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教育部门进校园的挑战与对策——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近些年来，作为馆校合作的重要组成，“出馆进校”教育项目蔚然成风，操作形式渐趋丰富。

在当前的馆校合作中，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既是规划师，也是执行者；不但掌握博物馆教育理论，具备博物馆学的分析研究能力，而且要依据受众群体将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已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出馆进校”教育项目，既有讲座、巡展等独立而灵活的教育活动，也有结合馆藏资源设计的主题课程，有机地融入了学校教学。无论“教育活动”还是“主题课程”，博物馆与学校最初都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短期合作，随后一些博物馆进一步与学校达成密切的伙伴关系，由教育部门到校设立系统的长期课程，大多为选修课的形式。如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以下简称故宫宣教部）与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合作，在该校初中部开设“发现故宫”系列选修课，每周一次（两课时），以“主题课程”的方式，带领学生依次了解故宫的历史、建筑、收藏和展览。

而当中最特别的，莫过于直接致力于学校必修课程的建设及执行，自2017年春季学期起至今，故宫宣教部员工面向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以下简称宣师一附小）的六年级学生，每周以班为单位讲授“故宫”综合实践系列课程。课程依托故宫丰富的藏品及历史资源，以知识讲授为主，课时长度及课程容量参考学校日常课程需求，包括“故宫建筑”“青铜器”“陶瓷”三个支系，在一个学期内次第执行。它标志了馆校之间的深层合作，也挑战了博物馆教育者的执行力。时至今日，共计完成超过1000节课程，个中滋味与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提炼。

必修课程和其他“出馆进校”的教育项目一样，看似首要的改变在于教学场所变化带来的“实物性”脱离，而事实上，对当下的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来说，场所的变化并不太构成挑战。近年来，博物馆界开展了大量拓展式教育，在公众教育领域，已经摆脱了对“实物”的依赖——不再主要以实物展品作为核心媒介，而是利用形式多样的、更接近常规形态的教育方法来进行。正因为此，像讲座、主题课程等拓展式教育所惯用的模式，虽然不借助实物，但学生仍感到很新鲜，固然损失了强烈的“现场感”，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依旧能够游刃有余。

除却“实物性”，博物馆教育还具有自主性、非强制性等特征，绝大多数“出馆进校”的教育项目都满足这些特征，系列课程经常采用选修的形式即是体现。然而，涉足学校必修课程时，情况会发生转变。这类课程按班级授课，一堂课40分钟，课程资源统一、课堂形式单调、课程安排高控，这已与学校教育的教育形式别无二致，迫使员工直面挑战。

第一，如何完成必修课程的开发。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或拥有博物馆教育专业背景，或熟练运用其理念指导实践，但与学校教师相比，大都缺乏学校教育或师范专业的系统训练。学校教育常采用客观主义教学观，注重系统性；博物馆教育多鼓励学生主动学习，辅助学生完成知识的自我完善，相对松散、自由。在开发必修课程时，要求员工务必按照学校教育的模式，扮演好学校教师的角色，为学生讲授完整、成体系的知识内容。

第二，如何进行课堂管理。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无法常驻学校，与学生的相处时间有限，不熟悉班级和学生个人情况，无法形成长期积淀的权威，容易引发学生的“欺生”现象，尤其面对小学生时会加剧其好动、注意力分散的问题。此外，“出馆进校”的必修课程没有成绩和升学考试的压力，因此部分同学对课程缺乏重视，课上表现过于散漫，甚至用于完成其他核心科目的作业。

从课程开发的角度说，“出馆进校”必修课程与有着很多非实物展品的信息定位型展览近乎异曲同工，这类展览具有明确的系统性和情节性，所强调的是信息传播，主要陈列方式是“叙述”，而主要的参观方式是“理解”。策展人精熟与展览主题相关的知识，教育部门员工对课程相关知识的掌握也应达到相应程度。在知识储备足够的情况下，根据“接受者”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发展规律，规划课程体系。身为博物馆教育部门的员工，在做好单向讲授知识的基础上，还应尽可能地“施己之长”，突出博物馆教育的特点，使用多种手段，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张弛有度。经由对北京市青少年（以小学生为主）的调查，在博物馆课程的开发中适时适当地加入实验、手工等形式，一方面是对学生身心发展和主动意愿的尊重，一方面也有利于博物馆课程的理念建树及特征巩固。而其后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完成教案设计，保障课堂教学的有效实施。

