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旸：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丝绸的发现及其意义

对1号坑和2号坑出土的青铜残片、完整器（图1）进行全面排查，在青铜眼泡、青铜尊口沿、青铜蛇、人头像等十三类器型、四十多件器物上发现大量矿化丝绸印痕，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图1 发现丝绸印痕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青铜器

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先在4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土样中发现长宽约3.8×3.1毫米的纺织品，经显微观察，明确其组织结构为平纹，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其材质为丝绸，这是首次在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发现丝绸残留物。

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经过对土样和青铜器表面的显微观察，发现了丝绸痕迹。其中包括3、4、6、8号坑，都有丝绸残留物或能够佐证丝绸残留物存在的丝素蛋白信号存在。随后，又在3号坑大面具耳朵旁土样、8号坑青铜残片上找到了丝绸残留物，在6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检测到了丝素蛋白信号，也佐证了6号坑可能有过丝绸。8号坑的丝绸残留物，附着在一件青铜残片表面，其附着面积较大，长宽约1.8×0.8厘米，面积约91平方毫米，为平纹组织结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在其表面覆着有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郭建波，蔡秋彤《三星堆遗址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及其考古学价值思考》，《中国文物报》2021年8月4日）。

丝绸属于蛋白质，在埋藏过程中极易降解，加之三星堆出土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燃烧和高温对丝绸的保存非常不利，同时，丝绸残留物和坑内的灰烬、泥土、各种器物混杂在一起，给寻找丝绸带来巨大挑战。不难想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当年埋藏入坑的丝绸早已失去本来面貌，以肉眼难以辨识的残留物或者印痕状态存在。三星堆遗址中的丝绸正是呈现出这种极致状态——泥化、矿化和灰化（图2）。当年埋入地下的丝绸，要么化作尘泥碾作土，要么只是在金属器物的表面留下矿化印痕，要么就被焚烧成灰烬。

严格意义上来说，要寻找的丝绸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纺织品范畴，上述常规方法难以奏效。要于无形处寻丝踪，就要突破常规思路，研发新方法。此时，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就以其敏感、特异、便捷的技术优势进入视野。

图2 三星堆祭祀坑的丝绸样品

图3 发现丝绸印痕的部分文物

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丝绸，有赖于科学认知方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随着多学科团队的协作，三星堆祭祀坑有机质残留物的研究已经从肉眼可见的器物层面延伸到肉眼不可见的分子层面，极大提升了考古现场信息提取水平。

商代的纺织品大多是附着在青铜器上得以保存，这是因为青铜器中在埋藏过程中，不断释放铜离子，可以在周边土壤中营造抑菌微环境，有利于丝绸等有机材质文物的保存，逐渐成为青铜器表面的矿化印痕。

商代青铜器出土数量较多，其中部分青铜器上有这类矿化印痕，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表面附有织物的就有五十多件，其中四十件左右是丝绸，在有的铜器上包裹的织物达数层之多（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5） 。但由于早期主要关注的是青铜器本身，而包裹在外的纺织品遮挡了青铜器的图案或铭文，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均被清除，以至留存的纺织品并不多。

考古发现的商代纺织品数量虽然有限，但一些丝绸已相当精美，在青铜器上附着的不仅有普通的平纹绢、重平组织的缣、提花的绮，而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四经绞罗，说明我国的丝绸织造工艺早在商代就已发展到一定高度（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表面也保留了大量矿化丝绸印痕，对其进行形貌观察可知丝绸品种有绢、绮和编织物。

部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保留有平纹织物，经过测试材质为丝，平纹类织物中的丝织品可以通称为绢。绢的组织结构相同，由于密度、细度、捻度等其他结构参数的变化，以及加工工艺的不同，织物风格特点差异很大。其中，3号坑和8号坑中就发现两种不同风格的绢（图4），其中前者较为稀疏，后者较为密实。绢是最大宗的平纹丝织品，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大量青铜器，青铜器表面也发现丝织品包裹的痕迹，经分析，其中大部分为平纹绢（沈筱凤等《江西新干大洋州出土商代青铜器上附着丝织品的鉴定》，《中国丝绸博物馆鉴定报告第1号》，1992）。

图4 绢组织结构示意图，K3（上）、K8

图5 绮组织结构示意图，K2铜眼泡

目前发现殷商时期绮的实物并不多，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保存的商代铜钺上发现的绮，是平纹地上显菱形花纹的丝织品。此外，在瑞典马尔莫博物馆保存的铜觯（zhì）上，也发现有类似铜钺上的斜向经线组成的斜纹，推测为绮（ [ 瑞典 ] 西尔凡《殷商的丝绸》，《远东博物馆馆刊》1937年第9期）。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代玉戈、商代铜戈把上也发现绮的印痕（陈娟娟《两件有丝织品花纹印痕的商代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偶方彝的丝织品印痕上，发现有回文图案的绮，“其花纹与殷代造型人物形象上的衣饰和某些铜器上的局部花纹是相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

