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间——考古学视野下的南岛语族人群早期文化交流
一、引言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对自我认知的需求逐渐提高。人类的起源、演化、迁徙逐渐成为现今学术界乃至全人类最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在人类数百万年前走出非洲直至遍布世界所有角落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存在一个生活在南太平洋诸多岛屿上并使用南岛语的庞大族群，他们的祖先向太平洋地区的迁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殖民”，[1]这段波澜壮阔的海上历史画卷最初的征程必然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与风险。曾有学者以"风之路"描述这段旅途，[2]而完成这副“风的拼图”集合了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南岛语族这一称谓来自于语言学的研究，即所有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总称。早在18世纪初，西方学者发现“南岛”地带存在若干种语言，尽管这些语言不能直接相通，但其中某些词汇相同或高度近似，推测诸语言存在亲属关系。19世纪德国学者使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个术语统称这个语系的语言,最终将其命名为“南岛语”。[3]南岛语系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语系之一，目前研究表明，其语言种类超过1300种，相关人口达3.8亿，分布在北到夏威夷群岛、中国台湾，南抵新西兰，西达西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东达东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这一广阔的范围内，现今“南岛语族”一般按地域分为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4 支分群[4]。研究则显示说南岛语的各族群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存在超越族群的文化共同体，“南岛语族”的概念被注入族群与文化的内涵。
庞大的人口规模、复杂的语言种类、特殊的沿海-海洋生态环境使得南岛语族[5]的起源与扩散成为了重要且复杂的重大学术问题。多学科研究手段的交错和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不同甚至相左的结论。相比于其他学科，考古学因其研究对象是埋藏在地下的人类活动遗存，更加注重实证。如何既不被他学科的已有结论限制研究空间，又能够跳出自身的学科局限，科学合理地结合多学科认知，进而得出更趋近于历史真实的研究结论，是考古学在南岛语族研究中需要思考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东南地区因自然地理环境相对特殊，产生出独特的海岸、岛屿文化。这些相对独立的史前文化遗存与内陆诸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内陆与海岸、岛屿文化遗存关系密切，相互辐射，并有强烈的向海洋探索与交流的趋势。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新发现对于中国乃至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以及现“南岛语族”分布地区存在着“圜底器、圈足器传统”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在“圜底器、圈足器”文化圈内，有玦饰、牙璋、树皮布（拍）、有肩或有段石器等标志性器物由东亚大陆向南太平洋诸岛传播，显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辐射范围，反映了诸文化的交流机制，勾勒出交流的方向与线路。在这个庞大的多考古学文化共同体之中，中国东南地区是中华文明对外辐射的重要据点。
本文将以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的文化交流为核心，粗浅地开展一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方法上的考古学思考。
二、研究背景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区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历史语言学研究认为台湾原住民的语言是南岛语族语言最古老的分支，推测台湾是南岛语族起源地之一，而与之相近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则是南岛语族起源的重要地区。除了历史语言学以外，19世纪中后期开始，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关注这个区域内的土著居民，从多种角度总结土著文化的共同特征，就南岛语族的文化起源提出了如“太平洋群岛说” 、“ 东南亚群岛说” 、“中南半岛说”等观点[6]。然而，上述早期研究在理论依据上均存在缺陷，比如以语言、行为、文化特征为视角寻找南岛语族的源头，却忽视了语言和行为的变异性，除此之外，很多研究将区域限定于当代南岛语族的分布范围内，忽视了其他区域。比如我国华南地区，该区域无论是语言学还是民族学研究都显示了强烈的南岛语族相关因素。
