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精选| 早期考古制图史概略

1850 年前后菲利普·梅多斯·泰勒绘制的印度巨石墓平剖面图（Archaeology from the Earth）

由于考古学将人类的文化遗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相较于其他人文学科而言，考古学往往更加注重对文化遗存的客观描述。在没有条件直接展示实物的时候，仅靠文字介绍显然不能满足研究者全面了解文化遗存信息的需求。此时，绘制文化遗存的图像就显得尤为重要。

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一般认为其脱胎于古物学，在早期的古物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不少遗迹图和器物图。可以说，有考古学的那一天就有了考古制图。现代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图像仍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在整理发掘报告时有一半多的工作量都是制图。考古制图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下一步的研究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制图已基本成熟，这里我们根据所见的一些资料尝试勾勒出18—19世纪考古制图的部分重要节点。

由于古物学的兴起，欧洲人大约从16、17世纪开始便主动对一些古迹（主要是巨石遗迹和土墩）进行调查和发掘，到了18世纪后期这种风气更盛，不管称这些人为考古学者还是古物学者，他们确实在制图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如1779年英国人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1753—1819）在军队工作期间被派到梅德韦（Medway）的查塔姆（Chatham）修筑防御工事，期间发现了很多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墓葬。詹姆斯·道格拉斯收集到不少出土遗物，在业余时间他还雇佣军队进行发掘，发掘过程中道格拉斯做了很详细的文字记录，并绘制了一些图件。墓葬平面图外围还绘制了放大的出土器物图，非常直观，这些图件应该是绘制时代最早的墓葬平面图之一。

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大约19世纪中后期，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部分考古发掘相较之前的工作更加精细，考古绘图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菲利普·梅多斯·泰勒（Philip Meadows Taylor，1808—1876）上校在英属印度的发掘工作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是一名行政官员和小说家，在印度工作期间泰勒发掘了许多史前巨石文化（megalith）墓葬，这种墓葬在印度中部和南部较为常见。发掘时泰勒上校绘制了比较精确的墓葬平剖面图，图下方还有详细的文字说明，为印度考古保存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其发掘年代在1850年前后。

皮特·里弗斯的考古发掘工作在19世纪后期是同行业的“标杆”，制图方面也是如此。1875年春，为了弄清楚西斯伯里（Cissbury）燧石矿井的年代，皮特·里弗斯重新在该地发掘了两个大探坑。这次发掘弄清了矿井与防御城壕的叠压关系，从而证明了矿井属于新石器时代。皮特·里弗斯团队绘制了当时最出色的大型遗迹平剖面图，平剖面可以严格对照起来，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矿井的竖井，黑色区域为下部的横向通道，“M”为城壕，剖面图上方还标注了尺寸。

五年后，乔治·巴克豪斯·威茨（George  Backhouse  Witts，1846—1912）发掘了西通普（West Tump）长墩墓（longbarrow）。从后来发表的资料来看，虽然绘制的不算精致，但威茨的图件上已经包含平剖结合、遗址名称、方向、比例尺等要素，与我们今天的绘图基本没有区别。说明至迟在19世纪80年代考古遗迹图的绘制已经比较完善了。

1880 年左右乔治·巴克豪斯·威茨绘制的西通普长墩墓平剖面图（Pioneers of English Archaeology）

在考古学出现之前，中国的金石学就有制作器物图的传统，主要是绘图和拓片；西方古物学（包括钱币学）也是如此，在古物学向考古学过渡的阶段，出版了很多带有考古报告性质的文献，其中便有不少器物图，但此时的器物图还基本都是直观的素描。19世纪初，由于受农业和道路建设的影响，丹麦境内的古迹受到空前的破坏，为了保护文物古迹，丹麦在1807年成立皇家古物保存委员会，并在1812年公布了第一份受保护文物古迹清单以及部分收集到的古物，从图中可以看出其绘制的是器物的素描图。

