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考古——太保庸燕，越子徙樟，皆是吾土四方

召陈村南的城址东南角夯土基址由大小不等夯土板块构成，东南拐角近直角，内角近圆弧。东西约2700米，南北约1800米，面积约520万平方米。

在大城东墙上发掘了一段长90米、宽约10米的城台，城台北端发现城门一座。

城门门道长17米、宽5.3米，曾遭火焚，被倒塌的红烧土覆盖的地面上出土的铜器腹部残片，可以确定城门倒塌不早于西周晚期。

门道北侧有嵌入城墙的门塾，城内一侧连接曲尺形夯土台，类似瓮城。城墙内外各有一座马坑，可能是与城门有关的祭祀遗存。

东南城角平面可见纵横的夯土板块，下压西周晚期灰沟，夯土内出土西周晚期陶鬲。因此，“大城”召陈村南北的东墙修建于西周晚期，废弃也在西周晚期。

城址的发现，可以确定至少在西周晚期时，周原存在内外两重城垣，而城址废弃年代皆在西周晚期，与大部分周原遗址的遗存废弃年代、铜器窖藏坑的埋藏年代相当，这对周原遗址布局、性质认定和遗址兴废问题研究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无疑是近年来西周考古最为重大的突破。

按照陕西省考古院2021年业务成果汇报会纪要公布的情况，在王家嘴一带，可能还存在其他的条状夯土遗存，但夯制方式较为特殊。王占奎先生将这种含有大量垃圾土的夯土称之为“脏夯土”，认为这类夯土的辨认经验为其他遗址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范例。

如果王先生所称的“脏夯土”成立，或许王家嘴会在大型建筑以外还有其他重要遗迹，那将为先周时期周原遗址的布局和性质提供更为重要的资料。

同时，必须强调，对于周原遗址布局研究和城址的寻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至少30年的不懈探索。

在周原城址的发现与确认过程中，扎实的田野工作，对现象的敏锐观察，而非某种理论模型，是考古工作前进的根本，被再一次证实。

周原遗址城址、水系的系统工作，必将为周代列国都城城墙的寻找、布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提供正确的工作思路和示范。

可以预见，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周代列国都城的考古工作必将有一系列城墙的发现和布局研究的颠覆性突破。

丰镐遗址的工作仍以沣河为界延续两区分头工作的态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2020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掘官庄村南编号F11的西周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该基址破坏较严重，形制较残破，但可以确认其在西周早期和中晚期阶段至少有两次修筑。本年度的发掘仍未能全面揭露该夯土基址，但该基址很可能与其西南的F14为同一组建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沣西大原村西的制陶作坊继续工作，发现了可能是陶工的墓葬和疑似的制坯场所。

2021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掘或重新补充发掘了几座墓葬，出土了数件带铭铜器，个别器物的铭文较为重要。

在隆冬时节，新闻报导达到高潮，甚至还有现场直播，公布了铭文内容。按新闻报导的解释，1970年代的发掘过程中，因为地下水位较高，所以墓葬并未发掘到底。

在曾出土堇鼎、圉方鼎的M253，在2021年的工作中被重新编号为M1901。重新发掘新发现了一件铜簋，铜簋的盖、器铭文不符，但能与1974年发现的同样盖、器铭文不符的“圉”簋相配合。

可知在下葬时，两器的器盖就已经错扣。同时，重新发掘该墓，墓内有又发现了大量且成套的车马器和人面形铜鍚。

而在曾出土更著名的伯矩鬲的M251，2021年的发掘被重新编号为M1903，新闻报导的画面也显示又新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成套车马器。

在M251、M253附近，还有一座被新编号为M1902的墓葬，其中不但发现了铜鍚、短剑，还有一件铜卣的铭文记有：“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

说明琉璃河燕国城址是召公亲自主持或者设计修筑的。在《尚书·洛诰》中，召公曾在周公之先前往雒邑营宅选址，如今新发现的材料又显示他还为自己的燕国规划修筑城址，足见其有很强的建筑规划能力。

新的墓葬现经过媒体的公布后，足以解答研究者对原《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报告中墓葬平面图中半边无器物分布却半边密集，以及没有剖面图的疑惑。

在鹤壁辛村卫国遗址中，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持续工作。2021年的发掘，不但发掘到两座西周早期未被盗的中型贵族铜器墓和一座车马坑，还发现了卫国的制骨作坊。

