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6 月5 日凌晨,我们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师生一行7 人登上了前往俄罗斯克里斯诺亚尔斯克市的航班。经过3 个多小时的飞行,终于在亚米利亚诺瓦机场见到了本次邀请我们参与发掘的西伯利亚联邦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曼德雷卡教授。曼德雷卡教授是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老朋友,曾多次到访中国,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曼。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还来到吉林大学为考古学院的研究生讲授了4 次西伯利亚考古的精彩课程。
此次考古发掘地点位于克里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Krasnojarsk)博古昌斯基区(Boguchansky)伊勒金叶沃村(Irkineevo)平丘卡6 号地点(Pinchuga-6)。
唯一的小木屋
就寝区
平丘卡6 号地点坐落在叶尼塞河支流安加拉河右岸一处凸向河心的台塬上,深处广袤的泰加森林(针叶林)腹地,地理位置极为偏僻,人烟罕至。台塬东部是墓葬区,墓葬区西侧为居址区。
为了发掘便利,考古营地就驻扎在居址区西边。整个营地中,除了一座被老曼从当地猎人手中借用来放置重要设备仪器的小木屋,其余建筑均为临时搭建。营地的建设充分就地取材,泰加森林的树木就是建设的灵感来源,无论是就餐用的长条桌、小圆凳,还是放置食品的储藏室,都是用木材设计和制作。
曼德雷卡教授讲解文化层
俄方队员操作全站仪
初次来到泰加森林,一切于我们都是未知,在林区进行田野发掘更是毫无经验可言。老曼用了一个上午为我们讲解了整个遗址区的文化面貌和泰加森林地区的发掘方法,并带我们参观了他们先前已经发掘完毕的几处探坑。
在使用全站仪进行测量时,棱镜越高,误差越大,因此国内的全站仪棱镜最低高度为1.6米。为了能在林区里更加灵活地使用全站仪,俄方负责田野技术的吉玛特地配备了一根约1米的微型对中杆,这样不仅可以避开树木的遮挡,还可以提高测量精确度。
由于之前对墓葬区进行测量时所采用的放射式测量比较费时费力。在俄方的建议下,我们转而对居址区的测量采用“之”字形方式,即从遗址一条边线开始,每向前十步测一个坐标数据,一条边线测量完毕之后,垂直向前十米后折返,再沿直线进行测量,如此反复,直至完成对整个遗址的测量。完成测量后,将所有坐标数据导入Indor CAD 软件,就能直接生成整个遗址的等高线图。Indor CAD 是俄罗斯考古人员自己编程设计的软件,比我们常用的CASS 软件在制作地形图上操作更为简便省时。
发掘中的探方
清理墓葬遗存
俄方的发掘方法与国内略有区别,其探方规格为5×4 米,不留隔梁。发掘时以探方内4×1 米为一个单位,一次向下清理5 厘米的水平层,每揭露一层,都进行一次完整的记录。在遗迹绘图时,国内一般会先利用水平仪或全站仪打点确定一条水平参考线,俄方则是在探方或探坑的一角放置红外水平激光仪,该设备会发射出水平红外线以确定一个平面,考古队员再参考这一基准线利用塔尺进行测量绘图。
值得一提的是,俄方的考古工作者不会将地层线划在探方壁上,在学术报告中的探方壁照片也绝不能出现人为画出的地层线,因为他们认为画地层是非常主观的,要保留地层的原始信息供研究者自行划分。而在国内,判断一名考古工作者田野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恰恰在于是否能通过划线将不同的遗迹单位准确地区分出来。
本次发现的墓葬年代在4—6 世纪,大体相当于鲜卑同时期,据推测墓主可能为当时生活在安加拉河流域的凯特人。从葬俗上看,这一人群采用烧骨敛骨葬,即在人死后,连同遗物一起进行焚烧,再将其埋葬。这类墓葬往往埋藏较浅,通过层位关系及墓中出土人骨的鉴定可知,一座墓葬中往往不止一名墓主。烧骨敛骨葬是西伯利亚地区极具特色且延续时间较长的一类古老的葬俗。在这些墓葬中,除了发现有人骨、兽骨外,还见有铜扣、铁刀等金属品。此外,在该遗址点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各时期陶片,6 号探坑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可复原陶罐对于完善这一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安加拉河流域出土的的陶器往往以罐形器为多,部分纹饰还可见于中国境内,如器物口沿或领部带花边的装饰,便是中国北方龙山时代末期到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遗物常见的装饰风格。
整个遗址三维模型
探方三维模型
航拍技术已是国内田野考古普遍运用的一项技术,今年,西伯利亚联邦大学也特地为老曼的团队配了一台全新的航拍器。当他给我们展示时,竟是中国产的大疆御2(Mavic 2 Pro),因而深感中国制造在国外之畅销。在林区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往往面临很大的挑战。首先,泰加森林区域人烟稀少,在这样一种原生态的环境中,树木生长密度大,单棵树木高度往往达到数十米,覆盖率也高于普通的树林。其次,该区域树种非常单一,植被颜色亦十分相近,这就大大降低了建模软件对航拍照片的识别度,这些影响因素均直接决定了三维模型的质量。
同时,在林区进行航拍也充满了危险,稍有操作不当就可能导致飞机发生事故。因此,我们还采用另一种更为安全的建模方式——利用高性能相机拍照,并使用Agisoft Photoscan 来进行建模,这样生成的模型质量也更为优良。只要是带有坐标数据的模型,都能直接生成遗址的高程图和等高线图。然而,这种在我国已经相当普及的建模方法在俄罗斯却似乎并无用武之地,尽管Agisoft Photoscan 软件最初就是由俄罗斯人设计的。
陶器保护实践
用超声波仪器清洗石器
克里斯诺亚尔斯克博物馆