20世纪上半叶，以林惠祥、凌纯声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角度先后论述了东亚大陆、台湾、东南亚群岛土著民族文化的源流关系，阐明了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史前人群就是东南亚、西南太平洋群岛土著文化群祖先。林惠祥通过具有代表性的石锛、印纹陶等考古遗存，基本勾勒出了土著人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逐渐南迁的趋势，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性[7][8][9][10][11]。相比国外学者，当时中国学者的视野更加广阔和客观，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材料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符合近年来对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的认知。遗憾的是，由于具有系统编年考古材料的缺失，这些研究多基于民族学的逻辑分析，缺少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的实证[12][13]。
在20世纪早、中期，研究的焦点转为台湾起源说。Blust1977 年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认为，古南岛语最先分裂为泰雅群、邹语群、排湾群、马来亚-玻利尼西亚群，这些语群即为南岛语的第一层次，而台湾原住民的语言就是其中排湾群的重要分支。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将南岛语的10亚组中9个都与台湾的非汉藏人群语言相关，这意味着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 或至少是发源地的一部分[14]。台湾与菲律宾之间370公里的距离远大于其与中国大陆之间120公里的间隔，需要更长的时间研发适合长距离的航海船只，这也是原南岛语族抵达台湾和扩散至其他区域之间存在较长时间差的原因[15][16]。尽管Blust的理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其研究眼光仍然局限于大洋之中。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语言学研究的突破，考古学家根据新发现提出了更为完整的南岛语族起源模式。语言学研究以已知语言中词汇出现的频率、相关度等推测其年代早晚及分离年代，尽管台湾语系在南岛语中的位置相比来说比较古老，但有研究表明其并不是南岛语族的最源头[17]，张光直始终坚信中国东南地区与南岛语族的起源密切相关。Bellwood则在总结了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南岛语族起源和扩散的综合模式。他将南岛语族的起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距今约6000年前，原南岛语族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向台湾移民；第二阶段大约开始于距今5000年左右，南岛语族从台湾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扩散，并最终占据太平洋岛屿。在东南亚岛屿和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与这些地区早期的居民发生了融合，在有些地方可能完全取代了原居民[18][19]。该理论基于考古资料勾勒出了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路线图，新的发现与研究不断检视和补充这一理论。
近年来，我国的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提出了有力的新证据，比如分布于福建的闽南方言，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壮侗语言，以及分布于海南岛的黎族语言都与南岛语有密切的关系，应该是由南岛语分化而来[20][21][22]。这种推测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并勾画了语言扩散的大尺度趋势。臧振华认为南岛语族的祖先可能居住在福建南部到越南北部之间的沿海区域，在复杂的动因驱使下，沿多条路径越过南中国海，扩散到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的海岛[23]。洪晓纯同样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南方，经由台湾到菲律宾之后，有多条路径向海洋扩散[24]。
吴春明则指出“闽台起源说”割裂了华南、乃至东南亚土著文化的统一性，史前、上古中国大陆东南土著与“南岛语族” 组成了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在古代汉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近代欧洲海洋文化相继移植之前, 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土著文化共同体体系[25][26]。起源的具体细节仍有待新材料加以完善，但由中国东南起源而扩散的理论模式迄今仍为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
近年兴起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有的个案显示了同样的结论，而有的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27][28]，因此，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南岛语族研究中仍存在很多争议和矛盾[29]。最近，付巧妹等通过古DNA分析技术获取中国南方大陆人群核基因组，认为南岛语族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表明至少在8400年前，南岛语系人群基因结构的主要祖先群体之一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30]
