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蜀 | 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艺杂谈 · 珂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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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8 11:53 来源:古籍保护

清末民初，西方先进的印刷工艺，石印、铜版、珂罗版、铅印等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推动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古籍整理出版当然也不例外，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照相印刷可以原样影印古籍，效率大大超过影刻；还能通过割裱方式，将古籍的部头缩小二至九倍，因此书价大幅降低。

铅活字排印，基本上取代了雕版印刷，提高了效率和质量，也降低了成本。

照相制版结合石版、铜版、珂罗版印刷的影印技术，解决了金石书画类古籍的复制出版难题。照相印刷术发明前，古代的金石碑拓、法帖，只能依靠传拓及雕版覆刻的方式印刷、流通，效率极低。并且，层次丰富的绘画、墨迹，根本无法印行，限制了此类作品的传播，乃至大量原作失传。

综上，印刷工艺的进步和多样化，丰富了古籍整理图书的品种，大幅降低了书价，提高了图书销量，满足了更多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因此，我们总结那段历史的时候，不但要了解出版了哪些书，也要了解那些书是用何种印刷工艺印制的，效果如何；同一种古籍采用不同的印刷工艺印制有什么差别，等等。了解这些情况后，我们在选用、研究民国古籍整理图书时，就会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并且还能对我们今后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再有，普通古籍和民国图书书目，如果能够详细注明图书的印刷方式，就会极大提高书目的使用价值。以往的一些书目虽有标记，但多数仅标注“铅印”“石印”或“影印”“排印”，不但缺失较多，还有不少差错。要想解决上述问题，编目者需要学习一点基本的印刷知识，提高对不同印刷工艺的鉴别能力。多年来，笔者将古籍整理出版与印刷技术相结合进行研究，获益匪浅。

珂罗版能够保存图像的层次

珂罗版印刷系德国人J. 阿尔贝特（Joseph Albert）于1869年发明，清光绪初年传入中国。珂罗版印刷是将含有重铬酸盐的明胶溶液涂布在磨砂玻璃版上，形成一层感光膜，感光膜上覆盖图像摄影后的胶片，经晒版，胶膜会因图形各处深浅的不同，产生不同程度的感光硬度，不同的硬度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墨性，因此形成层次丰富的图像。珂罗版印品的独特之处是没有网点，与依靠网点形成层次的铜版印刷相比，图像更加细腻、自然。

商务印书馆珂罗版印《颜鲁公书裴将军诗卷》

珂罗版可弥补石印的不足

珂罗版主要的优点是能够保存原书的层次，这一点当时的石印（包括金属版）是做不到的。平面印刷要想印制出有层次的图像，必须制作半色调网目印版，依靠不同密度的网点，模拟出颜色的浓淡深浅（层次）。民国时期的照相石印，网目版技术尚不成熟，只能印制无层次的黑白图像。这倒符合当时大众对图书的要求——白纸黑字、版面清爽。但多数古籍拍照后都会存在深浅不一的底灰，需要修图时将底灰去除，才能做出纸白字黑的效果。而品相太差的古籍，不适合去除底灰。故张元济寻找影印古书底本时，不但要求版本好，还要求版面尽可能清朗。版面清朗的具体表现是，纸张的颜色与文字墨色反差要大，且字迹清晰，这样就容易去除底灰。如果墨色过淡或纸色过深，去除底色后文字笔画就会模糊，甚至消失。珂罗版印刷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张元济信札》（增订本）1929年12月3日致李凤高云：“承询并闻叶氏《相传集》原色太淡，无法影印，今已改印珂罗版，似可不致失真。（511 页）”再有，对于批校本古籍，经常是字上有字，石印后上下之字就会重合成一体，无法辨识。张元济1930年3月14日致袁同礼信札谈到“也是园元明杂剧”的出版问题时，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说明：“原书经数人校过，校手或详或略，略者随笔将所校改之字蒙盖在本字之上。若用影印，则原字及所改之字并为墨堆，无从辨别；详者用蝇头细楷左右勾勒，若求清晰，非用珂罗版不可。（859页）”两段引文中的“无法影印”和“若用影印”，均指石印，可见当时影印似乎成了石印的代称。

珂罗版大多用于印制艺术类图书

由于珂罗版效率低，成本较高，民国时期一般古籍影印很少采用，只有艺术类的金石书画作品才大量使用。民国古籍整理出版物中，数量众多的金石书画图书为珂罗版印刷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神州国光社的《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系列，有正书局的《中国名画集》《中国名画外集》和金石碑拓系列。此外，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艺苑真赏社等出版机构，都设有专门的珂罗版部（或称玻璃版部），影印了大量古代书画、金石碑拓、法帖作品。其他如上海天绘阁、故宫印刷所、西泠印社、上海国华书局、上海惠文堂印局、上海天一珂罗版印刷社、上海昌艺社、北平彩华珂罗版印刷局、北平富晋书社玻璃版印刷局、北平启新制版局、北平大业印刷局、北平慎修书社、北平育华印刷局、北平怀一印刷所、北京和济印刷局、无锡理工制版所、河南文化传薪社、汉口中瀛照相馆、奉天萃斌阁南纸文具店、美丽珂罗版印刷公司、墨缘堂、上海申记印刷所、上海安定印刷所等，规模虽不大，但专业性丝毫不差。

