众多、分布极广的瓷窑体系。其中以龙泉市窑址最为密集。就目前调查所知，龙泉市境内有窑址360多处，其中又以大窑龙泉窑遗址最为集中，包括今龙泉市小梅镇大窑、金村、高际头、垟岙头和查田镇溪口村辖内的窑址共120多处，涵盖了从唐到清代的青瓷窑址群，烧窑历史至少持续了1000余年，是龙泉窑制瓷的核心区域。

近现代关于龙泉窑青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陈万里先生从1928年开始做龙泉窑考古调查，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对龙泉窑窑场的分布、龙泉窑生产品种、文献中有关“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的记载以及龙泉青瓷的原料产地、窑炉窑具、销售市场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随后他在大窑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瓷窑址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该书于1946年10月出版，是最早的关于龙泉青瓷的研究专著。20世纪40年代，徐渊若在担任龙泉县长期间，曾“亲炙瓷片，翻阅载籍，亲历窑址，遍观藏家珍品，并与斯道之权威相往来”，终成其作《哥窑与弟窑》。不过，这些论著基本上是按传统金石学的角度对龙泉青瓷进行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对恢复我国历代名窑非常重视。他曾指示，首先要恢复濒临绝迹的龙泉窑青瓷。为配合此项工作，1959至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龙泉窑调查发掘组，对龙泉南区古代瓷窑进行了调查，并对大窑和金村两个地方的数处窑址进行了试掘和局部发掘，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初步了解了龙泉窑的发展脉络。其中，大窑杉树连山窑址的发掘，是龙泉窑最早的建立在地层学基础上的科学性发掘，从此开始了对于龙泉窑真正的田野考古活动。这项发掘虽然地点较多，但规模均较小，总计发掘面积仅600余平方米。依据金村、大窑两地发现的对应层位关系，可以把宋代龙泉窑青瓷器物明确地划分出早、中、晚三个时期，从而初步地建立起龙泉青瓷发展序列，纠正了以往认为龙泉窑厚胎薄釉刻花青瓷晚于素面厚釉制品的谬误。其后，《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发表，概括了龙泉窑在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产品特征、窑炉作坊和装烧技术等内容。中国科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等部门则从原料、胎釉配方及其着色机理等方面，对发掘所得的历代龙泉青瓷标本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研究，并于1964年编辑出版了《龙泉青瓷》图录；1989年又编辑出版了《龙泉青瓷研究》，这是首部从考古、艺术、科技等角度全面研究龙泉窑青瓷的文集，并包含有上述部分窑址的发掘简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结果不同，以至于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哥窑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因紧水滩水电站建设的需要，文物部门对水库淹没区内的瓷窑遗址进行了普查，共发现窑址200余处。由于水库淹没区主要位于龙泉县城以东地区，故一般也将龙泉县城以东、包括与之毗邻的云和县的部分窑址统称为龙泉东区窑址。事实上，对该地区龙泉窑的调查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1958年对龙泉东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共确定窑址75处；1974年进行第二次调查，窑址数量达108处；1980年第三次调查，窑址总数达到了218处，这也是目前对龙泉东区窑址最为详细的调查，所发现的窑址数量也是最多的。1979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共同组成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分组、分地区地对水库淹没区内的古窑址进行调查、发掘，主要有山头窑、大白岸、安仁口、安福、上严儿和源口林场等地窑址，并先后发表了发掘简报和报告。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对龙泉窑东区的窑场布局、地层堆积、产品类型及器物演变均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200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云和县的横山周元明窑址进行发掘，加深了对龙泉东区窑址的认识。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编写《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对以上一系列发掘成果作出重要总结，成为了龙泉青瓷分期研究和区域性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龙泉窑第一部正式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龙泉东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东区的产品质量略次于南区，且主要的生产时间为元代中晚期到明初，不能全面反映龙泉窑的发展序列和工艺成就。但紧水滩水库的发掘工作对中国陶瓷考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是国内首次最大规模的陶瓷考古实践，且伴随有一系列考古简报与报告的发表。同时，以任世龙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也对陶瓷考古的理论、方法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先后发表了《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窑系”》和《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与认识》等论文。所以在198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苏秉琦先生将紧水滩水库的窑址考古发掘称为“中国考古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大规模崛起的标志”。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以探讨文献中“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所说明代处州官窑为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清理出了大批遗迹，包括古代制瓷手工业工场的四大功能区——备料区、成形区、烧成区和储藏区，构成了一处完整的制瓷作坊，这在迄今对龙泉窑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尚属首次。同时，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片，其烧成年代主要为元、明时期，尤其是发掘揭露的明代初年地层的部分产品，由于与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明初地层的产品在造型和纹样上十分相似，可以确认为供御用的官器，为我们重新认识明代龙泉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为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的实物资料。2007年，龙泉枫洞岩窑址研讨会的召开，再次引起学术界对龙泉窑的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龙泉窑于明代达到又一高峰。2009年出版的《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发表了出土的部分瓷器和初步的研究成果，并对在民窑中生产的宫廷用瓷以“官器”命名。2015年，《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报告出版，再次确认了明代早期龙泉窑向宫廷贡瓷的历史事实；因为出土了丰富的明代早期遗物和有明确纪年的堆积层，对明代早中期龙泉窑的分期有了崭新的认识，纠正了明代龙泉窑衰落的错误观点。总之，该报告基本解决了元、明龙泉窑青瓷的分期和技术发展等问题，比较完美地达到了发掘的学术目标。