因为中国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在这一关键学术问题上的重要性，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31][32][33][34][35][36]，同时福建内陆山区的史前考古学时空框架日益完善[37][38][39][40]。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以考古学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
三、进军海洋的原动力及必要条件
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以及相应的文化交流与变迁是人群迁徙的结果，是人类群体大规模的行为选择。以文化交流为角度思考人群的行为选择，首先应该探索人类进军海洋的动因，即迁徙的原动力和相应的必要条件。
探讨人类生存行为的相关问题时，环境是各种解释最重要的背景因素，这牵扯出不同的若干理论。其中，环境决定论的核心是“物质环境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原动力’的作用”，该理论将人类与环境置于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种决定论；生态学的观点则认为环境和人类是相互影响的共同体，并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的关系。生态学系统中，各种因素都在交互发挥作用[41]。一般认为，热带环境能够产出更为丰富的植物资源，人类可以更容易地获取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能量。但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考量，“生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人类选择生计模式的唯一依据。因此我们在探讨南岛语族的相关问题时，不可避免的要考虑人类在做出行为选择时所面临的环境背景。
太平洋大多数岛屿地区属赤道多雨气候和热带海洋性气候，靠近大陆的地区同时也受到季风影响。太平洋岛屿的气候暖热湿润，植被繁茂。受海洋巨大水体作用所形成的气候具有以下特点：气温年均、日均变化小，降水量的季节分配比较均匀，降水日数多、强度小。云雾频数多，湿度高。南、北纬5°～20°之间是热带气旋的主要源地，如北太平洋西南部分与中国南海。需要注意的是，多数临近海洋的大陆地区，同样具有海洋性气候特征。
南岛语族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在语言学的研究层面也涉及了大量的环境因素。比如语言学家根据古老语言中词汇反映的自然地貌风貌、动植物种类推断南岛语族起源地，“最早的原南岛语族的老家应该是热带的海滨地带；当时住民的生活已有农业(芋、薯、稻米、粟、果树) ,但也狩猎并重渔捞。物质文化中有陶器,有石、木、竹器,有纺织,有干阑屋宇,有树皮布,并大量使用蚌贝,有发达的船航工业”[42]。仅从语言学研究结论来看，具备上述特征考古学文化的热带、亚热带地区都有可能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时代越早可能性越大。
文化的交流与变迁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很多研究者以数学手段建立文化变迁过程的模型，以此探索文化变化的规律。不同类型的模型最大的区别是核心变量的不同，其中最为考古学者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生态学（human behavioral ecology）模型，它以生态因素为主要变量解释人类的行为选择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变迁[43][44]。人类行为生态学模型解释行为选择最关注的是风险、成本和收益。面对广阔的海洋，人类肉眼无法企及的彼岸，显然存在极高的风险和成本。到底是什么驱使人类朝着海洋迈开第一步，这些仍然考验着所有研究者的想象力，但我们相信人类在当时的条件下选择了一种收益大于风险成本的行为模式。南岛语族迁徙的原动力包含了多种因素，可能是多种条件作用下的产物。
早在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征服海洋。根据地质学及古环境学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海平面比现代低150多米，不仅是台湾岛，甚至日本列岛都多次与中国大陆相连，轻津海峡、对马海峡也都曾出现过陆桥[45]。地质学研究表明，台湾海峡在人类存在的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陆地，所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也印证了[46]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多次往返大陆与台湾岛之间。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早期福建沿海发生过数次海进、海退事件，台湾海峡也数次成为陆地或陆桥，距今约8000年左右海平面低于现今约16米，很可能存在“东山陆桥”通向台湾岛。我们目前新发现福建沿海的史前遗存以及马祖“亮岛人”都生存于距今8000年左右，浙江跨湖桥发现的独木舟年代与之相近[47]。那么史前人类通过陆桥前往台湾岛，是否有族群记忆传承？尽管没有确凿的实证，但向着已知的岛屿前进可能是人类离开故土航行海洋的动因之一。关于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迁徙动因存在不同说法，内陆汉藏人群文化的强势扩张；稻作农业的发展和人口压力压迫了沿海人群的生存空间导致被迫迁徙，另外也有贸易扩展和生态失衡等观点。
臧振华认为史前人群的海洋适应性行为是海洋扩散的重要因素之一，海洋性使他们更加容易地向海洋环境扩张迁徙[48]。