文明书局珂罗版印《徐熙百花圖長卷》

珂罗版的优点是印制题材广泛，尤其适合中国书法、绘画、碑帖，以及所有的古代刻本、抄稿本。同时，珂罗版设备简单，从业门槛低，在没有电力的地方照样可以生产，非常适宜开办家庭式小作坊，这也是珂罗版印刷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从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的珂罗版印制机构之多即可看出。当然，珂罗版的制版与印刷，主要靠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印版的耐印度低，每版通常只能印100多页，故整体成本较高，制作周期长。这些都限制了珂罗版的进一步发展。

文献类图书中的少量珂罗版印品

民国时期的珂罗版印刷虽然以印制艺术类书籍为主，但也印制了少量文献类图书。民国时期能够采用珂罗版影印一般古籍的，多为与西方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或机构。例如董康在日本请小林写真馆以珂罗版影印了日本崇兰馆藏宋本《刘梦得文集》。著名学者罗振玉，除用珂罗版印制古器物图像、书画作品，如《古明器图录》《梦郼草堂吉金图》《龙高士山水册》外，还影印了不少敦煌石室遗书、珍本典籍等文献。例如《吉石庵丛书二十七种》，除碑石拓本、图册外还收录了《道书》残本一卷、《律音义》一卷、《尚书释文》残本一卷等珍本文献10多种。其中《道书》《尚书释文》《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新椠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四种系珂罗版印制，富有层次，保留了底本许多细节。其他20余种为无层次印刷，可能罗氏认为底本清晰，黑白分明的页面更受读者欢迎。其实细观之下，《本草集注序录》《卜筮书》二书字迹略显模糊，《音注孟子》压字竖笔标记遮挡字迹，如采用珂罗版制作便会避免这些问题。令人欣喜的是，底本破损、褶皱、陈旧严重，字迹反差小的《鸣沙石室古佚书十九种》《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种丛书，共50种珍贵典籍，全部为珂罗版印制。这些年代久远的珍稀文献，如果印制成无层次的线图，将丢失掉许多细节，对学术研究工作极为不利。

罗振玉珂罗版印《鸣沙石室古逸书十九种▪隶古定尚书》

凸显纸色信息的《寒云书景》

现存古籍，叶面上有两类颜色信息：一是印刷、书写、钤盖上的图文信息，包括原作的图文，以及后人题识、批校圈点的文字、符号，钤盖的印章等。二是纸色信息，即除去图文信息以外的可见颜色信息，包含纸张的颜色，污渍、破损、挖改、修复、装裱的痕迹等。清末民国时期的影印古籍，大多去掉了底色，实际上就是删除了叶面的纸色信息。珂罗版印刷的《寒云书景》，首次直白、形象地反映出纸色信息的重要作用。

《寒云书景》《周易》

《寒云书景》，系仓圣明智大学民国七年（1918）出版《艺术丛编》中的一种。寒云，即袁克文，字豹岑，号寒云，袁世凯次子，爱好藏书，收藏宋元明精椠多达数百种。民国六年（1917），邹安在《寒云书景》序言中说：“迨欧学流行，故家所藏多输海外，中秘之籍不到人间。学子莘莘同讥盲瞽矣。十年前，杨丈星吾刊《留真谱》于武昌，缪艺风先生赓续之，此学不绝如线。然皆迻写转刻，未能毫发无憾。袁君豹岑，曾读东观书者，以后百宋一廛所藏陈列学会，并编次各首页，慨然假影。所以嘉惠来学，表彰国华之意良挚。”据邹序所言，袁克文部分藏书曾在学会（仓圣明智大学）展陈，共6种：宋刻巾箱本白文《八经》、宋刻本《周易兼义》、汲古阁影宋写本《汉上易传》、宋刻本《古三坟书》和元刻本《书蔡传旁通》，展后即编辑出版了《寒云书景》。《寒云书景》收书很少，其主要价值是采用珂罗版影印，颠覆了摹刻印制图录的传统做法，弥补了“迻写转刻，未能毫发无憾”的缺陷。

我们用《寒云书景》中第一幅书影宋刻《八经》《周易》，与近年彩色摄影之同一书影进行对比即可发现，一百年前珂罗版印制的灰度书影，层次丰富、细腻，除了不是彩色、天头地脚略加裁剪外，其他所有细节，如书叶轻微的残损、墨迹的深浅，甚至纸面的纤维等，与现代彩印书影区别不大，令人叹为观止。