2010年11月至2011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掘了溪口瓦窑垟遗址，在南宋的窑炉中找到了足以断代的黑胎青瓷。并且，溪口一带的12处窑址中仅有三处窑址有黑胎遗物存在，这表明黑胎青瓷的烧造技术在南宋时期属高端的制瓷技术，没有普及生产的可能性，其性质与宫廷有关。在小梅镇瓦窑路也发现了烧造此类产品的窑址，且基本专烧黑胎青瓷，而且这批黑胎青瓷制作工整，开片圾碎精美，和大窑、溪口出土的黑胎青瓷风格有所不同。瓦窑垟与瓦窑路窑址的发掘和调查结果表明，龙泉黑胎青瓷的特征与文献记载的哥窑特征完全吻合，其产品应该就是宋代哥窑。2018年出版的《哥窑的新发现》对这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作了初步总结，这也是对20世纪60年代首次发掘黑胎青瓷窑址成果的进一步确认。

2012至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对龙泉金村包括庆元上垟地区、石隆及龙泉东区等窑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基本厘清了龙泉窑各窑址的基本面貌、生产核心、产品序列等基本问题。从窑系需具备的生产工艺特点来看，龙泉窑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窑业生产体系，应是在北宋中期以后。明中后期到清代甚至到民国，龙泉地区仍有青瓷烧造，但生产规模很小，产品质量粗糙，所以从窑业生产工艺体系来讲，可以将龙泉窑的烧制历史在明晚期后划上句号。

另外，近年来在庆元的黄坛、竹口和丽水的吕步坑等窑址也进行了发掘。可以说，近百年来对龙泉窑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的考古工作，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可以并迫切需要对龙泉窑开展综合研究。

多年的研究和历次考古调查与发掘，虽已初步展现龙泉窑遗址宏大的规模、绵延久远的生产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在国内外广泛的影响，但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研究。