在全新世海进过程中,海平面有过多次波动，曾形成过三次海平面高峰,但也曾出现海平面低于现海面的时期，波动幅度都较小，起伏都在3米以内[49][50][51]。比如平潭壳丘头遗址（距今约6000年）[52]和海南陵水桥山遗址（距今约3500年）[53]现今海拔都在5米左右，距离海岸线仍有一定距离，而在当时则为滨海地貌。中国东南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平潭岛，航行距离68海里（125.94公里），直线距离120公里，中间还有若干小型岛屿。史前人类在远海渔猎的过程中发现适宜生存的海岛，继而逐步迁徙，这种推测尽管存在相当的证据缺环，但这也是人类迈向海洋可能性最大的模式。如果将范围扩大至整个中国南部沿海，浙江至越南北部这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人类进军海洋的动因可能更加多样化。
当人类具备高度发达远洋航行能力成功殖民海洋之后，从海岛走向海岛，扩散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动因，在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中都可以找到线索。人类占据岛屿后，随着人群规模的扩大，资源枯竭导致必须寻找新的栖居地。也有研究表明，随着人口增加，族群的首领会要求年轻的家庭去寻找新的领地。另外，因为海洋地区热带气旋的频繁发生，自然灾害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适宜的居住环境，导致人类不得不走向海洋寻找新的岛屿。
不论迁徙的动因是哪一种，人类的海洋性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我们认为海洋性是人类适应沿海、海洋环境形成的行为特征总和。海洋性的形成包括技术储备和精神准备。
从民族学资料和考古学发现来看，与海洋性相关的生产、生活技术储备主要包括：
1.发达的石斧、石锛等制作工艺，这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史前人类加工木质材料的工具。
2.熟练的竹木处理技术，海洋性人群需具备对原材料的高度认知，从砍伐到成型、干燥，乃至进行热处理。
3.高超的造船木制工艺，从适宜近海捕捞的竹、木筏到远距离航行的舟艇。从早期独木舟和单边架独木舟，逐渐到使用风帆，欧洲殖民者抵达之前，土著居民已经使用能搭载数十人的双体风帆独木舟。
4.获取高热量食物并长期储藏的技术能力。
5.高度发达的航海技术，安全抵达并且生存下来是南岛语族人群迁徙最重要的环节。根据民族学观察，海浪的方向与形状，海水的颜色，海里植物的碎屑，水中和空中能观察到的动物种类都成为判断陆地距离远近的标志。之后，他们经由的航海路线通过口述或歌曲的形式代代相传。星座位置则可以帮助直接定位岛屿，这使得往返岛屿间和陆地成为可能[54][55][56][57]。
作为陆地生物，人类向海洋迁徙从而产生海洋性，除了技术的发展和生存的驱使，同时也需要精神准备，不论是对海洋的敬畏，或者是对资源的崇拜，器物的纹饰、装饰品的隐性内涵中可以找到线索。
通过对南岛语族早期人群从陆地到海洋的所需的技术和精神储备，以及结合相应时代的陆地、海洋环境条件，可以推测他们的族群特征[58]：
1.居址选择方面，集中于滨河、滨海、河流出海口三角洲处的低缓山丘、岗地，背山面水。
2.空间布局上，聚落规模不大，划分为小而分散的居住区，建筑主要为杆栏式。
3.社会生产力上，与木工作业相关的石器数量较多，如石斧、石锛等，与渔猎等利用海洋资源相关的工具也占有很大比重，如凹石，网坠、鱼钩、骨镖等，陶器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使用航行工具。竹木质、贝蚌质工具应该占很大比例，但史前遗址中这类器物受埋藏环境的影响保存很少或无法识别。
4.动植物资源利用种类与方式上，生业以采集野生植物果实、采捞贝类和鱼类为主, 狩猎小型的动物群，掌握原始的农业技术，根据环境进行有限的饲养与种植。
环境背景下人类对海洋及沿岸、岛屿的适应性逐渐演变成海洋性，南岛语族早期先民的遗存是海洋性的物质表现，开展相关的考古学研究是探索南岛人群源流最直接和客观的手段之一。
四、山海之间——内陆到海洋的考古学文化
现有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陆东南区很有可能是南岛语族原乡文化的孕育地，其中，福建和台湾地区尤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尽管福建的史前考古文化可以划分为山区和沿海两大体系[59]，但是目前的工作来看，这两大体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关联性则很可能与南岛语族的“源文化”相关，上述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特征几乎都能在福建史前遗存中找到踪影，因此有必要简单梳理福建和台湾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反映的人类行为特征。
迄今为止，福建发现的有测年数据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三明万寿岩（灵峰洞）位于闽西北山区，距今约18万年[60]。另有漳州莲花池山[61]和永安黄衣垄[62]，其根据地层推测距今年代约20万年以上。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3万年左右的遗址则在福建全省范围内分布，无论是闽西北山区，还是最近在平潭岛发现的旧石器遗存，都显示出旧石器时代人群的存在和活动能力。因为福建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基础十分薄弱，经过系统发掘及精确测年的遗址数量很少，无法复原更加详细的人类迁徙路径。但根据最新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发现，闽西北内陆山区存在相当数量埋藏于网纹红土中的人类遗存，推测年代为更新世中期至晚期，而沿海地区因相关地层保存较少，发现以更新世晚期遗址为主。从目前中国东南区域和台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时空线索来看，明显有自内陆向海洋扩撒的趋势，台湾海峡在更新世的很多时间段仍然是陆地。
