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上到人间——武氏祠汉画像石里的汉代社会

武氏祠汉画像石所表现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神仙世界、历史故事、社会生活。目前发现的东汉中晚期汉画像石，普遍都有表现神仙世界的内容，建于东汉中晚期桓灵之际的武氏祠作为两汉画像石典型代表，刻画更加精彩，想象更加奇瑰。

随着汉武帝等帝王的引导，“求长生”成为两汉盛世贵族阶层追逐的潮流。一个重要表现是，西汉中叶以来，发源于先秦的“西王母”意象发生转折性变化。一是形象大改，《山海经》等古籍中的西王母本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的可怖模样，让人难以亲近；到了武帝时期，却蓦然变成一位白发老妪，隐喻着世人渴盼亲近仙人的深切意愿。二是被赋予长生不死的象征意义，不但其本身是长生仙人，还能给世人带来不死的福瑞。于是两汉特别是东汉画像石中，开始频繁出现西王母形象，武梁祠中的西王母作为神仙世界的“主神”高居于西壁锐顶山墙最高处、最中央。

西王母画像石拓片

与西王母相对的“东王公”，则被安排在东壁山墙对称处。西王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前期的洛阳卜千秋墓室壁画中。直到200多年后，东王公才悄然出现。显然，不论从性别角度来讲，还是从“西”“东”相对来说，人们认为西王母需要一位配偶，才创造了东王公形象。需要指出的是，东王公的出现，是在儒家文化逐步成为国家政治学说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只要考察一下这一时期汉画像石的分布和特点，就可以发现几乎整个东汉时代，东王公只流行于中国东部以曲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原因非常明确，齐鲁之地是阴阳家和儒家文化源头所在，人们正是按照现实生活中“家庭”的概念，创造了这一对意象。

东王公画像石拓片

这一对形象的塑造和演变，是“来生观念”和“此世精神”的写照。人们崇拜西王母，希冀她能带来“来生”，实现长生久视之道，觅得成仙之途。然而，对长生的一切臆想无不是切切实实地立足于“此世精神”。长生不老也好，阴阳和合也罢，不过是人性化了的、未脱离现实社会的“那一个”世界而已。

古人认为，人死之后，魂魄两分，“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礼记·郊特牲》）于是，人们为逝去的亲人营造墓地，使其“形魄”入土为安；建筑祠堂，立木主神位，使其“魂气”有所归依。武氏祠及其家族墓地就是“祠堂/墓地”二元结构的典型代表：以两石阙、两石狮为前导，形成神道；以武梁祠、武梁之弟武开明祠、武开明之子武荣祠等构成祠堂主体，形成养生送死、追思祭祀的公共空间；其后则是以武梁上一代（已知有武梁之母）、武梁同一代（几位兄弟）和武梁下一代共三代族人坟墓组成的家族墓地。祠堂前则立有石碑，记明墓主行状。

可以说，武氏祠及其家族墓地规划严整，规模宏大，规制豪奢，画像精美丰富，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也反映出祠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厚葬风俗呢？

汉初以来，提倡“以孝治国”，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将儒学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两种国家意志的叠加，使得“孝道”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国家选才，推行“举孝廉”察举制，“孝”与“不孝”成为能否入仕的标准，更被公认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孝道”不仅体现在对父母的“奉养”中，体现在“色难”，承欢膝下的“乐养”中；体现在努力志道据德、有所成就，使得父母无所牵挂，以子女为荣的“孝显”中；还体现在父母逝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遵从父母教诲，常思父母之恩的“祭祀”中。

然而，儒家本身是不主张厚葬的。颜回死后，因家贫无力为其置办棺椁，其父请求孔子把车卖了给他做外椁。孔子说，我的儿子孔鲤死后，也只有棺没有椁。孔子为儿子助葬，连椁都不备，谈何厚葬？他斩钉截铁地对厚葬提议说：不可！实际上，为遏制社会上的厚葬陋习，东汉光武帝、明帝、和帝、安帝等帝王，以及许多大臣名儒都对厚葬风气提出了严厉批评。

孔子的态度非常明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的根本在于敬，孝的根本在于爱，敬与爱，是儒家伦理之大节，也是中国文化之根基。

然而，孔子也非常清楚，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纷纭的，复杂的人性处于纷纭的社会中，结果往往趋向于期望的反面。所以，他明确回答弟子子路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他要求人们“务民之义”，做有意义的事情，过有意义的人生，“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睿智地认识到，对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而言，有些问题是可以存而不论的，因为人们的智慧还无法应对超出时代的问题。

《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一则极为宝贵的材料，得以窥见孔子深邃思想的一个侧面。子贡向孔子请教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孔子敞开心扉，说出了更深一步的思考：“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可以告慰孔子的是，从武氏祠以及同类汉画像石中可以看到，孝悌之道，终已融入民族血脉之中。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儒家伦理大厦的基石。从武氏祠所勾勒的历史人物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一）、后壁（画像石三）、东壁（画像石二）刻画了十六位孝子和“三州孝人”的故事。其实，历史上第一部《孝子传》就出现在汉代，影响巨大的“二十四孝”故事也已发端。十六孝子中，包括两位孔门弟子曾参和闵子骞，曾参更是儒家经典《孝经》的作者，儒门中人，不仅倡导孝行，而且践履孝道，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君子德风。

曾子画像石拓片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如能切实做到“老吾老”“幼吾幼”，才可能推而广之，“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这样，孝悌就有了与“义”相通之处。“义者宜也”，有勇气、有担当去做应该做的事，是君子应具有的道德准则。司马迁作《史记》，专门撰写《刺客列传》。刺客能入“列传”，表明了司马迁的史识和魄力，但也足证两汉时期对“侠义”精神的态度。《史记》所列五位刺客在武梁祠都有表现，分别是右壁画像石一的曹沫、专诸、荆轲，左壁画像石二的豫让、聂政，还有一位未入《史记》的要离也在左壁之上。

武梁祠后壁三号画像石，重点表现了两位忠臣贤相——蔺相如和范雎。国难思良相，东汉晚期社会动荡，人们对于能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人物寄托了诸多期盼。

从以上画像石人物的选择可以判断，武梁祠主人受《史记》影响极深——主要人物大多从《史记》记载而来。中国文化本有记史传统，但史家对史料进行选择时，都不免受到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从春秋时期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西汉时“仁义礼智信”升格为“五常”之道，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主流价值观也逐渐显现。

因此，孔子在教导子贡如何看待“有知无知”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孔子深刻认识到，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能是令人失望的，但不论文化如何损益，后代总会吸收前代成果，“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一定要相信，只要坚守礼法和道德准则，那么，“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武梁祠西壁的历代帝王图，选择了三皇（女娲与伏羲一起）、五帝、大禹这十位帝王，无声地述说着先人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伟绩，带领族人一步步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走去。帝王图最后一位则是著名暴君、夏王朝毁灭者——桀，这当然是儒家治史之传统，以反面教材来警示世人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才是正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