在课堂管理方面，最初可由学校教师随堂帮助督导。随着经验的积累、对学校讲台的熟悉，来自博物馆的教师会逐渐适应所处的新环境。懂得强化正当的课堂行为，对表现优异的学生进行奖励；灵活应对学生的违纪行为，若决定制止违纪行为，要多施以正向引导。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还有自己独特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课堂管理理论不断交汇融合，课堂管理策略由注重行为控制转向满足学生需要。精心营造的良好课程氛围，富于趣味性、互动性，且流畅、紧凑，降低了师生各自的焦虑感，体现了教师的人格魅力，从根本上支持了课堂的有效管理。这与博物馆教育渴望轻松的氛围、追求与受众平等互动的关系不谋而合。

上文揭示了课程建设的一般原则，其中有关课堂管理的举措具有普适性，不论何种主题的必修课程，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都能直接对其加以运用。但课程开发方面则不然，须进一步结合实际案例，才能得到完整呈现。

就故宫博物院开展的“出馆进校”必修课程而言，“青铜器”系列课程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较多。故择此为代表，给予详细诠释。

青铜器是中国早期文明的结晶，距今年代久远，成年人理解起来尚且不易，何况没有学过历史课程的小学生，他们大都对中国历史感到陌生，对唐代以前的王朝谱系一头雾水。

而且这门课程尚无成例可循，故宫博物院以往所开展与青铜器相关的馆校合作教育项目，主要是利用展馆的空间与文物，引导学生主动发现、探究。其他博物馆的实践也倾向于“主观建构”，经常采用“动手做”的操作模式，同质化现象严重。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相比知识性，更侧重手工及绘画能力的培育和养成。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故宫宣教部负责开发“青铜器”系列课程的员工，拥有考古学硕士学位，具体研究方向即为中国青铜器，具备一定专业研究能力，但理论书籍的章节大多按照“概述（青铜器的起源、工艺、青铜时代等）→种类（食器、酒器、乐器、兵器等）→纹饰和文字→各时期的青铜器→各地的青铜器”的逻辑编写、讲授，知识体系全面严谨，套用于基础教育阶段，会令学生感到信息爆炸，无所适从。因此，课程体系需着力于青铜器相关知识的铺垫、拆解和拣选，打破既往的学术范式，整合出一套适宜小学高年级学生理解的课程体系（表1）。

表1 “青铜器”课程15讲

首先，在课程伊始，务必为学生普及青铜器与青铜时代的基本概念，并重点讲授青铜器风靡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使学生熟悉上古、中古时期的王朝谱系，拉近他们与中国历史的距离，消除陌生感。其次，由极具冲击力和易为人们接受的视觉图像——青铜纹饰——入手，引起学生对青铜器的好奇与喜爱。再次，鉴于食器、酒器、乐器这般功能分类的强大概括性，每一类下都包含了很多种器物，如食器下有鼎、簋、鬲、甗等，哪怕用一整节的时间来讲授也只是走马观花，且过多的信息还会令同学们难以消化，遂采用“以点带面”的方法，不求面面俱到，拣选每类下具有代表性的某种器物，比如食器中的鼎，酒器中的禁，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剑等，竭力在有限的40分钟内把一种器物讲解得生动、透彻。倘若时间允许，再延伸至其同类器——青铜禁上的青铜酒器、青铜钟之外的青铜打击乐器及木质管弦乐器等。而且不通盘讲述青铜器的分区，只对楚系、三星堆等特点鲜明、闻名遐迩的地方青铜器各以一堂课的时间进行介绍。最后，将目光拉回到紫禁城，谈及清代宫廷对青铜器的收藏和仿制，向学生说明青铜器与紫禁城的关系。

第二，优化教学内容，仔细考究每一讲中传递给学生的内容。皮亚杰认为，7至12岁的儿童思维处于具体运算阶段，这一时期儿童的思维运算须有具体的事物协助，只能受限于熟悉的经验和见到的具体情境。因此课程在内容安排上，主要由儿童熟悉的经验和事物展开，循序渐进地引领其学习。例如，“厚重的青铜鼎”一课，先让学生回忆与鼎有关的成语，感受“鼎”字的表达意向，对青铜鼎的外观有初步认知，接着从现今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锅引申到青铜鼎的功能。此外，考虑到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多为十一二岁，他们正在从具体形象思维转向抽象逻辑思维，仍以形象思维为主，只能初步地抽象本质。于是每讲都舍弃了过于抽象和精深的部分——类型学分析及形制演变，而在介绍完一类器物的外观和功能之后，转而讲述传世或出土名器的形态面貌、历史故事，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为优先选择，譬如小臣缶方鼎、宴乐渔猎攻战纹壶、莲鹤方壶等，当然也会拣选其他博物馆收藏的“国之重器”，譬如后（司）母戊鼎、利簋等，希望学生能够从经典器物中体会到同类青铜器的奇妙，兼顾通识性和故宫博物院的特色，使他们萌发对青铜器的兴趣。内容的调整，旨在精简信息，择要讲授，沿着由熟悉到陌生的路径，对青铜器的相关知识“量体裁衣”，使之适合小学高年级学生接受。

