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实践：关于中国“博物馆之城”发展的思考

内忧外患的晚清，西方文明击碎天朝上国的美梦，一批知识分子率先开眼看世界，力求增强文化软实力与民族自信心。此时的博物馆作为西方先进与文明的代表被视为城市广学识、启明智的支点，能从根源上撬动地方走向近代化的富强与振兴。

民国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规划建设了一系列布局合理功能协调的近代化城市文化景观，包括中国第一座由国人独自创办的综合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大生纱厂、现代化农田水利设施、公园、军山气象台、图书馆等，同时发放参观券以供百姓参观。这一开创新气象的城市文化景观集群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自觉产物，使南通这座城市成为一所“大学校”，从意识层面推动整体社会改良。完善的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展现了张謇“建设一新世界雏形”“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的壮志。以此为典型特征的“南通模式”不仅造福了一方百姓，更指明了民国乃至当今城市经济发展与宜人宜居相结合的新方向，南通也因而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此后北洋政府在1921年以“大总统教令”颁布《市自治制》，引领北京走向现代化转型，中国近代城市建制由此开始，城市规划文本中开始出现了对博物馆、美术馆、公园的关注，为后续博物馆促进城市及社会发展的理念萌芽打下基础。1925年，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发表文章论述博物馆与城市的关系，他从美学角度分析未来城市规划，倡导建设“美的北京”。他建议“由市民组织一个‘美的办事处’，受工程部的指挥，把那些公园、博物馆及故宫等完全免费开放，而且将一切的工程办理得完美，使人人得入其中参观与欣赏”。文中的“城乡合一图”对北京进行了功能分区规划，其中专门设有艺术区作为博物馆与艺术馆等文化设施集群，以便对公众开展社会美育，净化心灵，启迪智慧，使北京城成为一座具有美学内涵的城市。

1927年国民政府将南京定为首都，1928年10月国都建设委员会成立，着手规划建设事宜。此时国际局势复杂，政府希望通过建设首善之都向世界宣示一个“新中国的崛起”，从而在物竞天择的时局中复兴民族。1929年，我国近代第一部内容全面、保存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首都计划》颁布，该计划中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道路设计、城市分区、建筑风格选择等皆是对前期“博物馆之城”探索的继承与发展，力图将南京建成中国文化精华荟萃之地。在首都规划前期，南京市政府颁布了《南京特别市教育局保护名胜古迹条例》，对古迹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摄影，绘制并出版了《首都名胜古迹》图片集。又“古迹所存，游客颇多，宜将其辟为公园”，如朝天宫、鼓楼、北极阁等古迹之所都打造成为市民提供日常休闲娱乐的公园，玄武湖公园设置的动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更是至今尚存。建城之初，还重点开展了反对拆城取砖的明城墙保护运动，主张“在城内之墙脚下，筑道以环绕一周也”以引市民之观览兴趣。1937年，国立中央博物院在建筑兴起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其辽代建筑风格响应了《首都计划》对公共博物馆“采用中国固有形式”之要求，作为南京古今文明的精神圣地，展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奋兴也”。上述各例，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了文物古迹与博物馆对城市文明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作为文化教育设施为市民服务的资源优势，因而始终秉持着新城开发与古迹文物保护平衡互益的规划理念，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等作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重视博物馆与文化机构组团提升近代化城市品位的实践层出不穷。如1927年国民政府为建设新上海而开启的“大上海计划”，重点强调了文化设施如博物馆与动物园、游泳池、运动场、学校、公园的设立，以便上海从文化领域追逐世界的步伐。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博物馆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的重点规划对象之一，博物馆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晚清民国时期，虽未形成系统的、清晰的“博物馆之城”理念，但博物馆开始成为近代化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注重通过馆际或博物馆与其他文化机构间的功能性布局组团在城市中发挥知识性与教育性功能。这为此后“博物馆之城”理念的萌芽与发展打下基础。

二、萌芽：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十天后《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通知》颁布，以革命文物为中心的抢救保护工作拉开帷幕。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中对中国博物馆发展事业提出要求：“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的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

1.博物馆成为城市文化记忆的保存之所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博物馆成为城市由战时历史发生地向战后红色纪念地转化的重要形式。众多的革命老区、根据地和革命文物资源较多的地区率先建立起大量革命遗址博物馆和纪念馆，在城市各处标记红色基因，由此保存城市革命记忆。作为民主革命重地的广州市也在1959年前后开放了三元古庙、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博物馆，收集了大量历史纪念文物，将广州塑造为革命传统的代表性城市，以体系化的革命主题博物馆增强市民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使广州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得以守护革命文化。

