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精选| 西沙群岛考古发现的铜钱

明『洪武通宝』及『永乐通宝』铜钱

西沙群岛考古发端于20 世纪70年代，1974—1975 年，广东省文物管理部门专门组织业务人员对西沙群岛部分岛屿、沙洲进行了2 次文物调查。在之后历年的西沙水下考古、岛屿陆地考古中，均出水（出土）大量的文物，以陶瓷器、铜钱为大宗。铜钱在西沙许多考古遗址中均有发现，特别是在北礁水下考古过程中打捞出水大批铜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过往西沙海域商船的众多及海上贸易的繁荣。

据统计，西沙北礁礁盘打捞出水的铜钱共计6万余枚，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洪武通宝”1.7 万余枚，明成祖朱棣“永乐通宝”2.3 万余枚。其余的则有秦、新莽、西魏、唐、前蜀、南唐、后周、北宋、南宋、金以及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吴王时期）等政权的铜钱。另有部分铜钱胶结块，是由一些古钱币与珊瑚石胶结在一起形成的。

西沙北礁出水铜钱中，“永乐通宝”为年代最晚的一种，数量也最多。它们虽历经近600 年的海水浸泡及海浪不断冲刷，但轮廓整齐，钱文清晰可辨，可以推断基本上都是新币，表面未发现流通使用中留下的磨损痕迹，并不像其他历代铜钱有流通使用中留下的明显磨损遗迹。北礁铜钱沉落到海中礁盘上后，因受到海水不断冲击而移动，大部分散乱分布，胶结在珊瑚石中的不少永乐通宝铜钱却相当整齐地聚在一起，形成很多钱币堆积，未见其他朝代品种的铜钱混杂其间，显得比较单一，就连“洪武通宝”也不见有。有的永乐通宝方孔都对得十分周正，还存留有穿孔之细绳。

这些数量巨大的永乐通宝新币不可能来自普通商家或私人钱庄，因为他们一般只会使用已在市场流通的旧币。再从铜钱年代上来看，永乐通宝往上的历代各朝的铜钱比较多，早自秦代起，延续至元末明初止，其中除洪武通宝外，余下的以宋代铜钱为主。这反映出明初历代旧币在社会上仍然流通使用。北礁出水的永乐通宝应该没有在当时的市场上流通使用过，是官府根据自身开展对外贸易的需要，从明代宝钞司管理的铸币机构或官府钱库直接调拨出来装船再出海的。

这艘古代沉船不是一艘普通商船，应是官方船舶，而且极大可能是朝廷委派的官船。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普通船舶在进行对外商贸经济活动时，一般所携带的钱币只能是社会上流通使用过的历代旧币，不可能拥有许多全新的明代钱币。

唐代，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就已开始输入和流通中国钱币，如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唐开元通宝铜钱出土。宋代，朝廷曾一度禁止钱币外流，但禁而不止。据宋代赵汝适《诸番志》记载，当时中国海商为谋取高利，“往往冒禁，潜藏铜钱”至爪哇做胡椒贸易。宋代以后，中国铜钱输出的规模越来越大，爪哇地区及东南亚诸国的海域中都发现有中国古代沉船，一般沉船里都装载有大量的中国历代铜钱，其中以宋代钱币占比最大，常见的有“咸平元宝”“元丰通宝”“开禧通宝”“皇宋通宝”“绍定通宝”等。

明永乐（1403—1424）初年，明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疆域辽阔，经济富庶，社会稳定。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巡航、访问和贸易活动，随船携带了大量的商品和馈赠礼物等。由于海外诸国在历史上对中国货币的强烈需求，以及同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交往的实际需要，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中装运了大量的明代及中国历代钱币。郑和下西洋的随行官员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胜览》一书中说，“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郑和船队中的某一艘船舶可能途经西沙北礁海域时不幸触礁沉没，故在这里的礁盘上会发现数量如此之多以明代为主的铜钱。再结合1974、1975 年曾在北礁礁盘相近的地点出水了近8 万枚同样以明代钱币为主的铜钱，两者相加计有14 万枚，其中永乐通宝达7 万枚之多。这正是那段重要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反映出中国历代铜钱一直大量输出海外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