在照相技术被广泛运用于考古报告之前，考古绘图一直肩负着所有的直观表现器物特征的任务。19世纪50年代，一些图件中虽然开始标明器物的尺寸，但其描绘方式仍不是平剖结合，而是描绘出类似于现在考古报告中器物照片角度的器物图，可以算是静物素描，但这已经向前发展了一步。

为了表现器物的结构和厚度信息，19世纪后期的一些器物图上有时会绘制石器的正面和侧面，一些陶器也会将厚度和耳的结构绘制在旁边。但现代考古器物绘图最常用的半剖视图还是难得一见，这种情况应该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1898年与1906年版的《日本考古学》，1903年蒙特留斯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册等书中基本延续了这种绘图办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一些考古类书籍中开始大量使用照片，考古绘图的功能逐渐转变。到1922年滨田耕作的《通论考古学》出现了陶器正投影的半剖视图，书中还介绍考古绘图的方法，缩放的比例等，日本考古学学自欧洲，说明最晚在20世纪初期考古器物绘图已经成熟。

1922 年版《通论考古学》中的陶器剖视图

考古工作中制作三维模型并不是计算机技术出现后才发展起来的，18、19世纪欧洲博物馆的陈列和学术交流中模型展示就已经有了三维模型的雏形。

英国现存最早的文化遗迹类比例模型是18世纪80年代制作的位于泽西教区的一座巨石阵模型。1846年卢卡斯在大英博物馆第一次展示了其制作的帕特农神庙模型，吸引来大量观众前来参观，盛况空前。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就已开始制作考古发掘现场的比例模型，其中1857年斯蒂芬·斯通（Stephen Stone）发掘Standlake萨克逊时代墓葬和铁器时代的窖坑时制作的比例模型最具代表性。该模型1857年曾在伦敦古物学会展出，从模型中可以看出遗迹单位非常丰富，叠压关系也比较复杂。

斯蒂芬·斯通发掘 Standlake 萨克逊时代墓葬和铁器时代的窖坑时制作的比例模型（‘Performance’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of knowledge）

可能是受到斯蒂芬·斯通考古遗址比例模型的影响，也可能是在军队中养成的习惯（当时的军事活动经常使用地形模型），皮特·里弗斯在自己的考古生涯中也制作了许多模型，主要有木质模型和石膏模型两种。其中木质模型是直接雕凿而成，数量较多；石膏模型是先在平台上用铜丝做好地形地貌框架结构，再浇筑石膏成型，内部是空心的，相对于木质模型，石膏模型的制作大体不太成功。皮特·里弗斯主导制作的模型总数超过200件，仅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博物馆就藏有50多件，其中有7件是石膏模型。这些模型表面多绘制有地表信息，并用文字注释。有的遗址在发掘前后分别制作模型，以便对照研究。这些模型大多制作精美、注重细节，保留了重要的历史信息，时至今日，这些模型本身也成为了文物。

皮特·里弗斯制作的 Pentre Ifan 巨石墓模型（The Life and Archaeological Work of Lieutenant-General Augustus Henry Lane Fox Pitt Rivers,DCL,FRS,FSA）

在20世纪前照相技术和印刷技术都不太发达的时代，绘制图像、制作模型是让观者直观认识文化遗存的最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8、19世纪考古类书籍中有很多发掘场景和器物的素描。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照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绘图的功能发生改变，逐渐转向展示照片所不易表达的细部信息，比如器物的厚度、内部结构等。此时遗迹、器物的正投影图和剖视图成为绘图的主流形式。相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来的考古制图一定还会发生重大改变，那时的图像将能更加真实、全面地展示考古对象的信息。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18、19世纪，博物馆和其他研究机构一般都配备有专业的绘图人员，以上提及的制图工作不一定就是发掘人亲手所作，如皮特·里弗斯前后就雇佣过不少于4位助手，类似于我国的考古技师，许多图件和模型就是出自他们之手，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材料也要感谢他们的认真工作和辛勤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