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博物馆儿童争议性主题展览

 博物馆在甄选儿童展览主题时会审慎地回避争议性话题，但作为被公众委以儿童社会教育重任的博物馆机构，有必要涉及这类棘手的问题，为儿童创造接触不同民族文化和复杂社会问题的机会。而在叙述过程中，博物馆需要制定与拆解展览目标、选择和转化内容、传递与激发情感，缓冲争议性问题对儿童造成的冲击，使儿童在此过程中学会理性思考，未来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21世纪带来技术更新与信息大爆炸，儿童能轻易通过纸质媒体或网络媒体获取各类信息，缩减接触到现代社会问题的距离。然而儿童信息鉴别与自我保护能力比成人更薄弱，学校、家庭为维持儿童对实物的良性认知，在教育过程中常有意识地规避争议性话题，造成该类风险教育的缺失。于未成年群体而言，屏蔽敏感话题并非长久之计，引导儿童正确看待和应对争议性问题才是关键所在，据此对教育场所和内容提出新的要求。

      充当文化交流平台的博物馆正符合新式儿童教育的标准。长期以来不同的文化信息在博物馆中融合与碰撞，有差异的价值观在此得到客观阐释，因此冲突与对抗类议题在博物馆环境中早已不陌生。相较于其他社会机构，博物馆熟知儿童教育方式，且独特的机构定位使其持有讲述敏感故事的话语权，是展现儿童争议性问题的合适场所。

      探索儿童争议性主题展览前，需先明晰其概念内涵。“争议性”一词具有相对性，受未成熟的身心发育水平限制，儿童容易受到错误信息引导，致使成人视角下的常规主题不再具有普适性。综合目前博物馆的主题择取偏好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定义，“儿童争议性主题展览”指博物馆针对未满18岁观众举办，潜在引起其身心不适可能的禁忌或敏感话题展览。

      未成年儿童尚未形成对社会价值、公平、正义的正确与全面认识，博物馆举办争议性主题儿童展览能够从两方面满足儿童教育的需求：其一，为儿童打开观察世界文化不同角度的窗口，客观地看待文化差异；其二，让儿童明晰社会伦理，形成自我保护机制。

      儿童对世界的认知由具象到抽象，由近及远，非本源的文化对他们来说存在认知难度，因而需要指导儿童正确看待与理解不同文化。200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热带青少年博物馆（Tropenmuseum Junior, Amsterdam）的展览“天堂和它的同伴”（Paradise and Co.）中，从伊斯兰文化角度探讨9·11事件与伊朗战争。曼哈顿儿童博物馆2010年举办的展览“从美国到桑给巴尔：远在天涯又近在咫尺的穆斯林文化”（America to Zanzibar：Muslim Cultures New and Far），旨在准确地展现穆斯林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在儿童心中生成固有负面印象之前提供理性思考的平台。此两例展览证实，博物馆能为儿童提供世界文化交流窗口及相对安全且寓教于乐的学习场所，不受派别或立场的影响，直击事实与真相。

      受身处环境因素作用，儿童的自我认识和社会认识具有可塑性，培育正确价值观是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巴西卡塔文托科学博物馆（Museu Catavento）曾为青少年举办过“预防青少年怀孕”（Preventing Youth Pregnancy）的专题展览，旨在为处在青春期、性启蒙阶段的孩子们给予正确的性知识引导，了解相关的措施、疾病、风险，并且赋予他们性与生殖的选择权利。除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博物馆更重要的作用是让儿童准确认识自我。博物馆独具传递实物信息的魅力，特别是正式教育中不常涉及的非学科知识、社会伦理、情感表达等内容。

      与其他机构相较，博物馆在儿童敏感话题的教育上拥有两方面优势。

      一方面，博物馆展览中儿童学习不受时间限制，且空间与实物资料充足。学校这类正式教育机构同博物馆相比，受时间、空间、教育理念的局限，难以大篇幅、多形式、长时间地教授争议性话题相关内容。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其他非正式教育机构，场地、藏品类型、受众等诸多因素也束缚了此类活动的开展。博物馆作为一个同样知识高度权威的机构，能充分利用广阔的空间环境与真实的历史实物，从多重身份的角度，将争议性问题为儿童娓娓道来。

      另一方面，博物馆策展考量细微，以教化公众为目的，内容更为纯粹。其他社会机构，如娱乐性质的机构，考虑到争议性话题对企业形象的负面影响，可能不会将其纳入考虑范围，或反之在娱乐性上走向极端，为博取关注或制造噱头而刻意制造争议，不考虑内容科学性与表达严谨性。博物馆非营利教育机构的性质使其在展览策划中格外注意价值观传达的准确性，能将争议问题转化为有助于儿童成长的力量。