（一）龙泉窑的始烧问题以及发展谱系的建立

关于龙泉窑的创烧年代，国内外有多种观点。一是认为龙泉窑始烧于三国，但从现有材料看，龙泉地区，甚至整个丽水地区均没有对应的窑址信息；二是认为始于南朝，以目前已知窑址状况，将丽水地区时代最早的吕步坑窑址作为起始点。事实上，吕步坑窑址的烧造年代在唐代，与后来的龙泉窑似乎也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三是认为始于五代，龙泉本地相传曾发现有五代时期纪年遗物，惜无从考证；四是认为始于北宋淡青釉产品。从龙泉金村历年来的调查、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该地区进入北宋以后生产的产品才开始具有独特的龙泉窑风格，但是淡青釉产品具体是否为北宋早期还是北宋中期，甚至早到五代或更早，该时期的产品和越窑、瓯窑有着怎样的关联等学术问题，仍然需要通过考古材料来考证。

此外，近年来庆元黄坛窑址、龙泉金村窑址等都出土了一类饼足、施半釉和泥点垫烧的产品，器物具有唐代特征，但烧造规模不大，属于龙泉窑的起步阶段。差不多同时，松阳的界首、青田的石帆等地也有窑址烧制青瓷，但生产规模亦不大。主要器物有碗、杯、罐、瓶、盏、钵、盆、灯盏、砚等，胎质灰白、灰黑、灰褐，釉色以青灰、青褐色为主，少量施黑（褐）釉，部分器物口沿处加褐色点彩。龙泉金沙塔塔基出土一件青瓷碗，报告中描述为撇口、浅腹、斜壁，圆饼形底，底心微内凹；黄绿色釉，外壁施釉不及底；胎体粗糙，呈灰黄色，外底周缘有半圆形的泥垫支烧印痕五个，底中有墨书“塔”字。报告称该碗显然是建造塔基时人们有意识埋藏进去的，在夯土时被砸碎。从发表的器物图看，不管是器形还是装烧工艺，与金村出土的饼足碗完全一致，这既为塔基出土的墨书“塔”字碗找到了生产的窑场，也为窑址出土的此类产品的年代提供了下限。金沙塔在清乾隆二十七年本《龙泉县志》中有记：“金沙塔，在金沙寺，七级皆可登。晋隋唐宋间名士多留题。”由于塔砖上发现过“太平兴国二年”的纪年文字，故被发掘者认定为北宋初吴越国尚存之时，但从县志所讲的有隋唐时期的题记看，似乎金沙塔的建造年代更早，可能后来经历修缮修，至少在“太平兴国二年”修过一次，否则不会出现“太平兴国二年”的纪年铭砖。光绪《处州府志》就说：“崇仁寺，县南五里，即金沙寺，五代时建，有华严塔。”当然，这类器物相对粗糙，与后来之淡青釉瓷器相比，中间似乎缺少过渡，但在金村窑址中却出现了两者同烧的现象。而淡青釉瓷器基本都是垫圈支烧，到晚期时出现泥饼填烧工艺，不见金沙塔基出土的饼足碗泥点支烧工艺，淡青釉瓷器也多见圈足、不见饼足的情况，所以，尽管饼足碗等与后来的淡青釉产品在同一窑中出现，但两者之间的年代差异也显而易见。是饼足、泥点支烧工艺在龙泉地区出现了滞后现象，还是这种工艺在龙泉地区延续了很长时间，抑或是垫圈工艺在龙泉地区的超前现象，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另外，学界对龙泉窑的分期研究也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龙泉窑两宋之际和元末明初产品尚未获得有效区分，以致在学术上产生了错误的结论。在发现的国外许多遗址中，特别是西亚、中东到东非的遗址中大量出土明初的龙泉窑瓷器，以往都被断代为元代、甚至南宋的产品。这就需要对龙泉窑进行系统和详细的区分，建立龙泉窑的发展谱系。如此，龙泉窑的研究才能有的放矢、切合实际。

（二）龙泉窑工艺创新及与宫廷的关系

龙泉窑进入宋代以后改变了中国制瓷史上一直沿用的一元配方工艺，在瓷土中加入了适量的紫金土，变成了二元配方，并且釉也从钙釉改变为钙碱釉。而二元配方最直接的变化即是黑胎青瓷的出现。这也是龙泉窑作为当时的“高科技”产业，改变当时人们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重要体现。