相比旧石器时代，近年来福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时空框架愈加完善。漳平奇和洞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测年结果显示距今万年左右福建已出现并不算原始的陶器和磨制骨器，而距今8000到7000年左右已经产生了较为成熟的制陶技术和磨制石器，同时出现了鱼形装饰品和鱼钩、骨镞、骨刀等相对复杂的磨制骨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福建博物院近年在闽西、闽北开展系统的史前遗址考古工作，测年及研究结果表明，闽西北地区存在较为丰富的旧、新时期过渡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宁化盆地的一系列洞穴遗址出土了距今9000-50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近年发掘的明溪南山和将乐岩仔洞遗址年代则在5800-3500之间。闽北地区则由浦城牛鼻山、邵武斗米山、武夷山葫芦山、光泽马岭构建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序列[63]，以牛鼻山文化为代表的闽北新石器文化受北方因素影响强烈，同时也具有地方特色。斗米山下层[64]、南平宝峰山下层[65]都发现与南山遗址第二、三期相近的遗存，到了新石器末期的葫芦山下层、斗米山上层和马岭类型，以及南山遗址第五期的青铜时代遗存都存在与闽江下游类似的文化因素。整体上，闽西北地区的文化序列相对完整，文化间的交流范围远比之前我们认为的更广且更加频繁，建立更加完善的考古学文化时空交流框架亟需更多新发现。
相比内陆山区，福建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目前仅见于金门富国墩、平潭祠堂后和壳丘头遗址，距今约7000-6000年，之后形成以闽江下游为分布中心的昙石山文化和黄瓜山文化，年代在5500至3500年之间。福建沿海的青铜时代遗存则以闽江下游的黄土仑文化和南部沿海的浮滨文化为主。大体上可以划分出壳丘头—昙石山—黄瓜山—黄土仑文化传统，以及南部的富国墩—大帽山—浮滨文化传统，分布的大体范围以莆田的涵江口为界。遗憾的是，这两大区域相交的木兰溪流域的史前考古工作仍是空白。
相比于新石器时代，福建沿海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交流则更为复杂。以漳州虎林山为代表的浮滨文化和晋江庵山遗址尽管同属青铜时代，但是文化面貌区别较大，但庵山遗址中也发现少量典型浮滨文化遗物指示了文化交流[66]。青铜时代人群迁徙交流的模式更加复杂多样。此时期小范围的独立文化圈增多，这种现象是否与人类具备内陆和海洋多种迁徙模式相关，值得深入探讨。在相近的时空框架内，不同的文化因素交错，显示出人群交流的复杂性。这一时期，南岛语族人群已经有能力远洋航行并且往返，这种文化上的复杂性可能是人类迁徙能力的提高与活动范围扩大的产物。
台湾的史前文化从长滨八仙洞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至台北十三行遗址，大约可分为四个阶段，中间两个阶段从大坌坑到细绳纹陶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由大陆扩散至海洋的关键时期，从距今7000至2000年间的大坌坑、芝山岩、圆山、牛骂头、牛稠子等多种考古学文化，由台湾岛北部平原至中部沿海到南部地区均有分布，文化间有交流也有传承[67][68]。张光直认为以大坌坑为代表的粗绳纹文化到以牛稠子为代表的细绳纹文化均是由大陆东南地区分阶段移民迁徙而来[69]，也有学者认为大坌坑与细绳纹陶文化有传承发展关系，大坌坑文化确为细绳纹陶文化的发展基础，但过程中明显受到大陆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影响，存在交流互动[70]。
整体上，福建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的时间轨迹呈现出由内陆山区向沿海扩散的趋势，期间两个区域间存在频繁而复杂的文化交流，这种现象可能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模式提供重要的思考方向。
除了传统的文化因素观察，福建沿海史前考古遗存反映出人群强烈的海洋性，如小规模群居；贝类、鱼类等海洋资源在食物中占据重要地位；石器较为发达，磨制石斧、石锛数量多，打制石器也持续使用；陶器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居址主要为杆栏式建筑[71]。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西北部内陆山区的遗址也反映出类似的生业形态，如陶石器主要类型、居址形态、人群规模等。尽管没有海洋资源，但是人类居住基本位于山间盆地的河流边，淡水资源利用充分。奇和洞发现的鱼钩、鱼形装饰品，以及几乎所有史前遗址都发现了的数量丰富的网坠遗存，均指示了发达的渔猎行为。福建水系众多航运发达，山区内同样有可能产生航行工具，且林木资源较沿海更加丰富，与木作相关的石斧、石锛数量亦丰富。
综合上述考古发现，我们认为闽西北山区与沿海区域在考古学文化和人类行为特征上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都具备类似的海洋性因素。根据遗存分布由山区向沿海扩散的时空特征，我们推测南岛语族最早的祖先应该在内陆山区，而只有找到文化源头才有可能真正复原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过程，因此在探索南岛人群源流时应提高对相关内陆山区考古遗存的关注度。
如果放眼整个中国东南沿海至中南半岛区域，史前文化交流范围更广，很有可能也有类似史前文化发展与扩散的趋势。近年台湾南部南科发现的大坌坑文化遗存被认为与珠三角地区的文化面貌相似[72][73]，南岛语族的起源过程可能具有多元扩散路径。考古学文化交流线索反映出他们迁徙的方向不仅仅是面向海洋，沿大陆扩散可能也是路径之一。