在2号坑出土青铜蛇的背部发现多层织物，其中最外层为斜编织物（图6）。编织是原始纺织品构成的方法之一，编织技术最初大概是从编结捕捉鱼和鸟兽的网罟发展到编制筐席，再由编制筐席发展到编织织物（参赵丰《中国古代的手编织物》，《丝绸》1990年第8期）。随着时代发展，编织技术得以细分与提升，出现了斜编、绞编、环编、绕编等单一技法，其中斜编是非常原始而广泛使用的编织技法，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带即采用最简单的平纹斜编（ 徐辉、区秋明、李茂松、张怀珠《对钱山漾出土丝织品的验证》，《丝绸》1981年第2期）。

图6 编织物示意图，K2②113青铜蛇

图7 青铜立人像纹饰拓片

（图源：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青铜器线绘与拓片》，巴蜀书社，2021）

与此类似的是，丝绸也作为祭祀时用的物品，如帛书或帛画，其用意应是把丝绸当作是一种载体，把其上所书画的内容传达到另一世界。帛书也用于书写两国之间的盟书。中国有一句成语“化干戈为玉帛”，这里的玉和帛均是书写国书的材料，写后或埋入地下或是以火焚烧，表示可将盟誓要义上达于天。采用免疫学技术，在4号坑灰烬层中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说明此处曾经焚烧过大量丝绸，也表示丝绸在祭祀语境中的另一种功能。

因此，早期丝绸主要是事鬼神而用之，在祭祀语境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后来丝绸也可以用于尸服，也就是人死了入殓时，穿着丝绸必然会利于人与上天的沟通。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关证据，《礼记·礼运》载：“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麻布用于生前服饰，丝帛主要用于尸服。

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生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丝绸那种神秘感也越来越弱。同时，中国社会也逐渐从早期天人合一的巫术世界里走向一个以礼制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养老亦逐渐多用丝绸制成常服。《孟子·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可能是同样的意思。五亩的宅地，栽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

其实，不仅仅是丝绸，蚕和桑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蚕是自然界中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自古至今仍让人们感到惊叹不已。蚕一生经历卵、幼虫、蛹、蛾四种状态变化，这种静与动之间的转化（包括眠与起）使人们联想到当时最为重大的问题——天地生死。卵是生命的源头，孵化成幼虫就如生命的诞生，几眠几起犹如人生的几个阶段，蛹可看成是一种死，原生命的死，而蛹的化蛾飞翔就是人们所追想的死后灵魂的去向了（参赵丰《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博物志》云“蛹，一名魂”，正是此意。

既然蚕的变化如此神奇而重要，那蚕赖以生存的桑也就显得十分神圣了。从古史传说来看，桑林不啻是蚕的栖息地，而且与民俗活动亦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在桑林中男女祭高媒神，以求子；二是在桑林中祭天，以求雨。求子是为了子孙繁衍，求雨是为了粮食丰收，上古时期人类所有活动中两项最重要的活动都在桑林进行，说明桑对于先民的重要性。

桑林是上古时期男女相会之所，《诗经》中有大量描述。《如《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兮，行与子还兮”，而最明显的则是《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汤的重臣伊尹则“生于空桑”。桑林作为求雨场所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成汤桑林祷雨，《吕氏春秋·顺民》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淮南子》高诱注：“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

由于桑的重要，人们进而想象出一种神树称为扶桑，一个太阳栖息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三星堆出土的铜树中就有一枝被确定为扶桑树，铜树下为喇叭状树座，树干笔直，上出九枝，枝上及树顶各栖一鸟，并有铜龙、铃、花、叶等挂饰，也许古蜀先民将沿扶桑树上下亦看作是天地间沟通的途径之一（参孙华《铜树——太阳栖息的扶桑和若木》，《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17日）。此后，扶桑的形象常见于战国秦汉艺术品中。湖北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之上也有扶桑图象，此扶桑为一巨木，对生四枝末梢各有一日，主干直上一日，另一日被后羿射中化作鸟，共十日。后羿射日形象的出现，更有力地证明了这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扶桑形象（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

三星堆过去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在出土大量文物的同时，还对周围进行了详细勘探，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将来若以此为基础，复原当时“神庙”或者“祭祀区”的神祇体系、贵族构成、供奉陈设、礼仪空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丝绸的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

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亦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秦并巴蜀，蜀地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则陆续融入华夏。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