龙泉黑胎青瓷相对较小的器形、规制和接近南宋官窑的胎釉特点以及多仿古礼器造型的审美取向，表明了它与其他大宗产品使用对象和功用的不同，因而关于这类产品的性质，就出现了从官窑、仿官到哥弟窑的争论，生产年代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且黑胎青瓷在胎料中掺入了紫金土，应用了二元配方技术，基本为乳浊厚釉，这种工艺技术为什么会在这时出现、其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都是学界备受关注的话题。

黑胎青瓷首次被发现于民国时期。1928年起，陈万里先生就开始对龙泉窑进行实地调查，黑胎青瓷即是其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1939年，在他第四次龙泉之行时，终于在大窑岙底发现了黑胎产品，而这些黑胎青瓷具有紫口铁足等特征。在随后的第五次龙泉之行时，又于溪口瓦窑垟发现了同类产品，“墩头与坳头两处之黑胎作品，其为同一时期，可以假定。但如此认此黑胎作品，即为哥窑，则所谓哥窑者，在大窑耶，抑在墩头耶”？

1959年末至1960年初，朱伯谦先生等对龙泉窑核心地区的大窑、溪口、金村等地进行了调查及小规模的试掘。其中在大窑、溪口两地确认了五处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址，之后又在溪口骷髅湾和李家山两处窑址发现了黑胎青瓷产品。

但是由于龙泉黑胎青瓷问题的复杂性，学术界对其性质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意见，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为龙泉仿官，一些学者发现黑胎青瓷的特征与乌龟山官窑基本一致，即认为龙泉黑胎厚釉青瓷应为仿官窑烧制；第二种观点为龙泉官窑，认为龙泉黑胎青瓷绝不是所谓的“仿官”瓷，而是受处州监控的龙泉官窑，在郊坛下官窑出现之前就已经成功烧制出了这类黑胎乳浊釉品种；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文献记载的“哥窑”。因为龙泉发现的黑胎青瓷与文献记载的哥窑特征，不管是烧造地点还是器物胎釉特征、烧造时间，均完全吻合。

2010年11月到2011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发掘了溪口瓦窑垟遗址，在南宋的窑炉中找到了足以断代的黑胎青瓷。2011至2012年，又在龙泉市小梅镇发现了瓦窑路窑址并进行了发掘。在窑址中发现了一类器物，其特征和烧造工艺均较瓦窑垟窑产品更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开展的考古调查，在溪口、大窑等窑区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生产黑胎青瓷的窑址。从瓦窑路窑所在的位置和生产特点看，该窑非常类似汝窑遗址中，由官府置场生产御用瓷器的一类窑场，表明这个时期龙泉窑已进入了生产精致的官用瓷器的体系，龙泉窑已发展成为南方地区瓷器生产的一个中心区域。

基于上述成果，《哥窑的新发现》一书从文献依据、器物的年代和产地、产品特征、烧制工艺等方面考察，认为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文献记载的宋代哥窑，其始烧时间不晚于南宋早期，最晚烧制年代可以到元；黑胎青瓷的烧制区域也并不是以前认为的溪口和大窑两地，而是扩展到了小梅、石隆及龙泉东区等，其烧造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同时，该专著首次提出“金丝铁线”并不是哥窑的特征，而是后代仿哥窑产品特点的新观点。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官哥不分” “官哥难分”的情况，进一步从烧造工艺特征上辨别出被混入官窑产品中的哥窑产品。这是迄今对传统哥窑研究中最具冲击力的新观点。也因为通过对龙泉黑胎青瓷始烧时间的考证，认为其最早出现于南宋早期，年代要早于南宋郊坛下官窑的产品，推翻了以往学界认为南宋龙泉窑黑胎厚釉青瓷是仿官产品的观点。至于黑胎青瓷烧造技术来源于何处，与官窑的关系又是如何？都还需要深入研究。