2.博物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动机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扬热情下，各地方都努力朝着“县县有博物馆，社社有展览室”的目标迈进，一批实物化、空间化、形象化、全面化展现地方文化面貌、传播科学文明知识的博物馆在市区改造和文化资源梳理保护过程中相继筹备建立。“城市博物馆”的概念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地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文化中心，其逐渐完善的博物馆体系自然成为地方博物馆群发展的缩影和实践典范。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历史博物馆接管改造；“一五计划”时期综合性地志博物馆筹备，徐悲鸿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周口店中国猿人展览馆建成；国庆十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建成开放献礼。据统计，截至1965年底，北京地区共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5座，形成了人文自然艺术相结合、专题综合相协调、全国性与地方性相搭配的首都博物馆体系雏形。这一初具规模的博物馆群不仅是中国和北京的文明展示窗口，更是通过挖掘自然历史优越性激发群众归属感、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展现鼓舞群众工作热情、通过联系群众美好日常生活营造城市幸福感、通过讲解队伍组建和山区流动展览传播知识，以社会教育为主旨使博物馆成为地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动机。

不同于晚清民国以来对城市中博物馆近代化功能发挥的初步探索，一批具有共同目的、主题，基于清晰顶层设计的规模化博物馆组团建设正式开启。由此，“博物馆之城”理念在城市建设要求下逐步萌芽。

三、形成：20世纪80到90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与国际接轨以促进文化振兴。中国博物馆界于1983年重新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这一时期人们走出国门新奇地发现，巴黎、柏林、华盛顿、伦敦等国际都市中，博物馆是随处可见的文化机构，也是高度发达的文明象征。在不少介绍西方的杂志或游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用“博物馆之城”来描述一座城市。如1989年，吕济民先生在文章中介绍基辅佩切尔国家历史文化保护区为“博物馆城”。

人们开始发现博物馆的聚集使城市拥有更加独特的人文气息和多元魅力。形容某市为“××之城”是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可以是该城市的支柱产业和代表名片，如汽车之城底特律；也可以用于描述城市的突出特点，如时尚之城巴黎。而“博物馆之城”在此时的语境下属于后者，形容城市的博物馆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体系之完善。

在此背景下，中国博物馆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高潮。在文物系统，1980年有博物馆365座，到1999年发展到1356座，若加上其他行业博物馆，估计中国博物馆的总数已突破2000座。城市中的博物馆体系逐渐丰富，公办与民办博物馆并举、专题博物馆兴盛，各地更是普遍认识到了博物馆对城市的重要作用，着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博物馆群与文化旅游区。除此以外，一批中小城市博物馆都在这股新风中相继建成开放，博物馆越来越成为一座城市必不可少的文化设施与展示窗口。

这一时期，“博物馆之城”作为专有名词在实践中正式出现。城市中的博物馆数量呈现空前的上升态势，“博物馆之城”理念逐渐形成，并成为构建城市博物馆体系的发展目标。

四、演进：21世纪初

结束了20世纪末对西方成熟博物馆体系的一味借鉴，各地政府开始探索新世纪的中国特色博物馆发展之路，“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口号在个别城市正式提出并践行。

2001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5年内，上海市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和陈列馆将由现有的54个发展到100个”。此时虽未明确提出博物馆之城的概念，却已开始有意识地扩展城市博物馆集群。“博物馆数量达到100座”的口号，成为博物馆之城建设的样板指标。

2005年广东省中山市和东莞市两地首次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发展目标。中山市提出“特色化、系列化、多样化、中小型”的办馆思路，打造中山市特色博物馆，让中山成为中国的博物馆之城。而东莞则将建设博物馆之城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路径，并出台系列政策，制定《东莞市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从2005年至2010年，东莞投资3000万元构建以陈列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等类型为主的博物馆体系，使博物馆数量增加到30座以上。2007年，《珠海市“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中也提出打造“博物馆之城”。

“博物馆之城”从新兴沿海城市兴起，是由于改革开放为当地提供了繁荣的经济基础和鼓励多元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的开放环境。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意识到城市的竞争逐步从经济转移到文化，因此开始通过文化建设提升城市的文明品位和文化软实力。在此背景下，“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更像是政府大量资本投入下的“产品”输出，该“产品”的数量越多、种类越丰富，越有利于补充城市缺失的文化功能，然而政府对大批量博物馆质量与后期运营维护的问题却鲜有关注。