五、讨论
语言学证据起到的支撑作用十分有限，语言学上，经历了两千年的汉化，闽南语中仍含有南岛语系的词汇，这与文化上的表现和人群迁徙的速率是完全不匹配的，基因的交流与保存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因此，通过考古学证据建立时空框架最有可能接近那条历史上的“风之路”。
考古学证据尽管能够直接反映文化物质的传播与扩散，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人群迁徙过程中跨越未知距离的海洋，文化因素的“遗失”与变异导致考古遗物指示性没有那么强，还不足以让考古学者对各地区考古文化中的复杂因素进行有系统的梳理。比如，“Bellwood将红衣陶作为南岛语族扩散的重要物质标志，是台湾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人群向菲律宾迁徙的证据，而Solheim则同样以红衣陶为特征点得出相反的结论”[74]。因此持续数千年的族群迁徙、扩散、融合，乃至灭绝、替代，很难简单地用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标完成时空路线的重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惠祥以及国外学者都开始注意到石锛等磨制石器的指示意义。Roger Duff系统研究了东南亚的有段石锛，认为其发源于中国南方[75]。傅宪国梳理并研究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的分布范围，与南岛语族的分布区域有相当的重合，他讨论了上述石器的起源、分期、扩散等问题，提出特定类型的石器应该与出土背景和伴生的遗物共同考察[76]。因此我们在探讨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文化交流时，应考虑到文化交流的层级以及文化特征的考古学表现形式，相关的研究以具备时空框架的考古学文化单元为基础。
1.文化交流的层级
考古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交互作用圈”、“地域共同传统”等。实际上这种关系即传承、发展、延续，或者影响、改变、替代。这些相互关系反映了人群交流存在两个的层级，以人群的迁徙规模可以分为：1.文化交流伴随小规模迁徙，表现为物品交换、文化因素渗透、制作工艺的传播;2.文化交流伴随大规模迁徙，表现为和平方式的族群融合，或者可能伴随暴力形式的占领，乃至完全的清除替代。
2.文化特征的考古学表现形式
人群交流伴随的考古学文化互动包括物质特征与非物质特征。物质特征包括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力要素遗存、动植物遗存、艺术装饰品等。
生产力要素遗存为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与人类行为活动相关遗存：陶器，石器，竹木器，骨蚌器等等。工具的形态特征、组合比例、纹饰，以及制作工艺一般用来作为文化区分或交流的指标，但需要认真判识这些因素具体是文化指示性还是环境生态指示性。比如树皮布陶拍作为一类特殊的工具，其传播路径可能是由中国东南大陆至中南半岛，进而传播至菲律宾而后向北影响到台湾[77]。
动植物遗存既包括人类直接利用的动植物资源，也涵盖了反映生存环境的动植物标本，同样具有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指示性作用。粟作为中国原始农业最重要的物种之一，起源于北方，在向华南、西南及东南亚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当地生业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比较清楚的是西部和东部两条路线，华南核心地区的情况仍不清楚[78]。近年来福建南山遗址发现大量植物遗存，其中就有华南地区最早的小米，南关里的大坌坑晚期文化遗存发现台湾地区最早但晚于南山遗址的稻米和小米[79][80][81]，类似动植物遗存的考古发现为人群与文化的迁徙交流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艺术装饰品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表象，在大多情况下也是遗址手工业技术最高水平代表，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上具有高度的指示性。
非物质特征是指包括人群规模、组织形态、居址选择策略、行为模式策略、偏好与习性等在内的非物质总和。通过非物质遗存复原出的各类行为特征总和应作为整体，与环境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与物质特征相互印证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趋势与路径。
张光直先生在思考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时曾说过，“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国史[82]。
最早由语言学而形成的南岛语族的概念对考古研究来说是一个楔子，因为南岛语族是由语言学研究产生族群概念，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类基因在交流与传播中都可能存在延时性和强烈的不确定性，也就无法真正反映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时空脉络。而史前先民的遗存是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的物质存在，但是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对应单一族群，同一族群随着时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产生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在考古学视野下开展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有必要厘清相关概念。