此外，但凡一个产品能形成广泛影响，往往与宫廷的推动、宫廷对产品的青睐分不开，新技术出现时也往往被宫廷所垄断。除了龙泉黑胎青瓷可以明确是为宫廷烧造的产品以外，龙泉窑与宫廷的关系亦非常密切。如《元史》记载元代宫廷曾在浙江烧造祭器，在大窑片区岙底窑址群内发现元代的黑胎青瓷，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发现，这是否与元代青瓷祭器烧造相关？

前述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工作，揭露出了大规模的窑炉和生产作坊遗迹，出土了数十吨计的瓷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此窑的烧成年代主要为明代，出土物中包括了大量与清宫旧藏造型和纹饰相同或相似的具有“官器”特征的器物。这些官器主要为明代洪武和永乐两朝，和民用器或外销瓷明显区别的是，龙泉窑官器刻划花花纹遍布器身，刻工深遽、精细，布局严谨、繁缛。

《明宪宗实录》提及天顺八年之前浙江龙泉仍有宫廷内官监制烧造宫用青瓷——天顺八年（1464）正月，宪宗帝即位，下诏：“上即帝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大赦天下⋯⋯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业，差委官员即使回京，违者罪之。”由此可见，明成化以前龙泉窑仍在烧造宫廷用瓷，这是文献记载中龙泉窑最后一次为皇家烧造瓷器。现今在大窑岙底尚有“官厂”故址存在，调查发现的产品中明确有与枫洞岩官器相近的器物，但我们尚不可知这一地点是否与文献相对应，需要进一步探究。

其实龙泉窑在北宋晚期即已在为宫廷烧造瓷器，这在宋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鸡肋编》中有述“宣和中，禁廷制样须索，益加工巧”。那么，近年来发现的一种制作精致、釉色淡雅的一类有别于龙泉窑常见产品的器物是否就是宫廷用瓷？针对这一问题，尚未有明确的答案，亟待研究力量的投入。

（三）龙泉窑的工艺交流与影响

龙泉窑以其精美的产品得到了上至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的喜爱，陆容的《菽园杂记》称，“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在全国各地发现大量的龙泉窑产品，其烧造技术在当时也是处于领先地位，对全国其他窑场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周边省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有不少窑场生产龙泉窑风格的产品。那么这些窑场与龙泉窑是什么关系？是纯粹的产品模仿还是有技术的输出，抑或是龙泉窑本身的扩张，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又如何？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特别是明初时期的景德镇窑场与龙泉窑，在文献记载中是处于相同的地位的——《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 “陶器”条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表明洪武年间，龙泉窑就与景德镇一道跻身于供御窑场之列，按照工部统一样式，向明朝宫廷贡瓷。从考古发现上看，部分窑址还为宫廷烧制“官样”器物。例见前及枫洞岩所出洪武、永乐官器，造型规整，胎体厚重敦实，多数器物带有刻划花装饰，纹样严谨繁密，造型与纹样同景德镇明初官窑瓷器相似，应是参照了官府下发的 “样”，遵循相同的法式。一直到天顺八年（1464），龙泉窑还在为宫廷烧造瓷器，与景德镇御器厂地位是相当的，那么随后龙泉窑为何失去了这种优势，失去了宫廷的青睐，龙泉窑与景德镇御器厂两者之间是亲密关系还是竞争对手？都需要在仔细研究后再下判断。