五、发展繁荣：2008年以来

2008年，《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印发。从大都市到小县城都更加重视博物馆的建设，平均约每三天就有一个博物馆诞生。由此博物馆真正敞开大门融入了人民生活，各地纷纷提出“博物馆强市”“博物馆小镇”“博物馆之都”等概念，“博物馆之城”建设迎来了发展高潮。

2008年8月，昆明市出台《关于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大力发展博物馆业的实施意见》，提出用3到5年使昆明成为“博物馆之城”。同年，青岛市首次提出了博物馆城建设规划，并通过有效集聚城市可利用文化资源，总结归纳了博物馆建设的“10加1”模式。2009年西安市文物局提出将西安打造成“中国博物馆之城”的计划并于2010年出台《关于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实施意见》。

由此，“博物馆之城”的建设高潮徐徐展开。以昆明、青岛、西安、洛阳等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为引领，各市、区、县都开始着力于梳理文化机构，挖掘利用文化资源，打造符合本地特色的博物馆体系，如昆明重点发展生态与民族民俗、苏州强调“吴文化”定位、延安立足红色革命。西安更是用自身的实践与思考打造周秦汉唐文化，谱写着文化哺育城市建设、市民共享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的动人篇章，西安的第100座博物馆──西安源浩华藏博物馆的开放，标志着西安市建设“博物馆之城”计划的实现。

此时的“博物馆之城”理念逐渐丰富并成熟，开始强调质量与数量并重，同时重视馆际的统筹管理，营造鲜明的城市主题。然而“确保博物馆总量突破100家”似乎成为多座“博物馆之城”建设的盲目追风口号，过度的数量攀比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不少博物馆流于形式且商业化严重。以昆明为例，为达到目标要求，昆明市采取的是“先挂牌后备案”的方式，审批手续的放宽导致大量博物馆并未达到国家标准，藏品不足、内容欠缺、管理混乱、资金不足、运营困难，真正有效发挥社会价值的馆寥寥无几，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许多城市博物馆开放程度不足，公共服务未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城市也并未形成参观博物馆、参与博物馆活动的氛围，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尚未充分发挥。由此观之，“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虽有经验积累，但在迈向高质量的路途中仍有无数问题亟待解决。

六、小结：“博物馆之城”建设热潮的冷思考

对“博物馆之城”进行明确定义较难，其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从民国时期到新时代，“博物馆之城”的建设历程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缩影，也是博物馆之于城市软实力提升作用的写照。在此过程中“博物馆之城”的内涵也随之丰富和发展，出现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别。从狭义上说，“博物馆之城”即指那些博物馆数量多、类型丰富、体系完整，博物馆的功能作用具有突出价值的城市（city of museums）。从广义而论，那些以整体性保护利用城市文脉的博物馆思维作为顶层设计指导思想，以城市的一切空间和要素构成高品位、有特色、有亮点的地域文化展示区，以多样化、专业化、体系化的新型博物馆群作为城市全面发展必要支撑，形成了公众博物馆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实现了城市过去、现在、未来创造性连接的已然具备博物馆基本要素的城市为博物馆之城。简而言之，即一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city as a museum）。

从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不单以数量论成绩，而以博物馆思维为核心的广义“博物馆之城”理念更利于解决目前“博物馆之城”建设存在的很多问题，如博物馆如何体现城市鲜明个性、博物馆如何与市民生活相结合、新建博物馆如何在旧城改造产业升级换代中留下城市发展印记等。通过实际情况对“博物馆之城”建设要素和判定标准（表1）的确定，城市相关部门能从正确的思路出发开展工作，从而避免盲目追求数量增长、缺乏系统定位规划、忽略博物馆运营规律等情况发生。

然而，“博物馆之城”高质量建设过程中，宣传渠道与跨领域合作创新、特色发展路径和城市博物馆IP打造、馆际资源整合利用、文化遗产与城市要素的博物馆化打造、公民博物馆意识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有待深入研究，而国家“博物馆之城”评估标准的出台，更是指导“博物馆之城”建设的重中之重。随着社会重视程度提高、相关政策提出、配套设施跟进、规划理念更新，未来博物馆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博物馆会真正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