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博物馆定义的修订过程看似一场长达五年半的全球性专业术语与概念的大研讨，实为当代全球博物馆在经历重大社会变革过程中对其身份与角色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方面的一次集体性再辨识、再确认与再构建历程，即在变化中寻找不变元素的“最大公约数”。博物馆新定义发布之后，各成员国必将经历一个认知和实践的新探索过程，比如，在新定义框架中反思博物馆实践形态与社会发展的相宜性、协同性等问题，期冀和型塑新远景与新定义之间的关联和张力。正如复杂而严谨的修订过程，对新定义本身的共情性理解与阐释也应该具有包容性、透明度和参与性。至于是详备地囊括其语义上的六大维度，即实体维度、行为/功能维度、对象维度、社会价值维度、体验维度、受众与关系维度，还是审时而度地部分结合，抑或仅仅作为框架或参考？笔者认为，中国博物馆应着眼于当代中国博物馆发展模式和博物馆学体系的自主建构过程，对博物馆新定义应予以辩证性思考、参考性借鉴、合理性应用，凸显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发展格局和话语体系。
进步史观下的中国博物馆百余年发展历程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式演进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参与、见证且贡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因此，在充分研究当前社会新发展形态的前提下，缕析博物馆与社会之间多维关系与互动路径，聚焦国家发展战略，不断提炼与升华中国特色。参照博物馆新定义，以他山之石，以中国智慧，探寻具有国际视野和互动能力的博物馆新业态，提升理论化的中国特色的传播效力。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在全面总结当前中国博物馆职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实践形态和学科资源中的中国特点与中国范式基础上，以制约瓶颈和发展目标为导向，对博物馆新定义予以完整而科学的中国化阐释。其次应该尊重国际博物馆协会其他成员国及其阐释路径，处理好与西方语言学关系的问题，加强交流互鉴与平等对话，坚持阐释的主体性、语境性和创造性。如当前中国博物馆实践中对于内外关系的处理模式，特别是作为机构实体的内部运行系统是否要按照“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表达顺序和主次关系，及其所界定的社会化关系网络中对于机构作为实体本身的价值评估与认同？如何避免机械地挪用或照搬，根据我国博物馆整体发展环境和单个博物馆自身具体定位而进行总结提炼？
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表意性汉语汉字决定了博物馆新定义语言学诠释和应用的中华性，为此，首先应从中国阐释学视域下、以训诂本义之诠释为起点，以中华民族语言研究为基础，以衍生新意之阐释为要旨，为新定义赋以中国能量。其次应以解释学或传意学为框架，从语言解释或传意角度来辨识、解读新定义，将其融于民族语言概念与语汇体系，最终实现民族性语言与思维阐释融会贯通的完备形态，创造自己的概念诠释与应用体系，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三应采用中华民族独有的语言与思维方式进行多维语义转换，正确理解新旧定义的思维过程与逻辑关系及其中国化实践语境，构建由民族文化基因所界定的阐释范式。
就博物馆新定义本身而言，作为物性实体的博物馆旨在通过系列化行为/功能与对象之间产生多种关联，兼具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二重性，后者以可靠性、可行性以及具体运用上的直接实践性和普遍有效的实用性，如社会价值、受众体验与社会关系等，与前者较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中国的博物馆实践而言，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训诂作为一种认知现象的有效方法值得借鉴，因为其追求确定性的宗旨能够有效化解西方阐释学语境下博物馆定义中那些不确定性，可以从方法论上为博物馆本体论追求，即追求博物馆真理，提供坚实的在地化理论支撑。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定义修订过程中体现出的“包容性”“多样性”界定了博物馆作为“机构”本身的社会化立场，对于在这方面已有充分实践的中国博物馆而言，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秉持科学求实求真精神，不断促进博物馆发展的“可持续性”“可及性”。从当前博物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和事实出发，不断“反思”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价值与意义，辨识挑战与机遇，加大开放创新力度，通过博物馆+思维拓展跨界合作的纵深度，在学习、借鉴与吸纳基础上创造科学的实践方法。从整体上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格局在各种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下，“多样性”越来越明显。在格局上，通过不断提高自身专业化能力而打通了博物馆社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覆盖式发展格局大大提高了“可及性”。在社会参与大环境下，博物馆不断回应“社区”“参与”需求，增强与社会公众的紧密联系。如何推倒心中最后那段围墙，还需进一步思辨与自我突破。
针对中国博物馆发展趋势，对于博物馆新定义的本质、动力、目的、方法、规则、有效性标准等进行学理探索，根据具体发展形态与上述诸要素建立融通性逻辑关系，构建能够映射当代并指导未来的、凸显理论探索与实践形态完备性的中国博物馆阐释体系。结合九部委《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我们要以“风格气派”“话语体系”为框架，以中国当代博物馆语境方法为基础，采取中国语言的研究和阐释。这种新阐释体系应强调表意性的汉语汉字所塑造的博物馆定义的客观性、民族性、差异性。例如，在阐释对象、方法与材料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性语境下，中国化的阐释体系应以意义为重点，客观地实证博物馆的指导思想、发展理念与路径，以求真务实为精神引领，由定义还原到本体，实现方法论上的感通与达成以及本体论上的公共属性。此外，中国特色的阐释体系应在定义概念基础上生长出具有分辨性、反思性与创造性的功能，为赋能中国博物馆新发展格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为博物馆新定义一般性意义上的应用提供中国独有的方法论。
总之，中国博物馆百余年建设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指导思想与学术传统构成了博物馆新定义中国化新实践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以及系统而完备的新阐释体系的新语境，因此，整体性理论与实践探索都是可能的、值得期待的。在博物馆新定义的中国阐释体系中，博物馆并非定义所界定、所固定的社会存在，而是基于对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的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不懈追求，是由概念发展出一整套成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并可以运用于当代中国博物馆多类型、多层级、多属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