尽管两个窑场都为宫廷生产瓷器，且采用相同的“样”，只是使用不同的装饰手法，应用不同的釉料，但景德镇自御器厂生产以来就一直有在模仿龙泉窑，生产龙泉窑风格的产品。在景德镇御窑厂历年的考古工作中出土了大量明清时期的仿龙泉青瓷，如2002－2004年御窑厂宣德－万历时期烧造区出土宣德时期瓷器，2014年龙珠阁北麓出土正统－天顺时期瓷器，同年龙珠阁以南出土的明代中期瓷器，以及2017－2018年御窑厂西围墙的出土器物中，均包含不少仿龙泉青釉产品。这些器物承载了景德镇与龙泉窑模仿与竞争的历史，这一过程目前学界尚无人探讨过。这就需要整理御窑厂遗址出土和传世的仿龙泉器物，与同时期的龙泉窑产品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结合文献资料的梳理，厘清这段没有硝烟的“商战”。

（四）龙泉窑产品的外销和技术输出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生产规模最大、输出最多、影响最广的著名窑场。其之所以能够在宋元时期从一个产品只供应周边地区的地方小窑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遍布整个瓯江流域的庞大窑区，除了得益于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及不断提高的制瓷技术外，海外贸易的深度介入也是推动龙泉瓷业迅猛发展的强大动力。宋元明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给龙泉窑带来了勃勃生机。

龙泉青瓷的外销大体肇始于其窑业初始阶段。北宋晚期，龙泉青瓷已经有少量运销到境外。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过一些早期龙泉窑瓷器，东南亚地区亦零星发现有龙泉青瓷。

宋室南迁以后，国土日蹙，而养兵日多，经济上更为倚赖海上贸易。《宋会要辑稿》记录有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诏令：“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徇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史》也有记载，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龙泉窑生产工艺的成熟，使其成为当时最适合海上贸易的船货。同时，南宋政府鼓励瓷器出口的政策，也直接促进了龙泉窑的发展。龙泉窑产品从南宋时期开始大量外销，南宋中后期已成为最为重要且较高档的输出品。南宋后期赵汝适《诸蕃志》中提到瓷器外销的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坦桑尼亚等。龙泉窑瓷器在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在东南亚地区都有发现。如在印尼爪哇海发现的时代为12世纪的惹巴拉沉船（Jepara Wreck），就出水了一定数量的龙泉窑瓷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南宋后期开始，龙泉窑瓷器大规模地输往中东和非洲地区。在对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在相当于南宋中后期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在埃及的统治时间是1169〜1250）时期地层中，龙泉窑瓷片有较大量的出土，这被主持发掘的斯坎伦教授（George T. Scanlon）形容为“（龙泉青瓷）像洪水一般涌入埃及”。

元代虽数次禁商泛海，但每次海禁持续时间都不长。总体看来元朝政府推行了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并在广州、泉州、庆元（浙江宁波）、澉浦、杭州、温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元代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地区大为增加，瓷器贸易也有所扩大，龙泉青瓷的外销则达到了鼎盛。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明确提到以“处州磁器”“青白处州磁器”“处州磁”“处器”“处瓷”“处瓷器”“青处器”等博买的地区，有琉球（今日本冲绳）、无枝拔（今马六甲）、麻里鲁（今马尼拉或波利略）、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或专指和乐岛）、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龙牙门（今新加坡南岸偏西之海峡石叻门，今名克佩尔港）、花面（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等地。元代输往西亚中东乃至东非地区的龙泉窑产品比较多，部分器物的质量相当高，这或许与带有官方性质的贸易有关。而且从这时开始，龙泉窑开始有意识地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偏好来生产瓷器，如行销到中东地区形体硕大的盘、碗，流行于东南亚地区小巧玲珑的罐、瓶类产品等。这表明龙泉窑当时已经进入了为使用地点生产定制瓷器的阶段，从一般产品中选择外销器物到根据商家要求定制器物。这是海上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生产者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也会获得更大的利润。元代龙泉窑已成为当时输出瓷器数量最多的一个窑场，在瓷器外销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根据对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沿线的一些重要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统计，在环印度洋地区，元代中后期到明初，龙泉窑瓷器在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所占的比例在80%以上，而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所占比例在60%以上，是外销瓷中最重要的产品。