在遗物出土后,俄方会在考古工地就对刚出土的陶器用可逆试剂反复涂抹三次以上进行加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陶器在研究和运输过程中遭到二次损伤。同时,他们还会利用超声波仪器来清洗石器,以保证石器表面微痕不会受到损伤。如此细致的工作和严谨的态度亦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在参与后期工作的同时,我们亦深感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一线就进行最原始的保护应该是我们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平丘卡6 号遗址的发掘工作结束后,我们顺道参观了距其不远的博古昌区博物馆。该馆虽然只有两层楼,布置却非常精美。馆内陈展了原住民通古斯人使用过的雪橇、皮靴、铁叉等渔猎及生活用品,加上馆长绘声绘色的解说,我们也仿佛随他穿越到了通古斯人的生活环境中,裹着厚厚的皮衣,抵御着西伯利亚的严冬。馆内另一类藏品以沙俄及苏联时期俄罗斯人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如古老的留声机、黑白电视机、转轮电话等,这些在当时最为先进和时髦的物件,很难不勾起人们对这个曾经可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光辉历史的回忆。
返回克市后,我们继续参观位于叶尼塞河畔的克里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该博物馆始建于1914 年的沙皇俄国时期,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这座古埃及风格外表的博物馆,在这座欧式风格的城市中略显突兀,只因博物馆的前主人是一位对埃及学感兴趣的收藏家。整个博物馆分为三层,分别陈展了各时期考古出土遗物、民族志遗物及自然科学类藏品。
第一层按时间顺序展示了叶尼塞河流域不同时期的考古学遗物,其中展品又以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的遗物为大宗。阿凡纳谢沃文化是这一地区最早使用青铜器的考古学文化(可早到公元前3000 年),但出土铜器数量不多,多为片状。继起的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18—前13 世纪)中铜器开始较为常见。克市所在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虽然位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公元前两千纪晚期)的东北边缘,但这一地区仍然出土了不少属于该文化的青铜器。后续的卡拉苏克文化(公元前两千纪末到一千纪初)和塔加尔文化(公元前8—前1 世纪)无论从出土青铜器种类还是数量上均达到了顶峰。馆内复制的一幅塔加尔文化时期的巴亚尔斯克岩画非常有名。该岩画描绘了大量的住宅、人物及各类动物形象,对于研究当时人群的生业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吉谢列夫(苏联考古学家)曾分析岩画描绘的场景,认为其展现了古代人群从畜牧业向农业过渡阶段的场景,也有学者认为岩画具有宗教性质。
塔加尔文化时代岩画
在年代更晚的塔施提克文化(公元前1 世纪—公元6 世纪)遗存展柜中,展出了两件带有汉文“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的瓦当和具有汉文化风格的铜铺首,同时还展出了一件所谓“李陵宫”的复原图。这些遗物在1940 年出土于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干市以南不远的一处山岗旁的遗址中。根据《新唐书》记载,“(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析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也就是说,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瞳孔分为两种颜色,一种为绿色,一类黑色,黑眼睛的人群自称是李陵的后代。由于李唐王室与李陵皆出自陇西成纪,唐太宗时,自称李陵后代的黠戛斯人使团还曾远赴长安与唐王室认亲。《史记》等文献也证实,李陵在投降匈奴后,受到单于重用,并被委派管辖坚昆一带,而坚昆正是黠戛斯在汉朝时期的古称。
汉文化风格瓦当及铜铺首
“李陵宫”复原图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简称西联大)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西联大于2006 年由克市四所顶级高校合并而成,学科门类齐全,是整个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高校,而西联大的考古学科在整个西伯利亚考古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曼德雷卡教授是俄罗斯考古界青壮派中的佼佼者,以他为首的团队为叶尼塞泰加森林地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西联大的考古学实验中心已经建设得非常成熟,这里还储藏了历年来曼德雷卡教授团队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成果。与在工地不同,我们得以在此观看到了大量的叶尼塞河流域出土的从旧石器时代到蒙元时期的陶器、石器和青铜制品等遗物。此外,吉玛还特地为我们展示了他们以往利用VR 技术制作的铜牌饰的三维模型。在我们参观的同时,老曼还将我们在工地的照片粘贴在了门外的展板上进行展示。最后,曼德雷卡教授提到,他们还有很多考古材料需要整理和研究,所以非常欢迎中方学生能够到西联大进行深造,也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高校开展合作交流。相信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号召下,中俄双方在考古领域深度全面合作的新时代将会很快到来。
安加拉河面泛起的涟漪,那里承载着我们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也镌刻着我们青春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