      2002年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和加拿大博物馆协会曾开展过一项研究，检索大众公认含争议色彩的展览主题，共整理为十六项，具体包括：原住民、移民、人口规模、难民、死亡、恐怖主义、战俘对待、战争暴行、毒品、性、宗教、种族、社会正义、全球化、环境问题和基因工程。笔者按其内容性质划分为以下两类。

      文化语境角度理解争议，成因在不同民族、国家拥有相异的文化背景，相遇后会产生观念冲突。从语言学解释语境（context）一词，涵盖内部与外部双重维度，内部指上下文联系，外部则受社会环境影响。文化语境研究中，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将语境分为高低两种，引申出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探讨。语言文化对外传输信息具有选择性，通过信息传达程序筛选再输出不同场合的语言，例如与风俗习惯、价值观和社会公理比对。博物馆诞生于乌托邦式的再分配中，将本属于少数人的珍宝转变为全民所有的财富展出，文化在此过程中传播、交流和碰撞，儿童观众由此产生理解困难，文化语境的争议随之而生。

      儿童展览中语境争议与文化、政治、宗教等观念上层建筑类主题密切相关，博物馆需要具备特定立场的议题均属于由文化语境差异而引发的争议，如文化差异（移民和人口相关问题）、政治正义和话语权（种族问题、恐怖主义、难民潮）、宗教与人权（对立宗教历史遗留问题）等。

      除不同文化交汇后诞生的差异，同源文化也会因纵向时间推移产生传统理念与现实需求的落差，一部分既定传统伦理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规范标准，延续传统认知标准和重构认知体系间造就的冲突致使争议问题产生。

      此类儿童争议展览涵盖诸多与传统观念相悖离的主题，如基础生理活动（儿童早孕、性观念、两性与LGBTQ平权）、人类生命（出生、死亡）、社会歧视与偏见（特殊疾病、单亲家庭）等。

      尚处于世界观建构期的儿童需要争议性问题的正向引导，博物馆为此能提供教育资料与场所条件，但受儿童承受能力局限，两类争议若仅平铺直叙会造成接受和理解困难。博物馆应合理控制与把握展览信息阐释，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

      儿童展览策划初期为保证达到预期效果，总、分目标的制定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争议性主题展览结合儿童认知与学习特征，设定各级目标类似于系统脱敏疗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中的等级设定。系统脱敏疗法是由约瑟夫·沃尔普（Joseph Wolpe）创立与发展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法，此疗法让患者渐进式暴露于恐惧本源前，最终达到脱离恐惧的治疗效果，过程中需要建立焦虑等级并逐一攻破。展览中分解总领目标的构成要素，能达到层层递进的教育效果，各级目标应具有可实现性，并将儿童群体关注的问题纳入考量范围。

      总目标制定前可通过学校、家庭了解目标儿童观众群的焦虑零界点进而确立展览尺度。具体来说，可在展览开放前进行针对观众的预调查，依据调查结果制定并细化目标。澳大利亚2003年曾举办过名为“死亡：最后的禁忌”（Death: The Last Taboo）的展览，策展团队在展览落地前进行了五次针对潜在观众的焦点访谈与调查，了解到观众希望看到科学且有情感的内容，因此展览既从科学的角度介绍真实的死亡，也提供文化角度的解读，弱化刺激性。总目标确立后，分目标之间应存在递进逻辑关联。在展览“心理健康：心理问题”中，策展团队围绕总目标细化出三项展览分目标，分别是提升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认知（raising awareness about mental health）、通过个人账户吸引观众（engaging visitors through personal accounts）、培养同理心（developing empathy），所设置的分目标包含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反省认知知识，复杂程度递增，符合儿童由具象到抽象的认知学习过程。

      为使儿童在面对具有刺激性内容时确立相对熟悉的观看和参与背景，展览目标设定还应考虑不同地域儿童相关的热点问题。如巴西的展览“预防青少年怀孕”从传播信息（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与跨课程主题建立联系（making connections with cross-curricular themes）、涉及社会科学相关的问题（approaching socio-scientific issues）、挑战偏见（challenging preconceptions）、赋予年轻人自主权（empowering young people autonomy）五个方面制定了针对青少年的展览教育目标，在“与跨课程主题建立联系”及“涉及社会科学相关的问题”的目标设置中，策展团队期望与学校、教师合作开发跨学科课程，在孩子熟悉的环境中引入社会科学问题。“传播信息”目标是为了在展览中参考1992年开创的青少年虚构论坛S.O.Sex内他们反复提及并持续关注的问题，并非仅限于参照或采用专家提出的问题，使展览内容更贴近儿童受众真实的需求。

      在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眼中，世界是高度自我的，儿童依据亲身体验与感受，刻画推演对世界的理解与看法。伴随个体成长，儿童的知觉能力增强，对环境刺激理解的准确性提高。多数争议性话题展览与儿童日常生活相关性弱，理解需要依靠建立符号表征这一中间桥梁。