第三，融会教学方法。讲授客观知识时，使用生动的语言，增添形容词，用贴合生活的口头语表述专业知识：比如以“三条腿”指代圆鼎的三足，以“耳垂”称呼簋耳下的小珥，以“瘦溜”描绘青铜觚的形制变化。课上随机设置问答环节，欢迎学生踊跃发言和自由提问，平等交流，耐心倾听，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学生的回答或偏离主题的提问。在“锐利的青铜剑”一课，向学生提出“青铜剑更适用于直刺，还是挥砍呢？”学生说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后，教师公布正确答案，对答错的同学不给予批评，以与他讨论的态度，肯定其言语中的闪光点，娓娓道来青铜剑更适用于直刺的原因。亦可应用教具模型和多媒体设备辅助教学，比言语和文字更为直观，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一课，放映5分钟的视频，提炼红铜和浇铸青铜器的基本原理便可了然于心；“厚重的青铜鼎”一课，学生们触摸小臣缶方鼎模型（图1），观察纹饰和铭文的位置，体会方鼎的形状。鉴于学生对博物馆教育课程的期望与传统的学校课程截然不同，且据研究10—12岁儿童集中精力时间约25分钟，因此一味的知识讲授，很难令其满足。青铜器系列课程在紧密联系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开发参与体验活动，如“转印青铜纹饰”、“巧制青铜钟”和“拼合青铜簋”（图2—图5）等。这些活动的理念，一是复习学过的知识，训练学生的信息整合能力；二是通过艺术创作弥补知识上的不足，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图1 小臣缶方鼎模型

图2 “转印青铜纹饰”所用材料

图3 “巧制青铜钟”成品

图4 “拼合青铜簋”所用材料 

图5 下课后同学们分组展示作品 

第四，落实教案设计。兹选取“青铜的纹饰”一讲，对“青铜器”系列课程教案予以详细呈现（表2）。教案内的各项是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理解、细化与延伸。“教学过程”一项虽受篇幅所限，未能得到完整记录，但实为重中之重，反映了课程所要求的严密步骤和时间把控。

表2 “青铜的纹饰”教案

经历了将近四年的磨合，故宫博物院开展的“出馆进校”学校必修课程日臻完善。宣教部曾对学校随堂教师做过专门调查，普遍认为课程的总体难度适中，与小学其他课程存在一定的衔接性，融入小学课程体系，与小学语文、数学，特别是品德与社会、美术、写字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明确联系，并认为学生通过学习更多的历史知识，能够开拓视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明确传承文化的责任，增强个人的民族荣誉感。此外，宣师一附小师生也受邀参加了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教育成果总结会，表达出积极的合作态度。

借由宏观与微观的课程建设，不难看出故宫博物院的教育部门正在试图消弭主观建构同客观讲授的分野。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具有排他性，博物馆应有能力灵活运用，在教育实践中使它们和谐共融，发展出高质量的系统性教育课程。随着馆校间合作的日益加深，博物馆终将走出舒适圈，认识到原有教育项目的局限性，开创新的模式。面对新形势，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必须迎难而上。在保证博物馆教育专业性基础上，厘清学校教育的方法与规律，并对讲授的知识本体有全面且深入的理解，甚至可以从事相关学术研究，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该项课程虽为之后相关课程的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本，但这绝不是终点。尽管“出馆进校”的教育项目已有多种操作模式，能够满足学校的不同需求，可若仅依靠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的力量，辐射的范围终究只能局限在少数学校。因此博物馆一直以来都在想办法走入尽可能多的学校，启迪尽可能多的学生。较之线上教育和短期的教育项目，“出馆进校”的系列课程持续周期更长、系统性更强，知识量更大，难于掌握，亟须完备的配套教材，应当使学校教师、第三方机构中的博物馆教育从业者知晓其体系、内容、方法，以便独立设计教案、开展课程，提升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可操作性，真正使博物馆教育部门的“出馆进校”不再囿于“点对点”的服务，而是“由点到面”地传播文化。从这个角度上讲，博物馆教育部门员工只有真正介入学校必修课程，才能迅速地熟悉学校教育，最直接地获得广大学生的反馈，为学校教材的编撰做好万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