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9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东，地处喀什河中游沟口，北依依连哈比尔尕山，南邻喀什河，与阿吾拉勒山隔喀什河相望。吉仁台沟口遗址包括居址区和墓葬区两部分，居址区位于沟口内侧，墓葬区位于沟口外侧，二者相距约1千米（图一）。遗址南与乌吐兰墓地隔河相望、东北距穷科克遗址约5千米。2015～2018年通过对居址区的系统发掘确认了吉仁台沟口遗址是伊犁河谷一处以青铜时代中晚期遗存为主体的中心聚落。[2]2019年6～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联合对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墓葬区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确认了一座大型墓葬，初步摸清了大墓的年代、结构及营建过程，对于研究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墓葬形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丧葬思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图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居址区及墓葬位置示意图

大墓整体为中间高周缘低缓的方形高台，方向为北偏东3°，边长约120米，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中心高约4.5米。高台表面遍布野草，中部偏北位置有一处圆形石堆，直径约20米，中部凹陷，疑似盗扰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地居民修筑水渠和房屋时多从高台取用石料。高台东部和北部在近现代因修筑水渠等原因被破坏宽度近20米，仅保留东北小部分。2003年修建的S315公路，直接从高台中部斜穿而过，将其分隔成南北两部分，北部略大，南部略小（图二）。

 

 

 

 

图二　发掘前高台航拍图

墙外侧、墙内侧和中心区地层堆积各不相同。墙外侧堆积最厚处约2米，可分为三层：第①层为草皮层和现代垃圾堆积，最深处可达1米；第②层分为石墙倒塌和墙内石条带滑落两个小层的坍塌堆积；第③层为红土层。

墙内侧第①层为草皮层，厚约10～20厘米，①层下为石条带遗迹。

中心区被盗扰严重，可分为五层，均为后期盗扰堆积。

现将2019年度的主要收获归纳如下：

1.外侧石墙及墙外红土层

高台四周用加工整齐的方形石板垒砌石墙，墙体风化严重。东墙方向4.3°，北墙方向95.1°。东墙残长13.4米，北墙现揭露部分长37.4米。从墙外坍塌石板数量推测墙体原高不超过2米，墙宽0.3～0.8米。在北墙东端外侧墙体上发现磨刻的岩画，题材为大角羊和马。

石墙用加工规整的石板层层交错垒砌而成，出于稳定性考虑石墙底部用大石板横置，上部石板尺寸较小，石板之间缝隙紧密，外侧墙面齐整，其中东墙有一段墙体两侧石板不相交错，应是分段垒砌而成（图三）。石板表面大部分留有密集凿痕，或用石质或铜质工具加工而成。石板长约0.3～0.9米，宽约0.3～0.6米，厚约0.1～0.15米。

图三　东墙正视图

石墙外侧地面用采自附近的第三纪红土铺垫，宽约9米，由内而外呈斜坡状，厚约0～0.5米。

2.石条带

石墙内的高台东北部①层下发现东北—西南向石条带17条，结合发掘区中心遗迹现象推测石条带是从中心呈放射状向四周延伸（图四）。石条带用小型角砾石或卵石堆筑而成，多数高约10～30厘米。完整的石条带长达30～44.6米，宽约0.15～1米。少数石条带之间有石堆或短石条带相连，形成方格区域。经解剖，从高台底部生土层至顶部有多层石条带，每层之间堆筑黄土相隔，每层石条带均向中心聚拢。

 

 

 

 

 

 

图四　石条带平面图

大部分石条带间距约在0.5～2米不等，其中有一处间距宽达7.1米，因此在这两条石条带之间布设探沟进行解剖（图五）。探沟北侧为阶梯状的数条石条带，探沟南侧宽约2～3米的区域内自上而下均无石条带分布，为数层红烧土和煤灰层层叠压而成，其中包含有大量煤块、红烧土、石英、陶片（红陶居多）、饼形石器、个别铜器、兽骨（大量烧骨）、烧石等，且填土底部最东端有踩踏面。