明代初年，中国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这段时间也是海上贸易十分活跃的时期。然而人们在检视考古发现的资料后曾一度认为，在环印度洋地区发现的明初中国外销瓷资料十分稀少。因此，也引起了人们对郑和下西洋性质的认识和当时实际贸易规模是否足够大的质疑。经过近些年的研究和考古新发现的资料，考古工作者逐渐发现，在元末到明初这一时段中国瓷器的外销其实并不稀少，龙泉窑瓷器甚至在外销中扮演了主角。造成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界对龙泉窑元代后期和明初的产品尚不能很好地区分，因此将大量明初的资料断代为元代，甚至南宋，从而混淆了事实的真相。

其实，相似的错误观点在学界由来已久。1958年英国学者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指出，在加里曼丹岛西南至东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明代时人们在当地活动的痕迹，连破碎的明朝瓷器也没有，但是却有上百万片他们认为是宋元时期的瓷片。基于此，他提出“明代间隔期（Ming Gap）”这个概念。2004年，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馆长布朗（Roxanna Brown）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肯定了“Ming Gap”的存在。“Ming Gap”一词甚至成为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状况的通识，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明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使得中国瓷器在与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地生产的瓷器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然而，北京大学考古队在2010至2013年间在东非肯尼亚共和国调查了该国沿海地区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发现明代初期龙泉窑瓷器的数量事实上相当庞大。

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逐渐衰落，在文献中的反映为“化治以后，质粗色恶”。但直到明末，龙泉青瓷还有一定数量的外销。《龙泉县志》记载：“崇祯十四年七月，由福州运往日本瓷器27000件，同年10月有大、小97艘船舶运出龙泉青瓷30000件，在日本长崎上岸。” 然而随着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青花瓷生产的成熟及其在海外的认可度逐渐提升，龙泉窑的输出份额被大幅挤占，在外销中逐渐降为次要地位。

龙泉窑外销的衰落似乎也直接导致了龙泉窑整体生产的衰落。从龙泉窑窑场的分布看，其从瓯江上游的龙泉南区渐渐向东区发展，也是为了运输便利，所以这种兴盛情况应该与大量外销有关。明代的海禁政策，影响了龙泉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只有少量窑场还在继续生产。粤东、闽南一带的管控则相对宽松，因此走私出口的瓷器比较多。当地也有很多窑场烧制龙泉青瓷，用于出口，这也许就是龙泉一带的一些窑场、窑工为了生路，慢慢转移到粤东、闽南地区继续生产的结果。

此外，在东南亚一带的越南、泰国等地，不仅出土龙泉青瓷，还有一些窑场仿烧龙泉青瓷。其烧造的产品从造型到装烧工艺，包括一些细节处理，几乎都和龙泉窑别无二致。在越南北河府安越县的一个窑场，有一块碑上刻着“濱陶舜器”与龙泉窑特有的“河滨遗范”意义相似， 所以几乎肯定是有原先在龙泉烧造瓷器的窑工曾经到了那里。除了东南亚一带，还有埃及、西亚等地，都有窑场生产类似龙泉窑产品的器物，东亚的日本则更为普遍。所以在那时，几乎是“天下龙泉”，因为到处都有龙泉窑的产品，到处都是烧造龙泉窑产品的窑场，说明其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大的。而这些事例也说明了龙泉窑不单单是产品输出，还有技术输出。

龙泉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一直来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大遗址保护重点工作，其宏大的规模、绵延久远的生产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在国内外广泛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龙泉窑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古代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不管是其产品的外销还是工艺技术的输出，都是中外文化与商业交流的重要载体。千年龙泉瓷，百年求索路，如何在层层积累的考古、文献材料及前人成果上踵其事而增其华，于刮摩淬励间回溯龙泉窑窑业面貌之点滴，总结其窑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仍有诸多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