      将复杂内容具体化、生活化，使儿童从观者转化为更贴近亲历者的角色，博物馆应试图去讲述鲜活真实的故事而非“冰冷地展示文物和数据”。在展览中，使用特殊处理的道具与图片能缓冲争议性主题内容为儿童带来的刺激性。可以尝试建立一定的审核机制，诸如向学校、家长、儿童心理学家请教不同年龄段儿童适配的尺度，对展览进行前置性、过程性评估，展厅中配备应急设备和教育工作人员，如有条件还可以配置志愿者，营造安全感。

      以展览“心理健康：心理问题”为例，不同于多数科普展览平铺直叙的叙述模式，该展向观众展示一个家庭饱受心理问题折磨的真实故事。展览讲述这个家庭倍受抑郁症折磨时，未直接展现抑郁症的具体症状或可怕后果，而是以角色的自我独白——将父亲、母亲和孩子在这段经历中不同立场的感受以第一人称方式置于展览内容中，体现多视角下的抑郁症。展览中观众能随图片和文字转换自身的角色，从身患抑郁症的父亲到焦急而无助的母亲和无法理解情况的孩子，没有言及任何抑郁症的具体信息就能使观众切身体会到它的破坏力。展厅内时常设有教育工作者轮岗，他们为观众实时提供正念活动和情绪疏导技巧，避免因短时内获取大量负面信息而造成压力饱和，致使产生对心理疾病的消极认知。面对社会问题亦然，曼哈顿儿童博物馆为儿童展示穆斯林文化，将内容聚焦于日常生活话题的讨论，例如不同的饮食习惯或生活的共性，通过制造中间地带，儿童学会从不同的文化形式或行为对信仰进行解读，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不同宗教信仰。

      依据儿童的认知特点，调动多感官能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而游戏能刺激儿童感官，强化与促进其发展。在游戏宣泄论（Catharsis Theory of Play）中，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游戏活动视为儿童发泄情感的安全途径，能帮助儿童消除由创伤事件造成的消极情绪。

      在博物馆中，游戏式学习的方式也广受儿童喜爱。诸多成功的争议性主题展览中，互动设备与游戏类教育活动的恰当配合能将展览表达的核心思想转化为儿童易懂的语言模式，巩固儿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并使其产生情感共鸣。

      奥地利维也纳ZOOM儿童博物馆（ZOOM Children’s Museum Vienna）以欧洲难民潮为主题的展览“逃亡与生存”（Escape and Survival）中，博物馆方委派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为儿童讲述救助故事，儿童可以在游戏中亲身体验如何搭建帐篷，获取干净水源和分配食物，帮助他们理解难民的艰苦生活。展览“预防青少年怀孕”中采取气球游戏的方式，参展儿童真实体验“身怀六甲”，同时邀请孕妇与参观者进行线上对话。诸如此类在展览信息阐释时插入的互动游戏，以动态的方式将信息输向儿童。家长和教育员通过支架作用辅助推进儿童的认识深入，最终激发同理心，产生认同感。

      争议性主题展览起到拓宽儿童文化视野、完善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的重要作用，是新时期儿童教育的诉求。同时，博物馆机构具备策划儿童展览主客观条件，足以成为儿童争议性主题教育的新据点。追根溯源当今存在的各类争议，体现出全球化进程中的异质文化摩擦与历史演进下新旧认知标准的对抗，争议性主题展览据此可分为两大类别。为满足儿童观众身心发展诉求，博物馆争议性主题展览需制定适切的目标，逻辑清晰层级分明；合理把握阐释角度，深入浅出地传达信息；适时纳入互动环节，激发思考和情感变化，精进儿童展览的表达方式，推动拓展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广度与深度。

      约翰·科登·达纳（John Cotton Dana）在建立图书馆的要义中提到，图书馆需要在图书上设置一些超越当前平均认知的作品，促使人们去追逐更崇高的精神领域。同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收集过去故事的博物馆，需要意识到自身社会角色的分量，去触碰、探索、剖析那些被视为禁忌的问题。不论是从伦理还是设立初衷角度，为公众建立的博物馆理应直面社会问题与禁忌话题。而在中国文化中，许多敏感问题在儿童教育中不为大众所重视，是受长久以来的文化思维惯性影响。这类教育真空地带，是博物馆能介入、有所作为之处。博物馆用审慎与真诚的态度打动更多旁观者变为行动者，不仅是为了儿童受众，也是为了引发社会的反思。在艺术博物馆领域，已有策展人开始行动，挖掘那些不轻易被触碰的区域；在历史博物馆领域，也已出现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展览主题。博物馆是社会思潮中的独行者，需跳脱出大众思维，寻求突破与批判，从过去的历史窥探未来的路径，从客观的角度阐发争议性问题。

本文改编自《浅议博物馆儿童争议性主题展览》，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1年第5期（总第29期）。作者：远真，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