图五　探沟平面图

3.墓室结构

墓室位于高台中心位置，结构由半地穴墓室和外侧红土墙、石围墙三部分组成（图六）。

 

图六　墓室结构平面图

墓室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甲字形，斜坡墓道位于西侧。墓室和墓道在地面以下贴生土用加工平整的方形石板构筑。由于后期盗扰，墓室顶部被完全破坏，四壁及墓道两壁也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墓室四壁和墓道分别砌筑，相接之处未交错。墓室南北长约6.8米，东西宽约5.4米，墙体残高2.54米，墙宽约0.4～0.7米。墓室内全为扰土，夹杂大量卵石、山石、石板和少量陶片、兽骨、人骨、木头等，无完整器物出土。斜坡墓道位于墓室西侧中部偏南，方向263°，底部自西向东略倾斜。现揭露墓道部分长约1.8米。墓道北墙已破坏，南墙残高0.9～1.6米，宽约0.5米。

墓室和墓道底部均用大石板栽立于生土基槽中，基槽与石板之间缝隙多用红土填充加固，底层石板与生土之间有填土。底部以上用长方形石板层层垒砌，缝隙之间用红土或小石块填充。墙面内侧齐整，外侧参差不齐。石板表面有加工凿痕，石板长约0.4～0.22、宽约0.24～0.73、厚约0.06～0.2米。

墓室内侧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平整坚硬，局部表面有灼烧痕迹。二层台高约0.18米，四壁略向墓底内倾斜，宽约0.35～0.8米。东二层台南端和南二层台上铺厚约2～4厘米的红土层。北二层台、东二层台北段上铺有煤块、煤颗粒和煤灰的混合层加固，厚约1～2厘米。二层台上共计发现柱洞13个，北二层台残存3个，东二层台上10个，南、西二层破坏严重，未发现柱洞。柱洞大致呈直线链状分布，柱洞内包含灰黑色土、小煤块、红土块等，有两个柱洞出土少量木炭。

墓室底部东、西、北二层台内侧倾斜面的红土层上残存有朽木灰烬及草本植物痕迹及少量原木，应为木椁残痕。墓底铺一层红土，厚约2～4厘米，红土表面发黑，似被灼烧过。中部偏北红土上有一小片碎小的白色烧骨。红土层下铺有厚约8厘米的砾石层，其下为生土层。

红土墙位于墓室与石围墙之间，构筑于生土之上，包裹整个墓室，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外壁涂抹光滑。东北角残高1.8米，宽0.8米。红土墙系采自附近的第三纪红土，黏性较强，质地坚硬，具有一定的防潮、防盗的实用功能。

石围墙位于红土墙外侧，建筑于生土之上，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均用大小不一的角砾石堆筑而成。东侧石围墙已被盗坑破坏，仅余外侧少部分，南侧和北侧南半部分石围墙已不存，仅西北角和北侧石围墙保存较好。石围墙西北角和东南角内侧用石块垒砌规整，外侧用碎石堆筑。北侧石围墙残长6.1米、宽2.9米、残高3.2米。

4.遗物

遗物多出自探方①层下，墓室内出土遗物极少。包括完整陶器一件，出自墓室顶部外侧东南角，为夹砂陶，内外皆呈紫红色，外侧有明显的烟炱痕迹，侈口、束颈、折肩、斜腹、平底。铜器多为小件，有铜锥、铜凿、铜针等。石器中饼形石器占绝大多数，有少量石锤和研磨器（图七至图九）。

图七(左上)　陶罐（2019NGT1815③：1）

图八(右上)　石杵（2019NGT1617②：1）

图九(下)　铜凿（2019NGT1914②：1）

出土陶片共1165片，均为夹砂陶，红褐陶占四分之三，灰陶仅四分之一。其中探沟内出土的陶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红褐陶占83%。陶片大多为素面，仅少量在口沿下的颈肩部装饰有纹饰，多暗弦纹，其次为填平行斜线的倒三角纹饰，极少装饰有戳印圆圈纹、指甲纹和刻划符号。