《寒云书景》《周易》现代彩图

更重要的是，对比《周易》两幅书影，历史的变迁跃然纸上。《寒云书景》右侧边框外，被硬生生地剜去一块，好似在书叶上开了个天窗。剜掉的是袁克文“上第二子”藏印。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至1916年3月22日改元“洪宪”，恢复帝制，袁克文藏书中便出现了诸如“上第二子”“皇二子”钤印。《寒云书景》发行之时帝制刚取消，为免遭世人诟病，便剔除了该印。问题是，以当时的技术，完全可以天衣无缝地去掉那方钤印，为何不做？这恐怕正是《艺术丛编》编者，或袁克文自己刻意保留的历史创痕吧。值得注意的是，剔除“皇二子”印的痕迹，系该叶面的纸色信息反衬出来的；如果采用之前《留真谱》影刻，或之后石印的工艺，去除了底色（纸色），这一刻意保留的遗迹将不复存在。这就是古籍纸色信息的重要性之一。《寒云书景》的这幅书影，在凸显古籍纸色信息的存在及重要性方面，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的缺陷

也有一些艺术类名作，未采用珂罗版等印刷工艺，影响了图书的质量，例如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该书《预约样本》谓：“原书今藏桐乡徐氏爱日馆，重加整比，以全帙付敝馆覆印。摄影传神，无异真迹。”其实，商务的这一版《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效果并不好，因为采用了“金属版”石印，将书中层次丰富的古器物拓本，印成了黑白图，韵味全无。此后众多出版社印行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均以商务本翻印，效果可想而知。此书之所以没用珂罗版印制，恐与当时的出版方式有关。

商务版《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黑白图

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出版的影印古籍，有一些是通过“代印”“代预约销售”等方式合作出版的。合作的对方均为古籍底本持有者，例如与张元济关系最密切的傅增湘，便是与商务合作影印古籍最多的个人，像《百衲本资治通鉴》《学海类编》，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多种底本，都是合作出版的。再如1920年印行的《李文忠公全集》《越缦堂日记》，也是合作出版的产物。合作出版又分为商务出资和对方出资两种方式。如对方出资，印刷工艺、用纸、开本等，商务须尊重对方意见。即使商务出资合作出版的图书，支出的成本，也比付酬式借用底本要高得多（注：商务与傅增湘合作出版的书，傅得利润的六成，与朱文钧合作，朱得利润的五成；付酬式借用底本，一般是赠十部样书或支付图书预约价百分之五的酬金，前者所得酬金比后者高得多），因此印制等方面不免会压缩成本，采用较便宜的印刷工艺。

珂罗版印制的青铜器拓片

对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张元济日记》1919年10月6日载：“徐小霞托估《清仪阁金石款识》印价。（661页）”徐晓霞，即徐钧（1878-1955），字晓霞，浙江桐乡乌镇人。早年在上海开设钱庄，兼营房产，富甲一方。喜藏书，书斋名爱日馆。徐钧1917年重金购得《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稿本，余杭褚德彝为之编目，并题记部分器名。两年后，即1919年10月，徐钧便请商务估算该书印价，明显是想自费印行，此书当属合作出版。后来详情未见史料记载，但无论如何，此书幅面阔大，高36.5厘米，宽22.5厘米，篇幅多达10册400叶，若要快速回本盈利，成本和定价均不可过高。显然，成本高得多的珂罗版工艺，商务或徐钧都不会考虑。时下一些介绍商务版《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的文章，称其为珂罗版印刷，有误。1925年商务发布的该书《预约样本》，预约简章第一条便明言，“全书约四百叶，分装十册，夹贡纸金属版精印”。而且从《样本》所附书影看，确为无层次的金属版石印，与珂罗版印制的同类拓片，区别甚大。区别主要在于：金属版所印无层次，图像中许多墨色较淡的细节丢失了，只剩下干巴巴的框架；珂罗版印制的则保留了更多的细节（层次），看到的是一幅近乎完整的器物图。采用同样工艺影印的古籍文献，效果与此完全相同。如果底本较差的话，拍照、去底色后，墨色较浅的笔画就会消失，需要大量人工去修版补写，既增加了成本，还造成字形改变甚至出现错误。

“低档”碑帖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战场

其实，不仅是《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民国时期出版的石印金石碑帖作品还有许多，总数大大超过了珂罗版印品。像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艺苑真赏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均参与其中。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的“金属版部”，主要业务就是印制此类图书。

珂罗版、铜版（网目版）和石印制作的拓本，除图像上有明显的区别外，定价也相差悬殊：前者每册根据页数多少，定价多在一元至三元不等；后者则为一角至五角。那些大品牌出版机构之所以放下身段，去争夺碑帖的低端市场，是因为社会大众的多数不需要，也看不懂那些层次丰富的金石碑帖，花几角钱买一册“名拓”“名帖”，能够见识、学习，足矣。这个低端市场体量巨大，收益可观，自然不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