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未被盗的中型贵族墓二层台上有殉人、殉牲且有腰坑，很可能是殷遗民的墓葬。制骨作坊的骨料堆积坑多数连片分布。骨料数量多，种类也甚为复杂，根据目前已知情况似以牛骨为主，兼有鹿角，另外还发现有少许狗骨、猪骨、羊骨等。

而在新闻线索中可知，该遗址新勘探发现了至少三组新的卫侯墓，且其中一组正在发掘进程之中。这些新闻线索虽然仅有只言片语，但足以令西周考古研究者振奋期待。

在江南，衢州孟姜村土墩墓完成了清理的扫尾工作。发掘确认这批土墩墓均为熟土堆筑的甲字形木椁墓，除孟姜3号墩为深坑外，其余浅坑。

土墩墓的墓坑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底部铺有鹅卵石，采用“人字形”两面坡木椁，椁外铺木炭或红烧土进行防潮，部分墓葬有陪葬墓、殉人现象。

有的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分堆集中摆放，当是研究此类土墩墓葬遗存的重要葬制特征。部分原始瓷的形制特殊，既往罕见。

前两年，根据车马器和铜剑形制，我曾推断该地区土墩墓年代在西周晚期以后。但经过测年分析，发掘者判断这些墓葬年代集中在西周早期，墓地或为姑蔑国的王陵区。

两周之际的墓葬发现，仍以晋陕豫三省交接处最为集中，且高等级墓葬频出，显示出周室东迁前后的政治格局演变。

澄城刘家洼遗址在2021年最重要的发现是两排西周晚期的大型“下沉式”房址。按照媒体的披露，这种“下沉式”房址与既往中原地区的地学建筑或地面建筑似乎都有不同，发掘者认为此类成排的“下沉式”房址，与仓一类的设施有关。

此类房址是否属于“半地穴”建筑，现在的信息还尚无法判断媒体命名的含义。这种房址在废弃后，又被填土夯打，成为更晚的春秋早中期大型建筑的夯土基础。

韩城陶渠墓地至少存在8座东西向的甲字形带墓道墓葬，我在2020年的综述中简要讨论过。2021年，有6座大墓已经基本完成了发掘。

这些墓葬结构相近，当年大小不等。陶渠墓地最为有趣的是该墓地的车马埋葬方式。在已发掘的墓葬中，在墓道中都埋葬整车马，比如，其中M16的墓道中随葬7车，而且车舆内载有器物，个别墓室的二层台上有殉人。

这种墓道内随葬多辆车的墓葬，在西周时期较少见，而在春秋时期较多，比如新郑郑公大墓的墓道就曾随葬30辆以上的车。车舆内载有器物的现象，在西周早期的洛阳林校车马坑就曾有发现。

东周时期，车内载器埋藏的发现更多，比如山东沂水纪王崮墓葬的车舆内，也曾发现载有铜器。

去年我曾推测陶渠遗址与两周时期的梁国有关，虽然新的发现还不能证明墓地的国属，但今年陶渠墓葬车内发现的铜戈上的铭文表明，陶渠所在的地区即是西周金文和“清华简”所说的“京”地。

如王占奎先生所评论的那样，韩城为“京”，空间位置与既往所研究的，京与洛阳、丰镐的空间位置非常洽近。

两周之际，关中东部地区特别是晋陕豫三省交接区的周代封国的分布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平王东迁后周人政治地理格局中心的重新调整，新的考古发现必然是相关研究的关键。

对该地两周之际任何新发现，都应在这一大背景下予以观察。

在鲁南，邹城邾国遗址在山东大学和邹城文物保护中心的主持下继续发掘。2021年的重要收获是揭露了一处战国早期面积较大、活动面保存较好、遗迹种类丰富、结构布局较清晰、功能较为完备的青铜兵器铸造作坊，收获了一批与兵器铸造直接相关的遗存。

发掘同时出土了较多战国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残片，这为检验原始瓷与几何印纹硬陶的分期、相对年代，提供了关键证据。

而更令人惊奇的是，遗址出土了20余枚战国时期的炭化竹简。虽然尚未能确认竹简上是否还留有文字信息，但这必定是山东省自金雀山、银雀山汉简发掘之后最重要的简牍发现，也将山东省出土简牍的最早时代大大提前。