第一，明确了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墓的结构和营建过程。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墓是由地上封堆和半地下墓室两部分构成。地上封堆平面为方形，包括外侧石墙以及墙外红土层、墙内从下到上多层多条排列的石条带，石条带都汇聚到中心墓室。墓室包括近方形石室、斜坡墓道以及外侧红土墙和石围墙。

第二，确定了大墓的年代。根据墓室内出土的兽骨和人骨样品，以及东北探沟内出土的兽骨样品，测年结果均落在公元前1683年至公元前1497年。出土的陶罐、饼形石器、螺旋状石杵以及陶器纹饰与吉仁台沟口遗址[3]青铜时代晚期遗存的第一期一致，放射状石条带和带斜坡墓道的方形石构墓室的结构也与乌吐兰墓地[4]青铜时代的祭祀遗迹和竖穴木椁墓相似。吉仁台沟口遗址青铜时代晚期遗存第一期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1400年，乌吐兰墓地青铜时代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5]因此大墓的测年数据与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大体一致。

第三，加深了对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内涵的认识。吉仁台沟口遗址与其同时期的乌吐兰墓地、阔克苏西2号墓地[6]和汤巴勒萨伊墓地[7]等有共同的文化特征，陶器以夹砂褐陶和灰陶为主，流行侈口、束颈、折肩、斜腹、平底或圈足的陶罐，多素面，部分装饰倒三角纹、指甲纹等纹饰。石器常见饼形石器、研磨器、石磨盘、石杵等。墓葬以带墓道的竖穴木椁墓、竖穴石室、竖穴土坑等为主，葬式多为侧身屈肢，头西脚东，土、火葬共存。该类遗存特点鲜明，与同时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在陶器和墓葬上都存在差异，具有区域特征，[8]可定名为“吉仁台沟口文化”。

第四，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晚期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化。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晚期墓葬形制包括竖穴石室木椁墓、竖穴土坑木椁墓、竖穴土坑墓和竖穴石棺墓。从墓葬规模、结构、殉人及随葬品情况可将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晚期墓葬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类以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墓为代表，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应属于最高等级贵族墓葬；第二类形制类似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墓，也使用木椁，部分有石室和墓道，个别还有殉人，但墓葬规模略小，应该属于次一级的贵族墓葬；[9]第三类为竖穴土坑墓，规模都较小，但随葬器物较多，且有石棺墓附葬的现象，应属低级别贵族或者富裕阶层的墓葬；[10]第四类为竖穴石棺墓，随葬品极少，等级最低，应该属于平民墓葬。[11]

结合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的近400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吉仁台沟口遗址应是当时伊犁河流域的一处中心聚落。以往认为，草原地区明确的社会分化开始于公元前9世纪的早期铁器时代，以图瓦阿尔然一号墓为代表，[12]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墓的发现将这一区域的社会分化提前了700年左右，对于重新认识欧亚草原的社会发展进程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对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了初步认识。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完整的冶金证据链，表明遗址的一大主要功能是青铜器铸造。[13]吉仁台沟口遗址附近分布有奴拉赛、圆头山和克孜勒克藏北三座古铜矿遗址，遗址的选址可以掌握丰富的铜矿资源，通过铸造先进的青铜工具和青铜武器，与周围人群进行贸易交换，推动贫富分化，促使权利阶层出现，加速了社会分化进程。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晚期的社会分化很有可能与青铜器铸造有关。

第六，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墓体现了突出的太阳崇拜观念。封堆内石条带从中心墓室像阳光一样向外放射。墓室底部铺红土、墓室外围用红土包裹、高台外围铺垫红土面，甚至出土的大量红褐陶也与居址区的灰陶不同，这些“尚红”现象都可能与太阳崇拜有关。对于研究青铜时代中期草原人民的丧葬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