1.广义南岛语族与狭义南岛语族
目前广泛使用的南岛语族实际上是一个基于语言学的狭义概念，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的研究则显示南岛地带各族群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存在超越族群的文化共同体，“南岛语族”的概念被注入族群与文化的内涵。有研究者在认识到南岛语族的起源不在现今分布范围内时，衍生出将早期的祖先人群称为“原南岛语族”的概念，但是这种称呼割裂了南岛语族人群的整体性。因此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应定义广义上的南岛语族，即：南太平洋及其沿海地区具有向海洋、岛屿迁徙行为的所有人群以及原住民。拉皮塔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最重要的早期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500年左右，因此探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时代约为我国先秦时期。与之相应的，考古学上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内核为：南太平洋及沿海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
2.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模式
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一个文化交流过程，并不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整体迁徙。因此其起源于扩散模式应具有以下特征：
非线性：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非线性的模式。
非单向：南岛语族向外迁徙的最早阶段应该存在不断往返的过程，并非持续性的向外扩张。到了拉皮塔时期则是完全不同的模式，是人群在高度发达的航海术的支撑下，不断扩大空间利用范围。
多地区及长时段：人群移动并不是单一的点对点模式，扩散的趋势可能在很多地区不同时段发生。南岛语族以台湾为跳板向外扩散的证据和研究基础更加成熟，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浙江、珠三角地区，以及同样具备类似条件的海南，近年海南的史前考古已取得重大进展。
单一线性的理论无法厘清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过程，至少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最为主流的闽台起源说中，台湾并不是唯一途径和跳板，不能忽视大陆东南亚的陆上路线，作为陆地生物的人类，海洋迁徙应该不是唯一途径，此路线同样有多种迁徙途径。
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一波波的浪潮，亦或称之为趋势，是海洋性逐渐产生并且扩散的趋势，这种特性生根于整个东南区域的史前文化中，反映在空间利用方式，居址特征，器物组合特征，动植物资源利用种类和方式，乃至宗教、审美等精神表达等方面。
几乎不可能确定某一个遗址或者文化就是南岛语族的最早源头，因此我们所有的发现都是在这个趋势中间的节点。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既要溯源也应寻踪。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如此长时段、长距离、大范围的迁徙，文化因素的延续、保存、传承、改变、消失、滞后的比例无法确定，因此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复原这段历史。
语言学家尝试利用历史语言学、语言年代学，或拟测原南岛语词汇继而归纳“古南岛人”生存环境、文化特质的方法探讨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受材料和方法所限，这些研究未及随时间而变迁的自然环境、聚居地、文化等，缺少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的实证，系统编年考古材料的缺失使之失诸偏颇。考古学领域内应该更加关注，建立更加高分辨率的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更加全面提取遗址的各类信息，而非仅着力于传统的器物特征、类型的分析。因为我们无法判断某个遗址的人群是扩散还是返回，因更多的考虑遗存反映的人类生存模式及其在南岛语族迁徙浪潮中的位置，避免将单个遗址的文化特征与南岛语族起源和扩散直接关联。
考古学可以使用地下埋藏的遗物遗迹独立复原人类生存的历史，探索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生业形态、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程度、意识形态等等。研究过程中如果能够正确、充分、合理的利用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分子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则能够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在此过程中，考古学者不必也不应该使用研究结果印证或对应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的结论，即使观点相左也并不会影响考古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