2021年楚文化遗存在河南、湖北、安徽皆有较为重要的发现。

在河南南阳的夏庄墓地，发掘暂告一段落。被俗称为“不见冢”的墓葬，一度被地方媒体和地方学者认为是王子朝奔楚的遗迹。

2021年，主墓M1发掘完毕，是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岩坑墓，平面呈长方形，墓室中心发现多个盗洞，墓室壁向下呈阶梯状内收，有16个生土台阶。墓室南、北两侧各有一处“山”字形建筑基址，去年的新闻报导中被认为与享堂有关。

2021年发掘者挑选部分柱洞遗迹和北侧建筑的基槽进行了清理，初步判断该遗迹与墓葬营建施工有关。

2020年发现的陪葬墓，在2021年的清理中发现，这些陪葬墓墓主大部为男性，年龄在20-40岁，头向大多朝东，极少数朝西;葬式多为仰身直肢，个别侧身曲肢;肢体大部分保存完整，部分墓主人肢体有伤残，有的头部缺失，有的骨骼内嵌有箭、矛等青铜兵器。发掘者认为该墓地非家族墓地，而当与楚国军事首领及人群有关。

荆州王家咀战国晚期前段的M798墓葬规模很小，形制结构本身无特殊之处，随葬品亦较寻常。但该墓发现了3200余枚竹简却受到古文字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除了《孔子曰》、《诗》外，所发现的可能与音乐文献有关的竹简最为重要。

淮南武王墩多年前被盗。部分追索文物如编钮钟、编磬和鼓座等，已在一些学术会议中为部分学者多次专题分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媒体和部分学者怀疑该墓为楚考烈王之墓。

但由于未公布正式的发掘资料，很难对上述信息和研究有准确的判断。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体的联合发掘队，自2019年起对该墓已经连续工作3年。

根据媒体零散信息，该墓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圹边长约46.8米，墓底边长约21米、椁室高约4米，椁室盖板上可能铺有竹席。勘探还证实，武王墩主墓四周有平面近方形的围沟，主墓西侧有长达147米的车马坑，车马坑西侧有一排南北向的陪葬墓，这是较为典型的战国楚高等级贵族墓葬布局。

清江盆地的樟树筑卫城国字山M1的发掘材料在2021年终于向外界公布。

国字山墓群位于筑卫城西侧，由四座形制接近的大型墓葬组成。自2017年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樟树市博物馆组队对其发掘。该墓外围有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63米的近长方形围沟。

M1是东西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主墓道朝东。墓室东西长约16米，南北宽约14.4米。墓葬椁室二层台由白膏泥、木炭和红生土分层夯筑而成。墓室四角均有打破二层台的角坑，南壁正中二层台以上有一壁龛内置陶器。椁室由垫木、底板、侧板、立柱和上方的盖板组成，椁木均为楠木，椁盖板上覆盖多层用杉木皮。

椁室内被分隔为25个分室。除中间一行因放置主棺，隔断略有错位外，分室排列整齐有序。椁室内有7具棺木，主棺位于椁室中部，为船形独木棺，另外6具陪葬棺也为独木棺。

虽然被严重盗扰，但出土器物不少，出土的铜戈铭文显示器主分别为越王勾践的玄孙翳(公元前411-前376年)和翳的儿子，由此可以确认墓主为越国贵族。这种墓葬形制与既往江浙地区的大型越墓有所不同。

浮光掠影之间，简要对2021年的夏商周考古工作的新发现所作的盘点，重要发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同时，类似彭县竹瓦街、雍城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秦东陵、闻喜上郭村、行唐故郡等遗址的新发现材料信息公布零星，很难深入讨论。

在数次学术会议和新闻直播中，有专家提及的郑州商城新发现的早商墓葬，随葬有金面具和青铜容器，更是未现庐山面目，不敢置喙。

而因学力浅薄，眼界并不开阔，知识面也很狭窄，我对新发现的认识不深，所论亦有不恳切之处。

总体而言，2021年夏商周考古在持续性工作的遗址中，多有突破，类似殷墟王陵围垣、周原城址新发现城址、三星堆祭祀坑这样的发现足堪列入史册。

随着资料的全面公布，学术界的研究也必将深化。可以大胆预言，对于三代王朝的核心遗存认知、传统中原地区以外周边地区中国化、华夏化的课题，将在很近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的热点。作为三代考古的研究者，生逢此时，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