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物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将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有机结合,实现文化传承与文物保护的双赢,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会地带,是研究地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交融的理想场所。据《大同市文化遗产保护报告》显示,大同市现有4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大同市还拥有众多的市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例如,府文庙大成殿、法华白塔、北小城首善医院旧址以及圣母圣心堂等多处历史建筑已被确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本文选取大同作为研究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结合策略的实证对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的理论基础
1.1 地域文化的概念与特性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且多维的概念,它涵盖了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经过长时间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景观、历史遗存等有形的文化载体,而且包含民俗风情、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无形的精神传承。
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鲜明地体现了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以及人文历史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这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性。同时,地域文化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源自文化的历史惯性,使得地域文化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保持其独特的风格和内涵。
1.2 文物保护的原则与方法
文物保护是对珍贵历史与文化资产进行细致维护与传承的关键,它涉及一系列明确的原则和多元化的实施方法。
文物保护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护其原真性,即确保文物在物理形态、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上的真实、完整与未经篡改。这一原则强调了对文物原始状态的尊重与保护,避免任何形式的伪造或不当修改。同时,全面保护原则要求不仅关注文物本身,还需重视其相关的环境、历史脉络及文化内涵,从而构建一个多维度的保护体系。为实现文物与现代社会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原则鼓励在保护过程中寻求文物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点。而公众参与原则则倡导广泛的社会参与,提升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与行动力。
在实施文物保护时,多种方法相辅相成。法律手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文物保护法规,对破坏行为进行惩处。科学手段则运用先进的科技工具,如数字化保存、无损检测等,为文物保护注入科技力量。教育手段致力于提升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宣传等途径普及文物知识。经济手段则通过资金扶持、社会资本引导以及文化产业开发等方式,为文物保护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持,并促进文物的合理利用与经济效益最大化。
1.3 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的内在联系
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之间存在着紧密而深刻的内在联系。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不仅承载着特定地域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信息,更是地域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具体表现。它们是地域文化的物化形式,是能够触摸和感知的历史与文化。而地域文化,则是文物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为文物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环境。保护文物,实际上就是在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地域文化遗产,维护地域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在文物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文物的物质形态和历史信息的保护,更要重视其背后蕴含的地域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传承和发展。这是因为文物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它们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因此,文物保护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地域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保护和传承。
2 大同地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交融现象分析
2.1 大同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大同,山西省的一个重要城市,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点。大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文化碰撞使其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例如,云冈石窟是大同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雕刻艺术既展现了中原文化的细腻,又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粗犷风格(图1)。大同地域文化的形成还受到了不同民族的影响。北魏时期,鲜卑族拓跋氏在此建都,他们的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平城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大同地区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民间艺术等多个方面。
2.2 游牧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影响
游牧民族文化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在大同地区,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都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例如,匈奴人的马背文化和鲜卑人的骑射技艺都对大同地区的军事和交通产生了重要影响。游牧民族的文化还体现在他们的艺术、音乐、舞蹈等方面。例如,突厥人的舞蹈热情奔放,契丹人的音乐高亢激昂,这些艺术形式都为大同地区的民间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2.3 大同地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交融表现
在建筑风格上,大同地区的华严寺、善化寺等古建筑既有中原地区的传统特色,又融入了游牧民族的建筑风格。这些古建筑的屋顶采用重檐歇山顶,檐下斗拱硕大,显示出游牧民族的粗犷豪放;而殿内佛像造型生动,壁画色彩艳丽,则体现了中原农耕文明的精细工艺和审美追求。在饮食习惯上,大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既有农耕民族的精细制作,又有游牧民族的粗犷豪放。例如,大同的刀削面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鲜美的味道而著称,这种面食既体现了农耕民族的精细烹饪技艺,又融入了游牧民族对面食的热爱和粗犷的饮食风格。在民间艺术上,大同地区的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既体现了中原农耕文明的审美追求,又吸收了游牧民族的艺术元素。例如,大同的剪纸作品既有中原地区的细腻刻画和寓意深刻的图案设计,又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粗犷线条和生动的动物形象。这些民间艺术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成为展示大同地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
3 实施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结合策略的实践探索与案例分析
脍炙人口的汉乐府《木兰诗》中有一名句:“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这里的“明堂”是花木兰拜见天子孝文帝的地方,即平城区北魏明堂遗址。位于大同平城区的北魏明堂遗址公园,是重要的北魏文化遗存,是少数民族政权和华夏多民族融合的产物,也是北魏平城时代盛世气象的标志。北魏明堂遗址是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结合策略的典型案例。
3.1 科学进行发掘,面向公众展示
北魏平城明堂作为唯一由少数民族政权建造的明堂,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明堂中占据一席之地。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平城,此后的百年间,这里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然而,北魏末年平城在战火中被毁,明堂也随之化为灰烬。幸运的是,1995年,大同市的文物工作者在此地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经过三轮的科学钻探和发掘工作(分别在1995年、1996年和2015年进行),遗址的布局、功能和覆盖范围得以揭示。为了保护这一重要的历史遗产,2008年,明堂遗址被列入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复兴工程。经过数年的精心规划和建设,2017年1月,北魏明堂遗址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且门票免费,使得公众有机会亲近历史,深入了解这段民族融合的辉煌历程。
3.2 重塑历史遗址,传承地域文化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公园如今依旧散发着昔日鼎盛的气息。据历史资料推测,原明堂规模之大相当于现存北京天坛的3倍,而目前仅发掘了1/4,即便如此,其展现的宏伟已令人震撼。遗址的核心是高达27米的明堂,独特的上圆下方结构,琉璃瓦覆盖的穹宇重檐,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上层灵台用于天文观测,下层则分为九室,布局精巧,各有特色。周围环绕的水域称为“辟雍”,寓意着王道教化的圆满不绝。水渠外是围墙,四门均为二层阁楼式建筑,凸显出古朴庄重的北魏风格。这片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展现。
3.3 体现多元文化的汇聚和融合
北魏平城明堂内设立的北朝艺术博物馆,作为大同市博物馆的分馆,以其独特性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专注于北朝文物的博物馆(图2)。北朝艺术博物馆馆内以“北朝风韵”为主题的展览,通过7个单元的分类展示,呈现了石雕、陶塑、青铜、陶瓷、碑铭和绘画等1100多件(套)的精品文物。这些文物不仅全面地还原了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更彰显了北朝艺术的繁荣时期。这一展览的举办,成功体现了北魏平城作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该展览还荣获了2022年度国家文物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推介项目,进一步凸显了其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
4 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的结合策略探讨
4.1 制定针对性强的文物保护政策与法规
针对大同地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的游牧民族文化,制定文物保护政策与法规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法规和政策不仅要对文物的保护、管理、研究、利用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还要充分考虑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游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例如,针对游牧民族文化遗产的流动性和活态性,可以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和传承机制,确保其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得到有效保存。在制定文物保护政策与法规的过程中,应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要加大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力度,确保各项政策和法规得到有效执行。对于违反文物保护法规的行为,应依法严肃处理,形成有效的威慑力。此外,为了提高文物保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还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4.2 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
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在文物保护过程中,应注重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大同地域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举办文物展览、开展学术研究、推出文化产品等多种方式,让文物“活”起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打造沉浸式的文物体验空间,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在挖掘文物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的过程中,还应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既要尊重历史、保护原貌,又要注重创新、与时俱进,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4.3 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工作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
同时,应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企业可以通过投资、赞助等方式支持文物保护项目;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志愿者参与文物保护活动;个人则可以通过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为文物保护事业贡献力量。
为了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可以建立激励机制和合作平台。例如,设立文物保护基金会或专项基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建立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和服务体系,鼓励更多人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借助专业力量提升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5 结论
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地区独特的精神标识。本文针对大同地区的地域文化和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通过实践探索和案例分析,提出了制定针对性强的文物保护政策与法规、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以及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等结合策略。希望本文能够为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的结合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